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7-29

切腹:活在切腹构造中的日本人

【有趣的切腹问答】

切腹，日本语也叫“ハラキリ”。切腹能成为一种文化吗？很多人都持有疑问。因为如果切腹能成为文化，就像砍头也能成为一种文化一样，怎么听都觉得刺耳，怎么说都觉得残酷。但是，在日本，切腹确实成了一种文化。不但成了一种文化，而且这种文化还在青少年当中普及。如前两年曾在电视里看到，为了向青少年介绍传统文化，向他们作切腹的讲解。一位身着柔道白色服的少年，跪坐在榻榻米上，手持木刀，模仿切腹的动作。身旁高手指导他第一刀如何刺下，第二刀如何横过来等。看了令人愕然。深作光贞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论》（三一书房，1978年）中，开篇第一章就是论述切腹在日本文化中所占据的位置。他显然是将切腹作为文化来论述了。

但这也是外国人怎样都无法理解无法看懂的一种文化。比如日本人总是向外国人这样解释切腹：在日本，切腹有二种。一种为自己要的切腹；一种为刑法的切腹。对重视名誉、忠诚、尚武的武士们来说，被捕是种耻辱，被他人杀死是种屈辱。干干净净地切开自己的肚子死去，这叫“切腹”。

外国人不懂。于是问道：为什么不割喉不刺胸？为什么一定要切腹呢？

于是回答：这是武士的习惯。

外国人还是不懂。再问：文明化的现代日本人，不认为切腹是一种野蛮的风习吗？

日本人答：倒不是野蛮，只能说是与现代文明相异质的一个世界。

外国人再问：你支持切腹吗？

日本人答：我不切腹。

日本人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因为对日本人来说，切腹不是一个理论的、解说的世界，而是一个感知的世界，一个心领神会的世界。也就是说是个思考难以成立的世界。

再比喻，切腹的时候，需要有站在身边的介错人砍下切腹者的首级。但是外国人会举日本代表性的歌舞伎《忠臣藏》例子说事，并这样问道：

不错，这是有名的江户元禄事件。但歌舞伎中的切腹者浅野内匠头的首级，并没有被砍下。这是为什么？

日本人会这样回答：实际上是斩了，但是因为是歌舞伎，所以没有斩。

外国人不服气，会追问：但在其他的歌舞伎中，切腹者被斩首的很多。为什么单单内匠头是个特殊？

日本人答：是为了让主君死的美好形象传递给观众。

外国人再追问：这不是违反了切腹的规则了吗？

这回，日本人无语。这个无语既包含了不知如何回答，更是包含了这个问题论理不清的含义。

（（资料图：日本切腹仪式表演）

【最初的切腹者成了女神】

在日本，最初的切腹者是谁？起源很古老。但是在712年完成的《古事记》里，并没有切腹的记载。《古事记》尽管写了各种各样的神，但就是没有写切腹神。这倒是可以问个为什么的。可惜没有日本人问。学者们也忽视了。

倒是在715年前后成立的《播磨国风土记》中倒留有切腹的记载。但切腹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是一位居住在花浪山的女人。这位女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与丈夫分离了，记载中说她自己为了追寻丈夫来到这里，顿生愤怒与怨恨。便持刀劈腹，再身投湖沼。这块湖沼日后就称之为“腹劈沼”。这个沼塘的鲫鱼至今没有五脏，这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恐怕这就是传说物语的力量了。

这里，为什么要追寻丈夫？追寻丈夫为什么又顿生愤怒与怨恨？《风土记·贺毛郡》语焉不详，读者唯一能明白的是这位女人死得程序是先切腹再投湖沼。问题也在这里。为什么不直接投水而死呢？为什么在投水之前先要切腹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与近现代日本人切腹一样，为什么介错人不直接斩首呢？为什么要在斩首之前先切腹呢？

从文本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风土记》的切腹传说，至少包含了二个有意味的形式：

一个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切腹，表明日本人看中肚腹。日本的文明体质属于农耕文化，打出“丰饶大地”形象的是女性。日本的太阳神也是女性，而女性的肚腹比男性有更多的价值体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女腹能孕育生命，诞生生命。照日本人的说法就是“玉所”所在之地。

