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2-27

孩子王:《孩子王》：关乎教育，但不止于教育

之前读了陈凯歌的自传《少年凯歌》，不禁被思辨性的文字批判的深度折服。陈凯歌大概真的是一个被导演事业耽误的作家吧。他近几年的电影作品我不敢恭维，于是便琢磨着刷一刷他早年的片子，因而选择了《孩子王》。
《孩子王》根据阿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故事很简单，讲述了十年动乱时期，一个插队7年的知青老杆当教师期间发生的事情。视听语言的鉴赏暂且不论，笔者想对电影文本的主题做一些思考。
一般而言，对一部电影的主题批评至少有三层。第一层，也是最浅的一层，自然是故事本身；第二层可以涉及到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即社会批评；第三层的境界最高，关乎历史、文化、精神、哲学等更加形而上的东西，可以视作文化批评。
对《孩子王》而言，故事本身并不复杂，无非是一个老师和一群学生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老杆插队七年，由于山里的学校师资奇缺被分配去教初三。一开始，学生们不买他的账，后来老杆用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赢得了孩子们的心。但此时，老杆也将面临被清退回队的命运。很显然，这个故事和教育关系密切。导演试图借这个故事对当时高度政治化、脱离生活的教育进行批判和反思。

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传输工具，势必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是一旦政治牢牢绑定了教育，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孩子王》里的学校，政治学习材料堆得像小山，可学生手里却没有一本书，只好学批判材料。学生每天上课就是把老师在黑板上抄的文章再抄在纸上，连小学课本上的生字都不认得。不仅基础知识的教育没有落实，学生的个人思考和创造力也被同质化的浪潮掩盖。尤其是在写作文的时候，这种单一性体现地最为明显。
作文又常常仅有几十字，中间多是时尚的语句，读起来令人瞌睡……只是渐渐怀疑学生写这些东西对将来有什么用？
你出个庆祝国庆的作文题，他能把去年的十一社论抄出来，你还觉得一点都不过时……
教材真是统一，我都分不清语文课和政治课的区别……
中央台说了上句，我就能对出下句，那都是套路，我摸得很熟，不消听……

老杆对这种教育现状非常不满，但他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什么呢？或许他也不知道。他只好不顾原本的教材规定，一个字一个字扎扎实实地教导学生学习；告诫学生写作文不可以抄社论。
你们自己写，就写一件事，随便写什么，字不在多，但一定要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
教育很多时候是一种理念先行的活动。于是，在老杆一人发起的小型教育革命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表达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王福的作文《我的父亲》虽然质朴，却因为浸润了生活的滋味而动人。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我的父亲》
以上这些对于教育的反思是陈凯歌试图在电影中表现的一个层面。《孩子王》关乎教育，但不止于教育。我们要特别关注到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当时正值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电影和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双生花，这种创作理念自然会反映在电影中。《孩子王》实际上是用一个教育故事表现导演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民族生存状态的思索。

有两个片段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个是“从前有座山”的故事。知青们顺路到学校看“孩子王”，起着哄一定要让“孩子王”给他们上课。“孩子王”一本正经地讲着“从前有座山”的故事。这故事从教室传到另一个教室的学生们耳里，朗读声循环往复，不绝于耳。镜头一转，“孩子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惊愕、茫然、迷惘……这几句歌谣的循环和重复象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状态，充满了轮回和宿命感。民族文化心理中存在的丑陋因素会一直延续，生存于其中的人仿佛囿于笼中，无法逃脱。即便这是一个死循环，也没有人敢反对和离开。“孩子王”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清醒的人也许最痛苦，因为他无法唤醒沉睡的人。
第二处是王福抄字典的场景。字典代表了知识、文化和权力。王福对字典非常痴迷，他深信识字之后可以替父亲说话。因此，他会在晚上就着“孩子王”的油灯抄字典，他已抄满了一大摞黄麻纸，来娣不理解，王福回答，以后去了大队里就能抄更多的字了。然而这种执着近乎固执的信仰没有获得老杆的认同。临走前，他把唯一的一本字典留给王福，并在桌子上写道：王福，今后什么也不要抄了，字典不要抄。在这里，抄字典是一种探寻未来出路的尝试。老杆让王福不要再抄字典，是否隐含了他对于未来的迷惘和不安呢？十年动乱，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抹杀，整个民族的生存境遇让人不由得思考，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怎么了？

陈凯歌有过去云南插队的经历，在《少年凯歌》中，他说，“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千百年来，在传统文化的规训下，个人的声音和情感被集体主义压制，一旦脱离群体或者和群里表现不一致，人们会感到害怕、恐惧，进而改变自己以迎合群体，唯恐被群体放逐。因而人们摆脱不了“铁砂”的命运，这或许是中国人的悲哀之一。在这一维度上看，《孩子王》的内涵就更加深厚了，入主4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也是对它的一个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