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4-03

孩子王:山有雾，而我们终将看到山 ——《孩子王》影评

事件的自我评判

我出生于90年代，父亲来自贵州黔东南清水江边一个侗寨，也是文革后高考制度恢复得以参加考试进入大学的前两批。小时候对于文革，仅仅是从外婆、外公嘴里的述说来定位的，那时候不懂表达心情，但是自打晓得了这个事，在长大逐渐完整了解到整个情况的时间里，内心都带着一种恐惧感。

父亲来自农村，所以每年春节，一家人都会返乡，那也是我一年中唯一一次能够和另一半家人团聚的时候。每次返乡前，我都会自觉地背上寒假作业，但是事实证明，每个春节前后，我都是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在街上疯跑着度过。现在想起来，一年中的这个日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放行”，我可以抛下一切读书考试，可以无视寒假作业的监视，去跑田埂，去不高的天台看一鼻孔灰的烟花，去夜里某个角落吃夜宵，去江边芦苇丛吹风。我们总是不用多说一句话，不用像现在反复讲述自己有多么开心，因为那种快乐是通透相似而不用多加赘述的。

刚开始对于哥哥姐姐是有疑惑的——他们每天都在玩，读书就是个任务，将来怎么办？怎么找工作？但每次我都会深深的羡慕他们并完全无怨无悔的加入他们的玩乐行列。这种日子，也是后来长大回过头来看才有的某种感触，才敢说我羡慕他们，羡慕当时的自己。

《孩子王》里，王福要和老杆打赌，说如果自己能够提前写出砍竹子造学堂的作文，就希望老杆把小字典送给他。第二天一早，王福将230根竹子堆在空地上，拿着作文理直气壮的说“我赢了”，老杆却说“你输了”，老杆的理由是“记录一件事，永远在事后”。想来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事、社会所经历的变迁，大多如此，先要为一个时代定下基调，写下空洞的畅想，都是极不现实的。只有等这一件事过了，甚至过几十年再回头看，才能客观的描述，或者是“听”事件的自我阐述。

民族的显影

电影拍摄的是文化大革命云南勐醒中学的故事，没有插入方言，但陈凯歌保留了一部分，体现在可以听到很多“二天”、“娃娃”、“我x你仙人”之类的地方普通话。老杆被任命当教师后，是从山上“爬”下来，走过蜿蜒曲折的山包子去到中学的。
抵达后，老杆进入自己分到的教师宿舍，娃娃们在用竹子搭起来的宿舍外墙上，画了一个人像，那或许是孩子们对于老杆的想象，也或许是为曾经的某位老师所画下的，孩子们甚至会将过往的老师的名字说错，因为更换了太多。这样的画面充斥着整部影片的各方布局，在学校可以写写画画之处，竹墙上、课桌上，都被娃娃们画上了画。
老杆第一次站在讲台前时，背景也是一幅画娃娃们画的老杆，充满了高原气息和普遍的农村人形象——稀松的牙齿、用交叉的线条表示的“高原红”、大大的鼻头，7年的知青生活足以让老杆变成一个乡人。

记忆中，在小学识字后，课桌上、黑板上甚至是厕所的墙壁上，就再也不是幼儿园的涂抹画了，而是各类“XX喜欢XX”“XX是笨蛋”之类的句子。猛醒农村的教育无疑极度缺乏，所以即使在一个有“初三班”设定的存在下，随处可见的仍旧是画，而不是字，学生们并做不到用字来表达。这种强烈的对比设置得非常好，让人深处过去的时代和历史中。

高明的留白和时代的险恶

我们最近总是爱说一句话，“多点真诚，少点套路”，但是《孩子王》里，其实是“很多套路，也很多真诚”。套路在于陈凯歌将影片布局、情节推展处理的非常精彩的同时，设下了很多棋子。
全片充斥着很多笑，笑代表什么？代表的是导演想同观众一起进入一种“不言自明”的状态，是一种用台词上的缺失来更丰富的刻画人物内心。现在的电影，几乎是用台词去描绘情感的，因为有时候导演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拍出他想表达的情感，于是写下很多字，摆放在影片不合适的位子，这种设置有时候会让人到不真诚。但是这也是因为，现在我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为了迎合市场、迎合观众的口味，而观众看不进没有台词的电影也懒得去思考情节（我们想在忙碌中寻找放松），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以及用大量明星堆砌一场“联欢会”的影片。其实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也是在市场中迷失过的，对于市场是聪明的——更多的票房，但是对于导演的身份，值得思考。所以再看陈凯歌87年的《孩子王》时，或许会想起那个时候亲近文化和哲学的他，会想起曾经用“道”来拍摄中国电影的那代人。