传说中的女性将自己最有价值的肚腹切开，并给人看，是报复丈夫的最有力的手段（这里的一个设想前提是，这位丈夫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为了报复你，我就死给你看，而且用最痛苦的方法死。这赋予了切腹所具有的最初美学意义：悲壮与震撼。这种悲壮而震撼的寻死方式可能为后来的日本人提供了某种暗示——完成美学意义上的切腹。

一个是切腹以后的成神。这位切腹的女性最后成了“淡海神”。也就是说不问身份，不分善恶，也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只要是切腹就成神。有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日本人则讲剖腹开肚，立地成神。这也给后来的武士们一个启示：切腹是表面的死，实质的生。死与再生的循环进入了切腹的构造中。

一个是肚腹代表神圣，一个是切腹能成神。这二点将日本的切腹文化给支撑住了。有人对在日本流行很广的《太平记》一书做过统计：在2640名自杀而死的武士中，以切腹方式自尽的就有2159人。《太平记》一书还生动地描述了1333年六波罗武士们得知佐佐木时信降敌的消息后，北条仲时就说“痛痛快快地切腹吧”。结果432人绝望地在一向堂集体切腹。“血浸其身，恰如黄河之流；尸骸塞庭，不异屠所之肉。”《太平记》如此描写当时的凄惨情景。

书中还罗列了切腹者的姓名，其中包括在船上山被后醍醐军击败而逃亡海上的隐岐前司佐佐木清高。六波罗军集体切腹所在的一向堂，现在是莲华寺。据传是圣德太子开创的，也称“法隆寺”。当时的住职同阿上人，在里庭为432名六波罗兵将逐一修墓。现在这些大小不一长满青苔的石塔，还默默地矗立在原地，向前来参拜的人们述说着六波罗落花的故事。同阿上人还为死者作了一本名册《陆波罗南北过去帐》，记载了189人的名字（有些人没有留下姓名）。

【西方人的胸，日本人的腹】

《旧约圣书》里是如何将人类最初的女性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读者或许并不陌生。毫无疑问，神最初创造的是亚当。但是神又认为：只有一个人是孤独的。为了一个孤独者，再造一个助手给他。于是神就让亚当睡觉，而且要深睡。在他睡觉的时候，取下他的一根肋骨。神就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这根肋骨权当胸部的骨头。

神话产生于人类的深层经验。用胸部的骨头制造另一半，而不是用身体的其他部位，这是个看点。如果希伯来人对诞生女性的思考是从腹部感觉的话，神就不会取胸骨而是取腹部的一块肉创造夏娃。犹太，基督教文化圈的人，联想起浪漫的事情总是与胸相连。对恋爱的思念，文字上的表现就是对心的思念。西方人在胸口画十字而不在腹部画十字。据统计，《圣经》里采用“心”的文字是800次。而腹部只用了一次。表明在西方人的眼里，心才是人格和人性的宿营地。

从人体的生理构造来看，腹就是从胸的横膈膜到腰部的这块地带。有肚脐的这边是腹，没有肚脐的那边是背。所谓腹就是指处于中央部，宽广且没有任何东西的空间。这在陆地上是平原，在海里是海原。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的天气叫晴天，“晴”的日语发音为“ハレ”，与“腹”的发音“ハラ”为同根；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凸突，叫做孕育，日语叫“ハラム”（孕む）；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盘宿婴孩，叫做胎，日语叫“ハラ”；冬天什么也没有的树木，其实正孕育着春天的生命，日语叫“ハル”（張る）。这样来看，所谓“腹”就是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孕育着什么。

这里，令人费解之处在于，日本人为什么要切腹而不是割腕或刎颈自杀呢？原来，日本人是一个特别重视肚子的民族。对日本人而言，全人格的中心既不在头部也不在胸部，而是在腹部，腹部集思虑、情感、勇气和意志于一处。所以日本人是借着肚子与他人沟通，表情和语言上的沟通一直不太受到重视。这种难以言喻的功夫，日本人称之为“腹艺”。因此，在日语中与腹部有关的词语也特别丰富。如“腹を割って話す”（推心置腹），“腹が見えすく”（看穿心计），“あの人の腹がどうもわからない”（他的心思很难摸透）等。这里与心有关的都称之为腹。

