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待问题的角度实在是千篇一律，无解，基本是男导演拍摄女权电影满足性幻想的论调，死脑筋一样没有出路，只看到表面，不愿意深度解密和阐释影片对两性权力的解构。很意外许多观众对西方文明的色情/内在体验不具备充分理解，一窍不通还大谈艺术的真理性和女权。标题写的是观后感，因为你们的东西连影评都算不上。

贝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赛博格，没有机械也没有金属，她被缝合成一个接驳婴儿大脑的发育母体，因此肉体成熟于精神，感官大于灵智，其行为逻辑产生于这样的错位关系。归根结底，她身上隐含着一种由医学解剖和移植引发的暴力经济，其经济反人体神圣不可侵犯之宗教，反外在的意识形态和情感伦理，回归为一个未入世的幼胎，以新的存在方式否定当下接触到的权威和秩序。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后现代的，暴力瓦解器官组织并移植成混合有机体，构建新生成（new being），回归纯粹。影片对纯粹的探索从性开始，贝拉靠苹果自慰理解了新的快乐，通过无意识的生理快感发现人体的奥妙之处，就像许多人在儿童时期蹭旋转木马、摩擦枕头、用花洒刺激的做法一样，获得了不明所以然的愉悦并为此打开新世界。特写镜头拍摄她的眼睛和嘴唇，关注的是抵达高潮的神情而不是身体部位。如果说这是凝视，那么镜头引导观众凝视的是性高潮的普世画像，你第一次获得这种愉悦的神情记忆。谈到女性主义，大家好像对性启蒙和性愉悦也避之不及，实在是令人诧异。难道贝拉的性启蒙也是男性的幻想吗？难道贝拉掌控自己的身体、遵从自己的欲望也是男性的幻想吗？

纯粹的性面临挑战，首先是道德，其次是政治，随着贝拉的成长，性不可能只停留于生理层面，而是逐渐步入人类文明构建的性文化当中。在这样的性文化里，无可避免地要探讨两性权力。贝拉的主体性贯穿整部影片，她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探寻自我和世界，不停地实验，实验成为穷人、性工作者、医学生等等（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垃圾中产受新自由主义蛊惑的自我剥削，而这样的剥削让她沉沦在结构性压迫里blablabla）。电影结构的划分表明贝拉并不受制于时间，而是被地理环境影响。随之出现的男人是社会产物，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出现并教导贝拉如何入世。相比贝拉，他们容易陷入性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和情感困境，危机和困境来源于贝拉，她的主体性接受超然物外而诉诸自我价值的经验，拒绝这些男人们原先掌握的知识和权力，以至于他们施加的种种行为都变得无效。无效使他们沦为贝拉乌托邦的“他者”，只有贝拉的意志可以让这个电影宇宙继续。贝拉并没有去欲望化，剥夺欲望即剥夺真实，尤其是女性人物，剥夺欲望等同于禁欲，与愧疚紧密相关，而愧疚由规训生成，显然贝拉不具备这些感觉。关于妓女的片段，贝拉的女性身份由此变得多维起来，至少在电影层面，一个人物可以在有限的时空内表达更丰富的自己，她是精英，也成为过底层，浓缩了两个身份群体记忆。也是电影的缘故，一个虚构的魔幻人物比现实观众还要更大胆投机地去体验，可是观众连这个都不愿意接受，从侧面看引起争论也是一种成功。

需要补充的是，这确实是男性导演的作品，至于里面贡献同样大尺度的男演员丑陋或龌龊，除了妓院片段出现的嫖客之外，其他男演员都是制片系统运作的结果，第一要考虑演员的演技和名声，第二要考虑演员的参演意愿和故事认同性（更别说这部片要送去威尼斯电影节，选角更是在策划之中，如果导演能选出又帅又肯出演大尺度激情戏，并且符合故事人物的男演员，那简直符合一些观众的期待，但现实并不可能那么完美）。关于女性演员在拍摄性爱场面是否被剥削一题值得商榷，至少从Emma Stone本人的想法出发，她并不觉得很难，她在制片人座谈会上回答很多人问的问题：拍摄性爱场面是最简单的部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多亏亲密关系协调员（intimacy coordinator）和封闭场景（closed sets），他们的进展相当顺利。相比之下，她觉得学婴儿走路和吃六十个葡挞，以及第一次见到死亡和腐烂时的震撼和痛苦比性爱场面难——Emma Stone正在公开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性爱很多，但这里不只有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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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背景虽然发生在弗兰肯斯坦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但是主创有意将美术和服装与历史上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作出区分，根据服装设计师霍莉·瓦丁顿（Holly Waddinton）的说法，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不希望将这部电影变成科幻或时代电影。贝拉的服装浮华、精致，还带一点童趣，在性启蒙和开发的阶段，霍莉为贝拉量身打造的衬衫有意视觉化野蛮原始的性欲，中间闭合、两边缀有波浪褶皱的宽松衬衫构成女性生殖器官的符号，她们把贝拉身上的衬衫称作阴道和阴蒂衬衫，观众并不会第一时间发现性的时尚表征，而是沉浸一种怪诞巧妙的风格里。艾玛·斯通（Emma Stone）的表演风格与服装、美术布景之间存在耐人寻味的动态张力，演员的身体/形态与服装、布景紧密调动起来，她穿着成人号的家居婴儿套装（泡泡袖衬衫和灯笼裤）、挽起瀑布一样长的黑发，在这座维多利亚科学家的囚牢里表演着笨拙和不体面的走姿，事先从视觉上营造了不切实际的夸张，这样的夸张可以理解为戏剧性效果，哪怕它是视觉上的，也预示着贝拉这个角色的童真和令人吊诡的不安。不安在后期得到证实——贝拉因无法出门和得不到雪糕而产生歇斯底里反应。在探索性、食物和世界的时期，贝拉身上的服装多以荷叶边、泡泡袖和夸张的维多利亚风格廓形为主，不过角色的服装并不完全照搬十九世纪的时尚，还借鉴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设计灵感。霍莉在贝拉探索社会主义和医学知识的时期为她设计了黑暗学院风的套装，彰显出她的变化。

