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很难把它归为任何一个风格、流派、类型，有人说这是一部西方邪典，也有人从性解放、女性主义等等角度来进行解读，看起来都颇为正解。但是，当主流群体的评价只剩下了一种、两种声音，那么整个评价体系似乎就变得可疑了起来。

性别批评并非新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之下，《玩偶之家》被胡适等新文化同仁刊载至《新青年》，最初事实上是作为妇女议题服务于更加宏观的启蒙议题被提出的，它也是自五四以来知道今天仍然被广泛讨论的全球性议题。“出走意识”被作为封建思想因袭重负的对立物被广大新式青年所吸收。直到鲁迅先生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人们才开始思考，娜拉走出的金丝雀笼是否不只是禁锢，也是一种庇护？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娜拉就变成了《日出》中的陈白露，或者变成《伤逝》中的子君。而这两条路，无非就是，堕落。或者回来。五四以降，长久以来线性进化论历史观的统摄之下，可怜的娜拉永远在觉醒与半觉醒中挣扎，关于娜拉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未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此，我想在百年之后出现一个解构的、性解放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女性出现在荧屏上，不大能为现当代历史在“启蒙-救亡”二元循环叙事的东方民族所接受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那么，接下来就在思考：如果用西方理论解剖文本会得到什么可能呢？长期以来精神分析因其主观主义、心理主义而饱受诟病，拉康将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联系起来，将对无意识的探讨从内部溯源转向外部或者说主体“之间”。片中，“Bella”作为合成人诞生于母体，既是母体，又是子体，拥有母体的身体机能，和子体的大脑完整发育过程，这本身就处在一种隐喻当中。这标志着，无论如何Bella都是一个自我供给的、不诉诸外部的有机的个体。拉康认为，在婴儿前语言时期有一个“镜像阶段”，在这一时期，婴儿能够将镜子中的所指和镜子前的自我这个“能指”认定为同一，自我就是在与自我的同一体（形象）中得到确认的。影片中Bella的社会化过程是普世价值上失败的，究其原因，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建立自我时缺少一个完整的自我认同过程。而这个自我认同过程的失败——很不幸的——是由于她的两个“代父”的失职。即弗兰肯斯坦、助手。分别在将Bella引向了囚禁与契约。囚禁剥夺了她接近自然的机会、契约剥夺了她走进社会的机会，反倒是赌徒，将Bella引向异托邦——妓院。在这里，Bella学习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运作方式、了解到了金钱规则、参加了共产主义集会。在社群中得到了对于关于的指认，完成了精神层的成人之旅。

不论如何，先走出精致的娃娃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