在日本你要称赞一个男子身材好，最好说他小腹微凸，颇具威严。大腹便便，这个在当今减肥的时代绝对是个贬义词，但在日本，这个词就是对男人人格的一种肯首。从这一意义上说，要表现自己的忠信、勇敢和意志，剖开腹部也就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了。南部藩出身的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一书中就是这样写道：“打开腹部的灵魂之窗，是红是黑，请君自公断。”1739年成立的冈山藩士汤浅常山的《常山纪谈》中，有一段德川家康与家臣成濑正成的有趣的对话。说丰臣秀吉在大坂集合军马的时候，有一个人骑在带有红鞍的黑马上。秀吉问：这是谁？家康答道：德川家的士成濑小吉。秀吉再问：俸禄多少？家康答：二千石。秀吉：呵。如果奉公于我的话，给五万石。之后，家康招来成濑说明事由。

并问：想奉公于秀吉吗？

成濑马上大叫：这不很无情的事情吗？

家康不动声色的说：不。不是这样。奉公于秀吉的话，会对你有好处，他说了。

于是，成濑留下了眼泪。说：不肖的我，拿着你的俸禄，但却有人要我抛弃主君，我还不知道。真愚蠢。我赶紧自害亮明心意。

书中没有写自害的方法。但是在江户时代，武士的自害就是切腹。这个小插曲就表明：为了向主君表明自己的真心，切腹给你看。这是个什么观念呢？主君并没有下令要处罚要切腹，而是主体的我为了证明自己的清洁要求切腹。

这就是日本人理解的腹。这样看来，日本人的腹就是西方人的心；西方人的心就是日本人的腹。

【切腹何以变得可能？】

切腹死其实是一种很痛苦的死。因为它不能马上能致死。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偏偏选中切腹来了断自己呢？也就是说切腹是何以变得可能的？

从本质上说，切腹不能算作单纯的自杀。能够活下去的话还是要活下去，但是又想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在死去的同时，或者说代替死这个事实的，是不是某种的生？是不是对某种生的期盼，才选择了切腹死？在日本人眼里，所谓农耕信仰就是生死同时祭祀的一种信仰，那么切腹是否也与农耕信仰有关？

从日本的切腹历史来看，切腹者对自己的主君在意思难以疏通，自己的真心不被认可的情况下的切腹，就有一种即便是我的肉体已经死了，但是我的真心通过切腹的行为想表示出来的意思，让你们知道，并想得到评价就是当时切腹者的内心期盼。

在形势恶化的战场上，或在即将陷落的城堡上的切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战场上我是失败了，但是从自己的精神意志来说一点也不想投降。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我已经不能在敌人面前表现出英勇壮举了，但在投降敌人之前用切腹的方法，表示自己的英勇壮举，并以此得到后人的夸示。表明肉体死了，但精神不死。

在切腹中有一种跟随主君殉死的切腹。它可分为三种形式：先于主君死的切腹，叫“先腹”；同时与主君死的切腹叫“供腹”；主君死后的切腹叫“追腹”。这种切腹也是一种强调自己与主君关系的切腹。在日本的武士时代，生活的全部都是来自于主君的恩赐。如果自己跟随主君切腹的话，自己的后代就能继续存活下去，继续领取俸禄，这样计算的切腹者不能说没有，这也叫“商腹”。这是切腹者对现世的一个恳望。用自己的死，换取后代的生；用后代的生，在观念上延续自己的生。

而因为职务上的责任，世间的义理等原因的切腹，则是有一种想恢复失去的名誉和面子等愿望。这里的名誉和面子，实际上就是生的延长线。

与这种死就是生的切腹相比较，在日本还有一种相当例外的切腹，叫做“詰腹”（ツメバラ）。所谓“詰腹”就是本人没有一点想死去的意愿，也没有一点想死去的准备，但是周围的人硬是要他切腹。或者，硬性将短刀塞在他的手中，让他插进自己的腹部，强制他担当责任，这也就是说这种切腹是强迫性、高压性的。这种死，不带来任何的为了自己的生的含义。而且随着自己的死去，家族和后代也因为家主是被强制切腹的而失去任何的体面和信用。