贝拉在封闭的空间里接受单词和语法学习时，正应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一个点：小学老师教学生语法和算术其实是在传递一种秩序和要求，而她的徒手吃饭、咿呀走路、坐在钢琴乱弹、大胆解剖溅血则是解域化秩序的“口吃”行为，她是唯一一个脱离成人系统的混合个体。换言之，斯通的表演是亮点，她要模仿孩童的神情和谈吐，在镜头下维持戏剧张力，对规整布置的世界（伦敦、里斯本、巴黎和南非的地理空间）进行解域。

只是，这里似乎出现一些矛盾效应。如果说解域的方式是她的“口吃”表演，那么后期愈发正规的摄影则反倒重新辖域化秩序。在伦敦的“口吃”阶段，影像以黑白色为主，刁钻倾斜的拍摄角度和高度风格化的广角鱼眼镜头延续了德国表现主义的传统，扭曲银幕空间造成不协调的视觉效果。鱼眼镜头和明暗对比的布光是德国表现主义的重点，可以让观众意会到角色的怪诞和疯癫。到了开拓旅游的成长时期，尽管全彩影像既古典又超现实，徘徊在欧洲建筑风格和未来复古主义的蒸汽朋克风格之间，可是随意穿插的鱼眼镜头开始变得像是没有涵义的噱头，取而代之的是正规的摄影机拍摄角度，使斯通的成人身体常常遵循布景的框架和构图的线条。在这里，大量画面漂亮、精确、统一，并没有特别剑走偏锋，有时候还显得僵硬和虚假。不过，兰斯莫斯处理得很好的是全程没有使用特别多的大光圈镜头，即主体清晰背景虚化的镜头，而是反复使用景深较大的全景镜头交代布景信息，起码把自己那些科幻技术和装置艺术的繁复迷恋展现给观众看，而不是藏掖在无聊至极的超高清大光圈镜头里。

摄影机并非固定不变，镜头也常常是动态变焦的，从特写缓慢伸缩（zoom out）到全景，或者从全景放大（zoom in）到特写，在演员的神情和整体布景之间来回调度。饰演偏执科学家的威廉·达福（William Dafoe）每天从凌晨三点起床，进行长达六个小时的特效化妆塑造出“上帝”（“God”）的形象，而他在餐桌上第一次吐泡的场景便是以特写为首，再由镜头缩到全景：恐怖充满伤疤的脸部特写，接着是仪器和餐桌以及他对空气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泡的全景，显得怪异和荒诞。可以说，有的镜头运动就是为了荒诞，荒诞就是意义，也不算是玩弄技法。

性爱场面的拍摄是令很多人不适的一点，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感到不适。七十年代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就发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背靠精神分析学，提出“男性凝视”主要是为了消解根深蒂固的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和满足与性欲望有关的恋物式窥淫癖（fetishistic scopophilia），当然五十年后她自己回看也认为有失偏颇。一些观众感到不适可能是看到了裸露的女性身体，再加上男性角色的丑陋而移情和投射被虐待的认同。然而，这里的性场面拍摄既不情色（它没有调动快感），也不迎合男性凝视，镜头对参与性爱的男性都暴露得彻底，男性的身体比女性的身体被暴露得还要多，而贝拉向观众展现的大多是脸部神情，以及从性自由的叙事上来说，这根本就否定了劳拉·穆尔维曾经指出的被虐待叙事。如果男性观众也喜欢看丑陋的阳具和男性身体，那这可能是新的进化版“男性凝视”。

劳拉·穆尔维的女性主义电影分析正是文化研究的视点。借文化研究的视点去理解一部电影，也就是把电影当作影响社会发展的媒介来看待确实是必要的，但许多影迷（包括白男Canon体系）不能接受用这种角度去认知一部电影的原因主要是文化研究角度严重挤压了艺术本体的审美——这种态度很保守，但同时也对当代创作者提出强烈的要求：必须出现一个创作者能够将电影艺术和阶级、种族、性别等议题创新地、恰当地联系起来。电影节的筛选重心目前也放在这里。我觉得《可怜的东西》做到了，哪怕它存在一些局限性。

其实电影真的没办法承担太多责任和义务，影评的出发点是批评和指出问题，也是影迷朝圣电影、辩护观影体验和电影认知的渠道。所谓电影原教旨主义的本体论、美学论、哲学论都是为了摸索电影是什么。对一些人来说电影根本不是什么，可能是爆米花，也可能就是一坨屎，但电影的制作不简易，各个部门需调研和分工，稍微查阅一下本电影的制片、演员、美术、服装、摄影团队下了多大功夫也不至于直接盖棺定论这电影就是烂的，学院奖和工会奖的设置也是为了表彰努力四五个月乃至两三年的电影团队。电影需要劳动者，在劳动体系里自然也存在剥削，诸如后殖民、女性主义等文化研究的角度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电影行业并掌握话语权，但它不是最终解释电影本身的手段，更不是目的。民主好、精英也罢，这也是二元对立的思维，事实上很多人只要喜欢电影就完全能从互联网摄取学院派之类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