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中关于艾玛斯通所扮演的女主人公贝拉·巴克斯特，与其说她是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不如说她是纯粹物质层面上的女体（身体）。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著名的“文化转向”，以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性别仅仅是一种操演，并非根植于自然差异，并且遵循着一整套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构建的规范、模式和期待。强调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解构与重建中追求女性平等、自由。性别建构理论对精神分析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对身体、自然和物质的忽视。


在后人类时代的今天，物质与非物质，生命与无机，人与非人，社会与自然的界限渐渐模糊，同样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物质之间的连接，女主人公科学怪人式的“父亲”、猪与鸡、鸭与羊、狗与鸡的混合物。我们需要一种不同于精神分析的理论路径，关注到物质与自然的流变。“如果说女性经常被等同于身体、自然和物质，那么把社会性别的重建看作逃离生理性别牢笼的途径仍然是在重复男权逻辑。”


在电影《可怜的东西》里，女主贝拉·巴克斯特是科学的受造物，婴儿的大脑被植入成熟的女体，电影所展现的正是这具女体的自觉自知，身体是关联与变动中的集合体，而连接着身体与身体的正是内在的欲望。贝拉·巴克斯特正是在各种身体欲望中，食欲、性欲、求知欲，在与各种物质的碰撞中，和各种身体的结合中，生成出了她自身。


电影中贝拉·巴克斯特与德勒兹概念中的情动主体十分相似。德勒兹的情动主体脱胎于斯宾诺莎的理论，斯宾诺莎认为身体与心灵都有能动性，并用这种能动的强度去重新界定人的本质，德勒兹将这种“强度”运用在情感层面，情感是物质性存在，它以身体的感觉、触觉、感发、触发为基础。用“情动”去界定主体，那么传统二元论式的划分就不再适用，这确定了一种新的分类，并取消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划分。所以，在这里，女主人公很难被一种简单的二元论去界定，她既非女性也非成人，更非动物，只是一个在承受不同情动力量的情动主体。


这样的情动主体在伦理层面的实践会起到颠覆的效果。德勒兹认为：“重要的是：一个身体能做什么？……这完全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物理的问题，即作为身体和灵魂的问题。”就像在电影里，女主人公不停得对身体做各种尝试，去做妓女，因此颠覆了旧世的种种伦理道德，在男人眼里变成不守贞洁的怪物，让很多观众的观感也产生不适。然而在斯宾诺莎和德勒兹眼里，他们不在乎道德，甚至是非道德的，和尼采一样，他们用力的增加与减弱去构建新伦理而不是旧道德，为朝向一种新的标准而努力，重要的是身体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作为伦理的情动会调动一些遥远的关系，它期待超越当下的逻辑并在各种复杂因素之间建立联系和关系，可能你在陷入爱河时，会学会新的语言，陷入爱河与学习新语言有什么关系？大概就是情动发生了作用。


电影《可怜的东西》结尾，贝拉·巴克斯特的前夫，有着变态支配欲的军官，被植入羊脑，通过一种新的生成，野兽被转换成食草的动物，而贝拉·巴克斯特正准备着解刨学的考试，继承“父亲”古德的事业，将新的生成贯彻到底。


《可怜的东西》仅仅是一个包装精致的后人类主义寓言，与《芭比》面对资本主义产业运作的无能一样，《可怜的东西》在面对电影自身精致的建构，各种噱头的拼贴也同样无能，导演只能讲述新伦理，并不能建构新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