不管怎么说，所谓的切腹就是切腹者还有充分继续生存的体力，因而想继续活下去，但是发生了必须死的事情，因而切腹死去。所以与生老病死相比较，切腹而死留给这个世界的依恋是巨大的。因为自己的切腹给留下的生者带来了价值，这个价值也可理解为一种“遗志”，而遗志则属于精神性的，这个精神性的东西则是要让活下来的人来实现的。

从这样的逻辑推论来看，切腹者就是不死鸟。切腹者用自己的手，将腹部切开，也就是用自己的手将自己的精神、意志、真心、感情、勇气等释放出来。而且不让他人的手沾上血沾上污秽来解决问题的同时，自己释放出的精神、意志、真心、感情、勇气等。在自己死后有活着的人将其整理，并作为一种导向和激励，让活着的人沿着自己的遗志前进。自己成了神不说，活着的人也为此借光不少。

就这样，切腹这个血腥的个人行为，在其他民族和地区不可能发生，或不能持续发生的物语，在日本不仅变得可能，而且还显露出了一种精巧的构造，里面塞进了精神与文化。

【死的作法：东国切腹，西国跳水】

《平家物语》一个最大的可看性，就是非常清晰地为日本人描绘了二种死的作法。

武士的死有二种：切腹和投水。而从源氏和平家来看，源氏的武士是切腹，平家的武士是投水。源氏的根在东国，东国武士死的觉悟（往生）是切腹。平家的根在西国。他们不认可切腹这一死的作法。在坛浦合战中败北的平家一门，最后跳海，选定了水死的作法。

切腹的典型作法的表现者是源赖政，他向平清盛反旗挑战，最终寡不敌众，在宇治川河畔迎来了人生的最后时期。1180年，这位77岁的老人，被平家抓获，拒绝砍头，选择了切腹。唱了辞世歌：就像一棵枯树/我们无法从它那儿摘来鲜花/我的生命多么悲怆/注定此生无果而终。然后面向西方念佛，表明身后想往生于西方净土。再用短刀刺进皱巴巴的腹部。家来介错砍了首级。这是相当规范的武士死的作法。从这以后的近800年，日本人接受并继承了这一规范的切腹作法：切腹与美的结合，菊与刀或樱与剑。

东国为何是切腹的？民俗学家千叶德尔在《作战的原像》（平凡社，1991年）和《日本人为什么切腹》（东京堂出版，1994年）中，注意到了东国文化中所能看到的吊唁仪礼习俗。从这些习俗中发现，东国文化带有狩猎民文化的性格，而且色彩很浓。

东国人从动物的生态中学到了很多。狩猎民日常的工作就是解体动物，如何将动物作最大限度的利用？就对解体技术提出了要求。如解牛，就有一种切割容易，出血不多的解体法。东国武士的切腹就是从这里受到启发。切腹有多种方法。但武士在切腹的时候，特地选择了疼痛最为厉害的一种方法：就是刺进去的短刀，再横过来一字切。用加剧疼痛的方法表明自己是清白的。

那么平家武士们投水的起源又在哪里？这或许与平家从水上崛起有关，但更有本质联系的是与公家化的西国武士们，具有死的美意识有关。

奈良法隆寺里的玉虫厨子（佛龛）的装饰画，一般也叫“舍身饲虎”，出典于《金光明最胜王经》。画面用释尊的前生谭三场面来构成，站立在岩石上的萨捶太子（释尊的前世）；之后是落下时太子的身姿；最下段是被老虎吃掉之际的太子身姿。为了饥饿之虎和七匹子虎，我投身下去。在投身的时候，要投在老虎最容易找到最容易吃到的地方。

