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的三种立场

看电影《孩子王》之前，老早看过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有一天小胡（金铨）由美国飞台北转来香港，看见我就忙着推荐阿城的这本小说，说：“翰祥，你一定要看，好，写得真好，锥子剃头——另一个传手。”所以，我马上去买了一本，连夜读完，的确小胡所言不虚，三个短篇还真是篇篇都有个看头，同时也听说很多人要把它改编电影，搬上银幕。三个短篇，一下子居然有四个导演争着拍，不，应该说是五个——严浩在台湾拍的一部《棋王》，据说徐克也争着替他埋尾。

看了阿城的小说之后，我认为最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应该是《树王》，其次是《棋王》，最难拍的（甚至简直可以说不能拍，无法拍）是《孩子王》，因为故事太简单。忠实原著吧，拍出来一定“闷”；不忠实原著吧，又怎能算钟阿城写的《孩子王》？之后，证实陈凯歌正在筹拍《孩子王》，没多久又听说《孩子王》已经大功告成，又没多久听说《孩子王》在北京电影学院试过片，好评潮涌，再之后就听说《孩子王》被推荐参加戛纳影展，因而还令到西柏林影展的主持人很不愉快。

因为他们觉得《红高粱》是次过《孩子王》的影片，结果想不到《红高粱》在西柏林得了奖，而《孩子王》在戛纳不仅名落孙山，还被一些在场的记者们冷讽热嘲地发了一个金闹钟奖。

我问看过《孩子王》的女儿李殿朗：“怎么样，不好嘛？很闷？”

李殿朗认真地说：“不闷，一点都不闷，导演的手法很不一般，很有创意，摄影也相当好，只不过，大多数人对大陆的生活不了解，好像和那些剧中人隔了一座山。您去看看吧，一定比我们可以多看到好多东西！”

尽管听她那么说，心里还是画了一个问号，因为很多看过的人都说闷，看不下去，很多影评也认为导演不忠实原著，或说导演“故弄玄虚，沉闷难明”。而我一向认为影评写得最中肯的石琪也这么说，他在电影茶座上写道：“这些人才是锋芒毕露的，但一下子就露尽而完毕，此后无甚光芒。大陆导演陈凯歌凭《黄土地》一鸣惊人，是否就此锋芒毕露，无以为继呢？当然不可以这么说，不过他随后拍出的《大阅兵》与《孩子王》，成绩越来越不符理想，则属有目共睹。后者还被戛纳影展授以金闹钟奖，因为沉闷得令人吃惊。”

当然，有些影评还是赞不绝口的。我在影圈多年，也拍了八十几部影片，每部影片上映的时候，都有人站在三种不同立场，对影片加以评论：一是公正的影评，有盆话盆，有碗话碗，不偏不护，是所谓的真正影评，（很少很少，偶尔有几位，也因为和搞制版的搞宣传的成了常见面的朋友，久而久之变得不好意思直言谈相了，即使批评两句，也是到喉不到胃）。一种是宣传部发的通稿，每张报纸都大同小异，名为“影评”，实是缮稿。另一种是敌对公司有意拆台的“影评”，有时小捧大骂，有时索兴泼妇骂街。

所以我一向对所谓影评的看法是：说好的，一味赞扬，即使是真的我也当它是宣传稿。相反的，山批海骂，我都当成冤家们（同行是冤家）搞的花样。当然，对真正的评语，或正抓到自己的痛处上令人心服口服的影评也不是没有，在自己下一部作品，当然要特别留意改善一下。此次听说戛纳影展的记者们，专门发给《孩子王》一个金闹钟奖，觉得他们实在有点恶作剧，香港的一本娱乐杂志，每年对影视圈里的人都幽默一下，发十大臭皮蛋奖，也只是博大家一笑，无伤大雅，可戛纳的“娱记”们，居然在参展的影片名落孙山之后，大大的挖苦一番，而影展当局视若无睹地置之不理，实在有欠风度。

听说他们还叫颁奖的人，扮上马戏班的小丑，画上小花脸，穿上彩衣，冷讽热嘲地致颁奖词，简直是岂有此理，好替陈凯歌不值。

一部影片在未看之前，已经听了满耳朵的坏话，当然谁也没有兴趣看了，但《孩子王》究竟是入选夏纳影展正式参展的影片，如果真是拍得毫无是处，推荐的中间人，岂不应该打屁股。

