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10-31

孩子王:陈凯歌的文化反思

1988年的戛纳。张艺谋刚凭借《红高粱》斩获柏林金熊，而以《黄土地》构建了第五代导演对民族文化宏大叙事模板的陈凯歌，在戛纳被寄予了很大希望。
但《孩子王》在电影节的面世，带给陈凯歌的是一次几近降维打击。
暗讽影片的昏沉，聚集在此的电影记者们私下里为在戛纳颗粒无收的本片颁发了“金闹钟奖”，意指需要叫醒观众。
诚然，以《黄土地》发轫建立第五代话语权的陈凯歌，《孩子王》确实没有《黄土地》或是《大阅兵》中的恢弘与壮观，民族精神气节。
它更像深山老林中流淌过的泉水，没有海岸边的惊涛骇浪，透着最原始的质朴。积累的第四代未散去的诗意与先锋感。
《孩子王》改编自阿城同名短篇小说。在阿城的经典名作“三王”，都是上世纪同一十年文化动荡背景。
从1979年向前数11年，阿城在文化清洗中，目睹了日月起落与人世沧桑，也见证了“文化制约人”的历程。
《棋王》《孩子王》《树王》中，《孩子王》是第一部被改编为电影的，《棋王》随后被改编成了滕文骥（1988）和严浩（1991）两个版本。
而去年，田壮壮时隔十年后再执导筒，开启了拍摄《树王》的电影计划。棋王是时代让人丧失理想所爱的悲剧、树王是人定胜天的嘲讽、孩子王是悲情儒生对教育的反抗。
无论影像如何呈现，“三王”的落脚点始终落在“人”身上：人是最重要的。
《孩子王》乍看是一个平凡乡村教师的故事：上世纪十年动乱期，因身形细瘦而被大家戏称为“老杆”的知青，在云南某大队插队七年。临时被调去了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山村学校的一个初三班级任教语文。
山里的教育现状有多落后？大队里的大爷曾如是夸赞过老杆：
“听说你教初三，把小学念完了，过去就是秀才，初中就是举人。举人不得了，巴结得很，你教举人，不得了”
老杆只念过一年高中，已然已成为整个大队的“高知分子”。虽然教的是初三，但班里孩子们可能小学水平都不到，连最基本的认字都吃力。
因为纸张紧缺，一个班级只有老师有一本课本。教学的规定模式是老师把课本上关于革命与斗争的课文抄到黑板上，然后学生们再抄到自己的本子上，如此，教与学的过程便完成了。
初到此地的老杆照做了，像身边所有其他老师一样。只是在他这样执行之后，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吐了一口唾沫。
那是对自己的鄙夷，也是对制度的不满。
于是，在发现学生的识字能力都成问题之后，老杆丢开了课本，开始教学生们识字，希望将来即便回了大队，孩子们也能写信或者记账。
在孩子们兴趣逐渐浓厚起来之时，老杆又开始教大家大家写作文。老杆的“叛逆”教学很快被上面知道，校长勒问为什么不按课本内容教书。
“没用”。这两个字是老杆所有的回答。
上讲台前，他在大队里因为为人憨厚时常被其他人欺负。上讲台时，一个不过念了一年高中的人对对自己的学生坦诚交代：“字我识得不少，书我没教过，不知道怎么教好”。
但就是这么一个没底气的憨货，却能在按部就班的体制里拎得清轻重。他明白真正需要给孩子们的是什么。
老杆曾用大队里仅有的一部字典和学生打赌，在最后被学校劝退回大队的时候，他把字典送给了学生。
并留下了一句话：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人类靠文字来传承文化，字典便是文化的象征。而电影中对待字典的态度，就是人们对待文化的态度。
照搬课文的抄书与抄字典，所潜移默化灌输的是丧失自己独立人格的方式。老杆抛弃了课本，抛弃了抄书，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的教化方式。
他鼓励学生认字、思考、写作，也是帮助孩子们建立独立人格、独立思维，突破自身所造文化的束缚。
尽管没有任何波澜壮阔的民族气节书写，但《孩子王》对人的书写对文化的反思，丝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其他一部作品。亦契合陈凯歌创作本片的初衷，：“文化从人那里来，为人而设，有时又害人不浅。所以文化的事，就是人事。新文化，是为了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