这里诞生了投身往生的主题。头朝下跳下去的瞬间很是美丽，具有王朝人的美意识。平家武士们投身大海，与玉虫厨子的萨捶太子投身图像相重叠。按照宗教哲学家山折哲雄在《往生的极意》（太田出版，2011年）中的说法，这是理想的重叠，净土往生的重叠。

这样来看，在日本东西武士直面死的态度是不同的，切腹可以从绳文文化那里找渊源。以狩猎采集为特征的绳文文化，使得对切剖生体感兴趣；投水可以从弥生文化那里找渊源。以稻作为特征的弥生文化，使得对流水有感觉。两种死的作法显然是异质的。

【《忠臣藏》究竟想说什么？】

论述日本人的切腹，不能不提的是日本人至今还津津乐道并被浓缩成历史经典和人生教义、并改变成歌舞伎出演了几百年的《忠臣藏》——说的是发生在1702年前后47名义士集体切腹自杀的真人真事，史称“赤穗复仇事件”。

当时有赤穗藩（现属兵库县）领主叫浅野内匠头，奉幕府之命担任接待上司的差使。担任这差使的人，须向幕府高官吉良上野请示有关接待细节。而浅野为人耿直，请示时竟只送薄礼，于是吉良不悦并处处与他为难，还当众羞辱他。浅野实在忍无可忍，欲拔剑杀了他。但为周围同僚所阻，只在吉良的额上划了一道伤痕。事发之后，幕府以浅野在殿上行凶为名，勒令其切腹自杀，浅野不得不遵命。他死后，其手下的三百多名武士便成了浪人。浅野有一位忠实的家臣叫大石，决心为主子雪耻。

他从浪人中挑选47名对主子最忠诚者，以血为誓。他们整日佯装成酒鬼，以慢敌心。但吉良方面亦虑及赤穗浪士可能前来报复，所以也日夜防范，不得有慢。但还是在一个大雪之夜（1701年12月14日），浪人们潜入吉良野的府宅杀了他，并把他的头颅和染过血的刀供奉在浅野的墓前。47义士杀死吉良为主报仇，虽符合忠义之道，但终为幕府所不容，遂令47人一律切腹自杀以赐体面一死。47义士也不抗争、不逃逸，集体来到浅野的墓地，归顺地遵令切开各自的腹部。

冷静地想想，这是何等地浪费生命的事啊！这是何等地不明之举啊！但多少年来，日本人一直喜爱这个故事，尊崇这47义士。这又暗含了多少心绪于其中呢？

在日本人看来，47义士切腹之死固然有其为忠诚、为责任、为义气豪迈去死的一面，但是不是还有一种美，一种仪式，一种装饰和生的完成、死的化妆呢？既然47义士能轰轰烈烈地不怕死地去报仇，那当然也能轰轰烈烈地不怕死地去死。生命之美不但在其生，更在乎其像樱花般的轰轰烈烈地凋零。这是不是就是《忠臣藏》故事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所在呢？要不然在多少年前的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里，为什么还收录了这则故事呢？要不然日本人调动一切艺术样式来表现这一历史事件呢?要不然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来到泉岳寺墓地，人们留下来的名片，致使墓地周围一片雪白呢？要不然，日本人还在12月14日这天模仿47义士的最后晚餐，一家团聚在一起吃荞麦面呢？这仅仅是宣扬愚忠宣扬复仇叫人们舍弃青春，践踏生命去死吗？显然又不是。看来，日本人还是想在国民中宣扬和渗透这么一种生死观：人，都可以美丽地去死。生的美学是在对死的美学领悟之后。应该说，这对后世的日本人的生死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日本人的切腹自杀所要表明的就是：人除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死亡之外，除了乱箭射死乱枪打死或突发天灾人祸的非正常死亡之外，还有这么一种样式化和艺术化的壮绝死。通常，切腹的场所，或在花前，或在树下，或在河边，远眺群山，近拥庭院，寂静肃穆。而切腹者一般身束全身雪白的死装，解下束发正襟危座，敞开腹部。在切腹之前，当事人都要写一些“辞世之句”，可以是和歌，可以是俳句，以表临死之际也不乱寸心，更不乱情性人格。如上面所述的浅野内匠头，在切腹之前就写下了优雅的诗句：风吹落了盛开的樱花/但自然之美依旧存在。然后举刀切腹。介错人再飞刀砍进头颅，顿时血涌如潮，命归黄泉。优雅与残酷，在这一瞬间所显现出的如此强烈的反差之美，足给人以震撼之力和永志不忘性。