所以《孩子王》在影艺剧院放映的时候，生意还是不错的，而看过的人都说并不感到要颁发金闹钟奖那么严重，尤其对“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放生活清楚的人，更看得津津有味。

谢园的表演吓了我一跳

我跟影片中的男主角谢园特别熟稔，因为他不仅参加过我《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演出（饰演服侍皇帝载淳的太监张文亮），而且是组里最受欢迎的人物。

谢园天生冷面滑稽，学谁像谁，拍戏打光的时候，或者外景队早出晚归的时候，他都一个人说单口相声给大家听，但绝不是一般的相声段子，全是他自己即兴编出来的。

拍完了“火”“垂”两片之后，我的副导演小许（许同钧），拍了一部社会写实喜剧《珍珍的发屋》，想不到花钱不多（四十万人民币），居然“双叫”（叫好又叫座），其中有一个演“倒凶爷”的小捣蛋，就是谢园。只见他歪戴帽，斜瞪眼，腰里别着四块板儿，抖抖嗖嗖，流里流气，跟演太监张文亮的时候判若两人。这一次，想不到《孩子王》的导演陈凯歌也看上了他，还挑他当了男主角。叫一个冷面笑匠，演一个大智若愚的孩子王，不是陈凯歌独具慧眼，就是叫谢园的单口相声给迷住了。

我不是说谢园不会演戏，可能他在“火”“垂”中的戏不对路；他镜头外面学谁像谁，可是镜头里面，就是学不会他演的角色——张文亮，所以我心里老把他看成后台滑稽，想不到看了他主演的《孩子王》，还真吓了我一跳，一如杨世庆（导演）批评白小曼在《声色犬马》的演出一样：“真怪，胡芮梅根本记不住台词，记住也念不利落，怎么一到李大导的手里，居然会演起戏来了！”

所以，我不得不佩服这位后起之秀的小老弟——陈凯歌。

中国电影的对白，永远离不开话剧腔，尤其是后配音的片子，这一层粤语片要比国语片强得多。一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告员，由开始到现在不知道换了千万位，可声音语调丝毫不变。不过最近看谢晋和陈凯歌两位导演的电影，已经是完全口语化，连《红高粱》还有点或多或少的明星调调儿，可是《孩子王》里谢园和老黑、陈校长，包括那位演干部的表二大爷，都一如常人的口语化。当然，那位干部表二大爷的“官”腔还是听着怪刺耳的，不过还好，他一出场就是见不得光的被挡在黑影里，使人不得见他的嘴脸。

以前，《火烧圆明园》在国内首映的招待场之后，刘晓庆曾经问“北影”的汪洋厂长：“你看，怎么样？”

汪厂长只说了两个字：“一般！”这次我看完《孩子王》之后代他多说了个字：“不一般。”

真的，就是不一般，有内涵，有哲理，与老牌的小姐周采芹看了《侠女》之后，挖苦胡金铨说：“哟！我们胡导演还讲‘禅’呢？我看他哪点儿‘禅’呐，还带奶腥味儿呢！”相信她看了《孩子王》，也会和我有同感：“不一般。”

有人乍一看《孩子王》，说陈凯歌故弄玄虚，班门弄斧，摆出一脑门子高深莫测的样子，那他还真是髙深莫测了。

时下香港的流行电影

先不说《孩子王》，先看看我们时下香港的流行电影吧，一味地迎合时下观众的低级口味；不是这个情那个情的煽情挤泪，就是一味胡闹，满嘴里跑骆驼的要人强笑。一般观众当然爱看，因为像看连环书一样的，不用什么大脑。哈哈一笑，烟消云散。

一如我们从小看闲书，先看《七侠五义》《小五义》等武侠小说；后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大一点情窦初开的时候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刘云若、冯玉奇的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如今进步了，看琼瑶的《烟雨濛懞》和《菟丝花》）了。再大一点看鲁迅、老舍、巴金和外国名著的翻译小说，然后重看三国、水浒、西游记（如果以前看过的话），再研究研究西厢、红楼、金瓶梅……。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年轻的时候看《红楼梦》只看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三角恋爱；有的听人家说“红楼”是暗春，金瓶梅是明春，所以特别留意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和《金瓶梅》的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可是长大之后，重读红楼又是一番新的看法，说不定钻进牛角尖，也研究起内学、外学和索隐起来。