老杆让王福起来去教书，王福第一个反应是“你可是在整我？”，接下来是老杆回头的笑，这句话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笑让人尴尬。这是时代的险恶。如果说这部电影是一局有隐有讽的棋局，那这句话就是一枚看似不经意的棋子，慢慢将棋局（影片）展开下去，就会发现这步棋的用心，陈凯歌仅用一句话，就让一种时代的阴险在观众内心埋下种子。
明面上的讽刺也是用老杆无言的笑填充险恶气息的。比如在老杆在极不相信又再三确认学生没有课本后，跑去问其他老师，其他老师的回应是“没有纸啊”，随后老杆从右手边一座垒得高高的纸堆上拿起一叠，继续“无声”的“问”向其他老师，老师接着回应“呵，这个纸你随便拿，拿下去擦屁股也行”，随即觉得不妥，又加上一句“这样说不好，这样说不好”，但是已经无法掩盖内心的险恶。

高明的留白还在于，陈凯歌用动作替换台词，在王福和老杆打赌时，老杆问他赢了想要什么，他并没有直接说“要字典”，而是给了一个固定镜头，王福跑回屋里拿出了“他的答案”。好的电影不会因为台词的缺失流失故事的本味，反而凸显了整体感，有一种影片在被拍摄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自编自导自问自答”的良好状态。

“说不清楚”和抄的教育

老杆在影片中有两句话，一句是“自己做的事，自己最清楚”；另外一句是“人能干什么，说不清楚”。《孩子王》里尽是一些说不清楚的事。

老杆几次问学生为什么没有书，学生说不出来。后来老杆让学生回答一个他觉得不傻都知道的问题，学生都沉默了，随后又一字一句的背下老杆的解读。王福的作文《我的父亲》里他写道“我想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他们说不清楚，因为他们没文化、没教育，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甚至是身在“初三班”的他们也做不到。

学校所谓的教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是抄。学课文是把课文抄下来，即使很多字都还不认识，写作文是抄报纸，甚至在王福得到接触字典的机会后，也是用抄的方式来学习。这是对教育的反思，是对社会的深思，因为即使走到今天，我们也还没完全脱离“抄”的恶俗。我们今天要成为的人不仅仅是要“说得清楚”，还要真正的表达出自己的理解。

老杆在发现学生很多字不认识和无法理解课文后，改变了上课的方式，抛开了课本，从字开始教。此处会展开陈凯歌在教育和教育之间描述的一个鸿沟——影片中老师所谓的上课就是抄书而不是授以知识和思想，而学生们的理解的上学就是一系列上学的动作——老杆让学生写一篇主题为“上学”的作文，学生写的都是上学前起床、走路、吃饭的事。

顾长卫的摄影和扭曲的枝干

有人统计过，影片运用全镜头几乎达到全片的50%，顾长卫的摄影也像在读一本书，许多“自上而下”“自左向右”的展开方式。印象最深的便是影中多次对山包的头的刻画，以及学校老师介绍老杆时，老杆站在教室外，正好被稻草遮住了脸的那一幕。

影片最后是一个地区习俗“烧山”，是因为植物长得过于茂盛，以此烧掉产出肥料同时也让新的枝桠更好的生长。或许陈凯歌也是寄托了自己希望能有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的出现，是希望能够向黑暗说再见的一个结尾。配合上老杆离开学校时在枯树林中那些由于生长环境导致的畸形状态，又是给人重重的一击。

蛮横的来娣会写歌，不会说话的老王生活得认真，喜欢反差萌不是因为真的萌，而是你觉得他们可以比任何冠冕堂皇都来得真实、珍贵。
最后写下记录的影中的一段背景台词：要不是经过这场无产阶级大革命，谁也无法想象，一个旧社会连学校门都没进过的普通老工人，今天，要走上中学的讲台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