（“赤穗义士祭”真实再现了当年赤穗浪士的情形。）

【从切腹中繁衍出两种文化内涵】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如同乌江自刎的项羽，如同投身汨罗江的屈原，英雄的自杀行为常常是壮烈的、悲怆的、美丽的、也是令人怀念的。切腹自从有了这样美丽的效应以后，日本的政治家就巧妙地利用它并将其政治化，将其作为上司对下属惩罚的“刑罚”，倒也堪称大和民族“智慧”的一绝。这一做法开创于德川幕府时代。

老奸巨滑的德川家康等人，大概觉得如此受人崇敬的切腹仪式，用来叫有荣誉感的武士去死，是最有效而抗拒最小的方法。因为名誉的最高形式就是切腹。因此切腹也是属于有面子之死。上司能给你体面的死（赐死），作为下属的还能说什么呢？哪怕心里不服，但基于上司还能给面子，便也毅然绝然了。

如“赤穗复仇事件”中的47义士就有被上司的权谋暗算的嫌疑。如果不让47义士自杀而是用行刑队加以杀害，其结局将会如何？47义士是否会乖乖受命？是否会拼死一搏？而如今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死，尊严的死，照样也能起到处罚的作用，何不为之呢？幕府官僚们就这样轻巧地将对死当哭转换成了对死当歌。这样，切腹又成了一种宫廷权术，一种整人的计谋。这种政治的肮脏性和政治人物的用心险恶性，在日本每一时代的切腹自杀中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日本人从仪式化的切腹中繁衍出了两种文化精神内涵：即壮绝美和权谋术。这两种内涵经巧妙的结合，“以死谢罪”的观念和意识便喷薄而出了。

以死来谢什么“罪”呢？谢自己无能为力的“罪”？谢自己困惑不已的“罪”？谢自己没有把公司经营好，应该向员工负责的“罪”？如此等等。这些“罪”从非日本文化圈来看，根本就不是“罪”，而日本人则实实在在地视这些是“罪”。因此，日本多自杀，特别是多名人多责任者自杀就成了一道“风景线”。

问题在于再不管怎么说，自杀总不是人人想为的事。青春不再，生命不复。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哪怕武士精神与理念再强的日本人，他们也并不是想象中的视个体生命为草芥的人。早在《徒然草》中就有“存命之喜，焉能不日日况味之”的生命警言。那么，问题的逻辑是：你要免于以死谢罪的自杀，你就必须认真负责地一丝不苟地干每一件事情。这样，就引出了认真和负责的概念。被视为世界上最认真的日本民族，其认真精神的由来竟与动辄切腹自杀有关。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在逻辑上能说通：一个人若每天想到如果失败如果失策就会去死，那么做事怎会马虎，怎能不负责任？当然，中国古训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说，事情做坏了大可重新来过，何必自杀？但这不是日本人的想法。为了一次几次的失败与失策就死，是否值得？这不是思考的重点。重点在于，因为失败失策就必须切腹，所以很多事情就成功了。日本人不是喜欢轻生，而是视责任重于生命。知耻近乎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十分有趣的文化课题。

但是问题仍然有另外一面。由于日本人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过分强调并刻意追求切腹样式的“瞬间美”，于是在善恶，是非，好坏等判断上，陷入了价值虚无的怪圈：这人哪怕是坏人，但只要死的具有悲壮美的效应，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谅解。如果他是冷静地按照礼仪完成切腹，他仍然被当作英雄来崇拜。于是在日本的历史上，很少有坏人出现，很少有民族败类的说法。如47义士的复仇事件，如从今天的法律角度看，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是47义士犯罪在先（为主子报仇，他们合谋共篡，取了吉良的首级）。但是事后由于47义士死得壮绝，在民众的心中就成了世代传咏的英雄。这种以审美标准而不以伦理标准来判断善恶，是日本人思维的一大特点。由于没有绝对的善恶观念，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向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种“拥抱失败”的做法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就能做得那么自在。因为他们是从美意识出发来审视问题的。因此在日本这个国度里是没有卖国贼、叛徒，更没有侵略者的说法。如在横须贺市的久里滨公园里，就有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人佩里的塑像。日本人每年还要在塑像前载歌载舞。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切腹与耻感与义理】