看电影也一样，我们小时候最爱看《火烧红莲寺》，所以明星公司连拍了好几集，就和香港拍了两百多部《黄飞鸿》一样，如果没有人看，当然就没人拍。古装黄梅调影片，在港台流行了十几年，武侠的刀剑片也流行了十几年。跟着少林寺一兴，南北拳脚、醉拳、醉剑的又是十几年。接着是动作喜剧片，许冠文的闹剧片，如今最流行的是周润发的英雄片和胡闹片。香港人看电影纯为了娱乐，哈哈一笑了之，没人到剧院去听耶稣，所以《老井》《红高粱》即使在国内外都得了大奖，也引不起人们的多大兴趣，更何况是金闹钟奖的《孩子王》？

香港发行公司的朋友们都知道《孩子王》拍出了独特的风格，拍出了清新的气息，可是也知道它在香港不容易被接受，恐怕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就无声无息地推出上演，甚至连报纸上的小广告，都免了登，就像有了病不吃药一样，北京有一句俏皮话——有病不吃药——可怎么好？

说实在的至今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影艺剧院在哪里，更没什么人知道《孩子王》究竟还演不演？那天，我去看《孩子王》，愣兜了半天也没找到剧院在哪里，因为附近连个路牌指标也没有。最后还是找到大厦的护卫员，才带我走了一段路，指明了那间剧院。

第二天又到新鸿基大厦去了一次，刚好遇见一位女士也在大厦的自动梯处问上演《孩子王》的剧院在哪里（因为她连那间剧院叫什么名宇都不知道），没等被问的人开口，我马上告诉她：“出这个门口往右，再往右……”我还没说完，她居然啊了一声：“是李导演啊，谢谢，谢谢，您还认得我吗？”我仔细一打量，原来是台湾的一位女导演王萤，我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她说昨天刚到，专程由台北飞来看《孩子王》的。

影艺剧院内部的装修真不错，是我看到的迷你剧院中色调最温和装修得最好的一家。看了《孩子王》之后，心情很激动，差点没为陈凯歌哭一鼻子，我觉得他比《黄土地》的时候更成熟，也更具内涵，居然讲起老庄的哲理，和用禅语向观众们打起哑谜来，难怪有一些人看了要睡觉。

看过十几篇对《孩子王》的批评，有一位表妞儿甚至连什么是“孩子王”都没弄懂。她居然说:“那老师都那么大了，怎么能算个孩子呢？还称王称霸？简直岂有此理。”另一位影评人说他只看了半部“但觉得……”，没看完有什么好觉得，岂不是瞎子摸象。有一位二哥说：“我老早说过，《孩子王》要能在戛纳得奖，我把脑袋摘下来！是我老早说的，有人证明，绝非马后炮。”我想以前也许有人对着梵高的《向日葵》说：“这张画要有人欣赏，能够买上二十元美金的话（当时的确连看都没人看），我把脑袋摘下来，给你们当夜壶使！”当然，说此话的人，如今早已作古，他怎么也不相信，后人会用四千多万美金，把那张画买了走。

以前有人看傅抱石的画，作了一首打油诗挖苦他：“远看一大片，近看黑麻麻，原来是山水，哎哟我的妈！”那时徐悲鸿看了傅画，写了封信给他，提出用自己的画和他交换，感激得傅抱石涕泪交织。想不到数十年之后，在香港苏士比拍卖行中，傅画卖了三十二万，徐画只卖了五万五，您能不佩服徐院长的法眼？

当然，各花人各眼，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观点角度不同，知识层次各异，怎么说都不犯法：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各是其是，可不必把嘴巴撇到脑袋后边去（要是没有耳朵拦挡住，还真说不定）。

不管怎样说，《孩子王》的导演陈凯歌的工作态度，很执著也很认真，是没有疑问的吧？陈凯歌的影片《孩子王》有没有从未有过的独特的风格，也是有目共睹的吧？

有人说“闷”，并不是完全的理由，您懂得听昆曲吗？我在“艺专”的时候，课外，专门有个昆曲演奏班，我学过几天儿，但听来一样觉得挺闷，可您不能说昆曲不好是不是？我听不懂广东大戏，所以尽管大锣大鼓震耳欲聋，还想睡觉。也看不懂日本的歌舞伎，尽管日本人睡在剧院前排队买票，带着饭盒看戏，瘾头儿大得很，可是，对我这个大外行来说，不用说让我排队买票，就是送票也没兴趣看，即使日本朋友拿着枪指着我：“你的，歌舞伎的大大的看，不看，枪毙！”那我宁愿叫他把我枪毙喽！可我也只能说自己不懂，不能说人家不好，是也不是？

