更新时间:2008-12-06

梅兰芳:有关梅大师一生的三个“政治正确”（学院派，未完成）

“为尊者讳”一向是中国人拍摄人物传记片的最低标准和最高纲领，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正是《霸王别姬》与《梅兰芳》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同于程蝶衣这个在历史缝隙中徘徊低唱，破碎斑斓的鬼魂，梅兰芳始终被塑造为一个质感纯正且硬朗的，堂堂正正“大写的人”。150分钟的胶片，连同那些隐藏在银幕背后种种史料，人物传记，创作访谈，花边新闻，似乎在彼此互文地讲述着一个“由神到人”的迷人故事，但更多所呈现出来的，是我们以当下的眼光与视角，从历史，艺术，道德，社会，文化碎片中，将一个介于“历史想象”和“艺术真实”之间的完满无暇的形象，共同指认出来的过程。
对我个人而言，影片中最有趣的部分在于，三段式的故事结构，异常集中而清晰地将梅大师的一生表述为三个“政治正确”，并且恰好可以用文化研究的三个焦点话题来命名：“阶级”，“性别”，“种族”（虽然这种命名多少带有某些戏谑和牵强的成分）。
在以下论述中，不可避免地会多处涉及到所谓“历史真实”和“银幕故事”间的改写与误读，但这种比较并非出自考据派寻经据典的较真或消遣，而更多是为了展现，当我们站在某种立场去讲述一个发生在并不久远的过去的故事时，那些材料和意义是如何被拼贴缝合，被重新描画和建构，并使之符合我们当下的主流的审美情趣。正如影评人最爱引述的那句米歇尔·福柯的话所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

全片刚开始的序幕，那封来自梅宛华大伯的信中，我们已然看到全片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改写：一个被赋予多重意义的，有关“纸枷锁”的隐喻，并为梅兰芳一生故事的讲述定下了某种基调——一个始终活在束缚中的，并不自由的人。然而影片所着重表现的，却并非主人公对这份束缚，这份不自由的抗争或者突破藩篱的向往，而是在一次又一次重大戏剧转折关头，那些重重束缚缠绕下所做出的“心灵的选择”是如何具有分量，如何像“戴着锁链的舞蹈”一般，混合着苦涩与甜蜜，危险与平衡，从而呈现出异样的华彩光芒。而姑父的信中不同片段字句也每每在这些紧要关头反复插入，宛如来自另一个时空的超凡神启，将主人公向着选择的正方或负方一次又一次推进，为其最终“政治正确”的达成，提供某种先验式的指点和明证。

在第一段故事中，“纸枷锁”展现出最为直白浅陋的第一层隐喻：来自封建旧势力的束缚甚或压迫。青年梅宛华与十三燕之间的对抗被集中描述为“新”与“旧”的冲突。姑且不论十三燕的原型谭鑫培，在艺术风格与为人上与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有诸多出入，青年梅宛华在这一对抗中展现出来的，是他的“新”，“新戏”，“新思想”，“新变革”，以及邱如白，冯子光等“新派”的支持者，仅仅从自“五四”以来持续绵延在中国人思维模式中的某种意识形态，我们也能轻易做出判断，“新”代表进步和希望，代表与旧时代的污浊糟粕彻底决断的一尘不染，代表“子一代”向“父一代”执着艰难的挑战以及挑战中必然伴随的切肤之痛，也毋庸置疑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必然来临。
我们姑且不再去细细考察，这一段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故事讲述，是如何小心翼翼而又顺理成章地抹平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纵横断裂的历史脉络中，诸多横生的枝节与阴霾的缝隙，仅看该段文本中几处重要的改写和虚构，是如何顺应着观众的历史认知与想象铺展而来的：
第一，梅宛华那位历史上真有其人的大伯，虽确实为清内廷供奉，却一直活到梅兰芳成名后才逝去，影片中所描述的，因西太后寿辰中以家中出殡而未穿红，死于宫中太监们的惩罚情节，是一段精妙的艺术虚构，更是天然地将影片主人公梅宛华置于某种特殊的阶级地位上：虽出生于旧时代，享受过来自末代皇权残留下来的微末荣耀与荫庇，但更多是作为那一时代和那一特权阶级压迫下的受害者，从而被赋予了抵抗与决裂的“反骨”。
第二，青年梅宛华被拉去陪酒，拒绝坐某位二爷的大腿，乃至对自己表兄甩出一记干脆利落的耳光（依旧不论梅兰芳本人确实出身于“相公堂子”这一被“梅党”和官方记载极力抹杀的事实）。与程蝶衣迷乱徘徊中多次委身于袁四爷这一恰好可比照的版本相比，梅宛华决然的姿态无疑是某种立场和原则的正式宣告，而他匆匆离去后赶着要参加的，正是新派人物邱如白的演讲。从“旧”的泥潭中抽身而出，投入“新”的世界，这一设置令梅宛华的抉择在最大程度淡化了性别混淆的迷乱影调，而铺陈以鲜明浓厚的阶级色彩。
第三，历史上的“梅党”，成员众多，身份各异，影片中单挑出邱如白，冯子光重点塑造，自是为了叙事策略上的清晰与人物冲突的营造，然则两人的身份地位的选择又有其意味深长之处。这其中，邱如白与梅宛华最初的相识相知，是如此相似于我们所熟知的某些来自革命爱情题材的文本——出身封建大家庭，留洋追求进步思想的大少爷，是如何突破重重阻拦，与出身卑微却又不甘于这份卑微的“戏子”，发展出一段超越阶级的情谊，并最终将这份志同道合的情谊，统一于某一更新，更进步的阶级理想中去。二人结拜时，邱如白所讲述的那一段有关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或许多少有些生硬地为二人情谊的主题定下一个有关伟大理想的形而上的基调，在这基调之外，有关同性相恋的混淆又一次被排除了。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观众眼中，同性之爱更多呈现为一种旧时代的污浊残留，因而必须从梅兰芳这样德艺双馨的人物形象上被尽力拂拭而去，“免成白圭之玷”。也正因为此，影片中梅兰芳那句掷地有声，可被看做“戏眼”的关键台词（在台上我是一个女人，台下我可是一个男人），显得格外振聋发聩而又意味悠长。“男人”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天生蕴含了阶级，性别，种族的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也与电影中三个“政治正确”环环相扣（关于这一点，后文将继续论述）。
第四，梅宛华与十三燕打对台一节，无疑是新旧阶级，而非仅仅两种艺术风格的较量。于十三燕一边，黄马褂，老式家具，老派规矩，与地痞流氓勾结，种种要素，共同勾勒出一位复杂多面的封建家长形象。于宛华一边，新戏之“新”，之“进步”，通过研究欧洲戏剧的邱如白的提点，甚至通过“北大清华的学生”这样明显的暗示，打上不言自明的阶级烙印。宛华与十三燕在“镜屋”中告别的一场戏，声，光，影，音，无不透露出某种来自古希腊戏剧中“弑父”情节的，浓重哀婉的悲剧色彩，可谓全片最华彩的一幕，在那之后，陡然插入的竟是一场色调红艳的婚礼场面，这无疑又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影像叙事，跳过“父一代”葬礼的白而来到“子一代”婚礼的红色中，我们安然地擦干泪水，接受“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既成事实，而将埋葬旧时代时的惨淡记忆彻底隐藏在一片锣鼓喧天的礼乐声中。

土鳖康特牛的……（字数爆棚中，写不完了怎么办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