切腹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与切腹这个行为本身所涉及到的耻感文化、义理文化、世间文化等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有关。耻感文化的极致，义理文化的极致，世间文化的极致，是不是就是切腹文化堂堂登场的主要原因？

相对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这是个老话题了。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这里，老话题新论的是，因为是罪感文化，所以调律西方人生死的是罪。因为是耻感文化，调律日本人生死的是耻。西方人以神为指向，一切看神的眼色行事。日本人以他人为指向，一切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西方人向唯一不二的神起誓，因而具有绝对的价值。日本人向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世间起誓，因而具有相对的价值。绝对的价值导致绝对的信仰，相对的价值导致相对的信仰。而一旦信仰趋于相对，义理和耻辱也就处于以他人为视界的相对性中。所以在“义理”的卵翼下，潜藏着各种诡辩、借口和伪善。

而日本人一旦受到了耻辱，受到了来自义理方面的挑战，唯一能做出反应的就是报复。这个报复对象当然主要来自于挑战义理，耻辱对方的他者。但同时这个报复对象也可以转向自己。也就是说，当这个报复对象不易被报复，或者当这个报复对象逃过了数次的报复机会，那么，日本人就会将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用自己的手将自己结束，用自己的手洗刷污名，就成了日本人解决问题的最后法宝。而且，将自己结束得越痛苦，越礼仪，报复得力量也就越大，同时也就将对方杀死在观念之中。

比如在切腹中掏出肚肠，就表示一种“无念”和“遗恨”。切腹者的家族或后代会记住这个“无念”和“遗恨”，并有实施报复的责任和义务。而对切腹者的对立面来说，“无念”和“遗恨”将化为怨灵作崇。也就是说，切腹者的对立面将一辈子活在恐惧中。这样来看，没有比切腹更好的形式能表现这种报复了。因为是在报复对方，所以，切腹者极端的冷静与态度上的沉重就不是一种做作了，不是在演戏了。所以，切腹在日本成了一种可以用来抵罪、洗耻、悔过、赎友的手段，成了武士道中法律上的刑罚。

报复，在日本语中叫“仇討ち”（あだうち）。这“仇讨”与日本人的“初梦”（过新年做的第一个梦）有关，倒是令人惊讶的。在日本过新年做梦，被认为最好，最吉利的梦是什么？第一是富士山，第二是鹰，第三是茄子。而这三大初梦的解释与日本历史上三大复仇事件有关。这三大复仇就是曾我兄弟复仇事件，元禄赤穗复仇事件，伊贺越复仇事件。

第一个富士山，讲镰仓时期曾我兄弟终于实现了等待已久的复仇愿望，在源赖朝富士狩猎的时候，替父报仇杀了工藤祐经。歌舞伎就将它作为题材，每年要在日本要上演一个月。第二个鹰，讲47赤穗浪士为主君浅野匠头复仇，杀了吉良上野介。鹰则是忠臣藏浅野匠头的家纹。第三个茄子，讲江户时代的伊贺国上野越，渡边数马为了替弟弟报仇，借助荒木又右卫门的力量，杀了仇人河合又五郎。而茄子则是渡边数马的家纹。过年的初梦就不忘复仇，而复仇的结果一般就是切腹。这样，初梦—复仇—切腹就有了文化上的关联。而一旦有了文化上的关联，行为方式也就定格成型了。

