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向来以其自由奔放的超风格化而出名，你或许看过他的代表作《宠儿》，这部讲述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安妮女王的传记电影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同时也造就了奥利维亚·科尔曼，她在《宠儿》中饰演安妮女王的英国演员，凭借这个角色她也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
5年后的奥斯卡，兰斯莫斯的神奇还在延续，他让石头姐成为唯一两次封后的80后女演员。
5年前的我留下的一句话影评，兰斯莫斯的摄影就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在欧格斯移动诡谲的广角下，安妮女王拖着散发死亡气息的躯体坐在寝殿的落地窗前，屋内微弱的烛火飘忽着，仿佛死神刚从这里来过。她实在太寂寞了。上了年纪之后她的右眼也不太看得见了，可还是每天都会命下人搜遍所有寄到皇宫来的信件，执拗到近乎疯狂。
——摘自豆瓣用户NANA
《可怜的东西》有着3500万美元的高昂预算，这比《宠儿》的总预算的两倍还要多（后者为1500万美元）。这样巨大的预算并没有淡化兰斯莫斯的风格，反而让其更加恣意，在《可怜的东西》中，他标志性的广角镜头再次出现。
兰斯莫斯在影片中采用了非传统的电影镜头—4mm/8mm/10mm鱼眼镜头。这些广角镜头会产生极致的渐晕效果，就好像我们常见的监控探头。影片中有那么几个画面，会让观众觉得他们处于一种尽在掌握的主宰状态，他们可以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这其中包含贝拉以及那些未被“改造”过的人），此刻他们就是上帝，行为在他们眼下不再有藏匿之处。
《可怜的东西》对广角的使用可谓放纵，当影片中的人物（不仅仅是贝拉）有异于常人的举动时，就会出现这类镜头。当贝拉在游轮的宴会上无法忍受孩童的吵闹时，她忍不住想要殴打他，此时鱼眼镜头的出现似乎是在暗示此行为的不妥，镜头呈现出强烈的扭曲感，这使得走廊都是弯的；当邓肯情绪失控，在宴会上对其他男性宾客动粗时，广角镜头再次出现。
这种无差别的镜头选择难道不巧妙么？兰斯莫斯让渡了导演掌管人物的权利，他让观众自己去评判传统观念下的“正常”与“非正常“。
如果当我们想到兰斯莫斯，就只能联想到广角镜头，那他一定会痛斥我们的肤浅。在《宠儿》中那些隐没在叙事中的技巧和细节都在这部作品里面被无限放大。
因此我们能看见在对贝拉（以及最后由玛格丽特·库里饰演的第二个实验品）的几个面部特写里，人像镜头在画面边缘会产生轻微的旋焦效果，这得益于不同于常规的大光圈人像镜头的运用，营造出一种扭曲的现实感，贝拉身处在一个为我们所熟悉的时代（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着我们熟悉的事物，但这个世界与真实世界是不尽相同的。
这里不得不提一嘴剧组在服装设计投入的巨大心血，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既要反映剧本所处的时代背景，又要有所区别，这可不比当导演容易，这也值得《可怜的东西》最终收获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于是乎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服装——半穿的华丽的维多利亚时代华服，长着巨大的袖子，丝毫不采纳束胸衣，这衬托了贝拉的孩子气却又赋予女性力量感。
综上，无论是这种由人像镜头带来的扭曲、精心设计的服装，还是整部影片所呈现的，由彩色反转正片胶片带来的高饱和度和高对比度——这样极端的调色试图营造出疏离感，一切一切都仿佛在暗示，兰斯莫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位于一个与现实高度相似的平行宇宙。
在这个世界，兰斯莫斯不必再束手束脚，这也让《可怜的东西》成为了在我看来最具超现实主义和荒诞风格的反乌托邦电影。
于是，在这等预算的电影中，我们看到了这样极致艺术化的影调——高反差色彩，黑白和彩色在极高饱和度和对比度的衬托下，荒诞怪异的氛围拉满。当贝拉被关在家中时，周边是死寂的黑白，颗粒感和清晰度极高的画面让人物的皮肤显得病态，人体实验品、病院、伤疤、手术用品……仿佛可以闻到浓烈的医用酒精的味道。当贝拉逃出家中，色彩又一下子变得奔放，这种手法在米娅高斯主演的《珀尔》中也有使用，珀尔是个心理极度扭曲，热衷于杀人的德国少女。
这样的强烈的色彩反差会放大人物的真实一面。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啥2014年前的小姑娘P图爱加朦胧特效，而如今10年过去了，大家都扯掉朦胧，主打真实（当然妆不能省），一方面她们的女性意识更加突出了，另一方面，如今的男性意识并不吃朦胧这一套。
变焦镜头的特殊使用也帮助构造了这种荒诞，这种运镜从拉远镜头开始—由特写或3/4镜头快速拉至全景，其手法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几乎没有导演愿意这样使用它。这样可能会让电影脱离情节，观众偶尔能感受到“出戏“的瞬间。如果硬要我说出一个使用案例的话，那便是《动物世界》了，动物摄影师为了快速捕捉到高速奔跑中的猎豹，不得不使用它。兰斯莫斯将其用在这里，意图似乎和广角镜头的“监视”视角一样，导演似乎并没有想让我们浸入情节,而是让我们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人物的点点滴滴。
很多人看来的庞大命题——披着奇幻外壳的女性主义、酷儿电影风潮、父权体制下的“弱者”人群，抑或是厌男情绪喷发。
当我看到这些高深的重复性的评论文字，我的脑袋会变大，我的大脑不足以弄清这些深奥的主义们。和拉莫斯莫斯一样，我想我只需要观察。看到贝丝，看到邓肯，我能够感受到一股子力量，这些力量是导演通过对贝拉的塑造传递给我的。
我看到了，她没有任何社会约束，她不知道女性应该把头发束起来，而正常的女性不应该像她那样散着头发满地乱跑；霉味冲天的淫窟在她看来是欢乐的。为何不是欢乐的呢？我们往往耻于承认人类天生热爱出轨，如果不欢乐，哪个女人或是男人愿意承担家庭破碎的风险搞婚外情呢？人类是不忠的。
影片中妓院的老鸨这样描述贝拉：
一个策划自己自由之路的女人，多么令人愉快。
我看到了，贝拉与《破浪》中的贝丝、《随心所欲》中的娜娜是相似的。戈达尔1962拍摄《随心所欲》，拉斯冯提尔1996年拍摄《破浪》，我从这三部电影中汲取到相同的精神内核。
我更愿意在评论中一遍又一遍地回复这些电影中的情节，引用一段又一段的对话。脱离故事的口号是无力的。
《随心所欲》中娜娜在成为妓女后的一段自白：
我想我们总是要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们是自由的；
我举起我的手，我对此负责；
我转动我的头我对此负责；
我不高兴，我对此负责；
我抽烟，我对此负责；
我闭上眼睛，我对此负责；
即使我忘了我有责任，可我仍对此负责。
《破浪》里的贝丝死了，在一艘肮脏的破船上，水手在享用过她后却不愿掏钱，他们活活打死了她。拉斯冯提尔在天上画了一口钟，戏剧化地，上帝确证了贝丝的良善，在天际回响起了怜悯的钟声。
▲《破浪》贝丝，艾米丽·沃森饰
兰斯莫斯曾谈到《可怜的东西》是对《惊情四百年》（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致敬，那么他做到了，风格终究是为了信仰而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