当名誉的义理受到威胁时，就把攻击转向自己，这种倾向在日本并没有减弱。也就是说，不去杀害他人而把暴力施向自己。当日本人感到世道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他们需要用“晨浴”洗刷污秽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多地趋向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日本人说，就是杀人凶手，我也可根据事由给予原谅。但对于嘲笑，就毫无加以原谅的余地。对嘲笑，诽谤唯一可行的反应就是报复。新渡户稻造早在1910年撰写著作说，在复仇中有某种满足我们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复仇观念同我们的数学技能一样严密，在方程式的两边都求出之前，我们不能摆脱一种没有什么余下未做的感觉。

还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日本有一位画家叫牧野吉夫，有一天他去拜访他最为信任的传教士，说想去美国。而那位传教士则大叫：什么，你也想去美国。这位画家感到受到了某大的嘲笑。没说一声再见，回头就走了。事后这位画家写文章说：请让我给两个词作出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的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灵魂与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恶的罪行。

义理可以是意味着家臣对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诚，但同时也可以意味着当家臣感到被主君侮辱时，突然对主君产生极度的憎恨。这就是所谓的“受辱人的谋反”。有一个德川第一代将军的传说故事。德川家康家臣中的一人，听说家康曾经骂他是“一个将被刺在喉咙的鱼刺鲠死的家伙”。这也就是说不得好死。这当然是个嘲笑是侮辱。这个家臣忍无可忍，发誓不忘这个耻辱。当时正值家康新定江户为首都，敌人尚未彻底肃清。这个家臣向敌方的诸侯表示，愿意从内部放火烧毁江户。这样他就可以尽到“义理”，实现对家康的报复。所以义理并非仅仅限于忠诚，在某种场合也是教人叛逆的德行。挨打人的反叛与受辱人的反叛，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剩下的就是选择方式的问题】

切腹作为一种自杀手段和形式，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不会成为主流了。全面的退出历史舞台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但支撑切腹文化的耻感和义理，以及“当头喝棒”、“身心脱落”的禅学思想，还是深入到了日本人的骨髓中。这正如日本核物理学家石田英一郎说过：“民族性一旦形成，它的变化就像核性格一样，需要几万年的时间。”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最极端的行为还是自杀。他们的信条是，自杀若以适当的方法进行，就能洗刷自己的污名，就能洗刷遭到的侮辱，恢复名誉。新年那天无力还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件引咎自杀的官员，以双双自杀来了结无望的恋爱者，受到上司侮辱的公司社员，受到欺辱的少年或考试不及格的少女等，他们都将最后的“暴力”施向自己。

死是无从逃脱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死。这是选择的方式问题。所以切腹虽然已成过去式，但其切腹的构造仍然存在，自杀遗风在这个岛国仍然十分强劲。每年超过3万人的自杀，这个比率按人均换算的话，绝对属于高自杀率国家。当然现代日本人多采用跳轨、跳楼、跳水，或者上吊等自害方法。尤其是跳轨（日本自杀者都乐于选择），那跳下的瞬间和列车撞击的瞬间，其残酷，其血腥，其破碎的场面，更甚于切腹。因此可以说它是现代版的切腹。而站台上等车的日本人“看客”，他们的神情是麻木的，目光是茫然的。他们丝毫不为场景的血腥而震撼而激动。这是为什么？原因有二。

一个是他们也是活在这个“切腹构造”中的一员，看怪不怪了。一个是他们或许就是下一个跳下去的后备军。想象自己或许也有这么一天，有什么可震撼可激动的呢？还不如微笑地交出灵魂吧。在考试的当天，日本高中生在一起会这样对话：

“昨天很早就睡了。”

“昨天玩网络游戏太多了。”

“昨天看电视剧了吗？很有趣。”

显然，这是在为考试失败打伏笔。也就是说万一考试成绩不好，不是我的脑筋不好用，而是有各种原因导致没有好好复习。寻找理由，体面自己。不要在熟人面前暴耻，更不要在熟人面前放弃义理。可见，切腹文化在日本的渗透和扩展是多么可怕。一般市民即使不特意地用武士的方法进行锻炼，但也确实吸收了这种精神。什么精神呢？

当荣誉丧失，唯有死才能解放。

死亡能从耻辱中得到重生。

作者注：姜建强，曾大学任教，研究哲学，20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后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员研究员，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积极书写、介绍日本及其文化，已出版有《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天皇史》《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