最少分得出好歹

如果我说：“有人要说歌舞伎好，我摘脑袋”，恐怕九头鸟也不行吧？我是个电影编导，拍了将近四十年的电影，虽然没有什么大道行，也还算浪得个虚名，最低限度，影片的好歹还是分得出来的吧？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自己有多少料，可能不知道，但人家有多少份量，还是掂得出来的。论戏剧效果和说故事的本事，《孩子王》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但在气质和品味上，它还是中国电影中数一数二的。

齐白石先生分析绘画的似与不似，说：“画得不像，欺世；画得太像，媚俗”，我的同学郭韧，到西班牙深造归来，也画起四不像的新派画来，他说：“天下万物皆有形，绘画何必求形似？”所以你可以说陈凯歌画得不像，但绝不能说他媚俗；不俗，当然是曲高和寡了。如果人人听得懂古琴，和《今古奇观》里的钟子期一样，那俞伯牙也就不会碎琴谢知音了！

看了影片《孩子王》之后，一如听了一场可以绕梁三日的音乐，当晚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看到好几篇影评，都说它不忠实原著，所以又把阿城的《孩子王》找出来看了看。

看完之后，觉得陈凯歌太忠实原著了，当然不是说他照方抓药，而是把原著消化掉之后，再经过他的思考、诠释，用电影语言把它再现在银幕上的。看得出，他不仅忠实了《孩子王》，也有前两段《棋王》《树王》的影子。

有人说，陈凯歌的《孩子王》，比诸他前两部的《黄土地》和《大阅兵》更加“……冷峻，晦涩，甚至难懂，电影的空间，也越发广阔深邃”“……已经形成了极具个人色彩的独特风格”。倒也的确不假。

字幕过后的第一个空镜头，就是那个位在弯弯曲曲的山道尾的教室（陈凯歌心目中的教堂），但见云荡荡，雾茫茫，忽而晨光熹微，忽而阴云密布，忽而长虹倒挂，忽而瑞彩千条，那条山道却以不变应万变……青山长在，绿水长流，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原是自然现象。但自从人们渐渐地走出了一条道，于是就规定很多个条条框框来维护这条道，有人把这些条条框框叫法律，也有人叫“德”，道德的“德”。

《孩子王》中的老杆儿，经这条山道，走进了教“堂”，因为他的离经背道，所以又被赶出这座金光万道的教“堂”，剧终之前还放了一把山火，一心想烧掉那些条条框框。

这镜头的拍摄方法，倒也算不得新鲜，以前我在拍《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也用过，在剧终时的一个镜头，把机位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由西洋楼前的熊熊烈火，到残垣断壁的余烟袅袅，每隔三几分钟，就开机一次，然后再通过黑房的特技融会贯通，所以看起来很像一气呵成。我主要是表现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在英法联军的一把火里毁于一旦的可慨和可叹，而《孩子王》中，陈凯歌恨不得一把火把那些道德传统一烧了断，是理想和愿望。

第一个镜头，在队里（知青下乡插队的队），抽着水烟筒的支书，把“我”叫到门口，阿城原著中写道：“一月里一天，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我不知什么事，进了门，蹲在门槛上……”但陈凯歌没叫“我”进入镜头中，只在射入暗室中的门影的一条光里晃了一下，然后就一直蹲在门外，于是展开了足有两分钟的对话（大约两百多尺胶片），“我”在门外“千呼万唤没出来”，“神龙首尾皆不见”，支书扔给“我”一双烟袋，听“我”在门框外把烟点着，之后缕缕香烟在门边半进半入地徘徊。

“我”是主角，出场镜头当然可以卖卖关子，但一直机不动镜不摇，“我”也不显不现，真有点怪怪的。所以石琪说陈凯歌“故弄玄虚”，这点我倒有同样看法，因为电影的片头字幕过后，要尽快把观众带入剧中，使观众们戏我两忘，同鸣共感方为上策。老把观众放在银幕底下不管，导演一味自我表现独特风格，当然是不对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陈凯歌之为陈凯歌，也正如此，因为前者是谁都知道，而陈凯歌是知道不知道的。听起来挺绕脖子，其实是陈凯歌要说的老庄哲理：“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的禅机。

说了半天您懂了没有？不懂？好，正中下怀。

《孩子王》的原著里，阿城认为教育是应切合实用的，教条式的灌输，只能维持虚伪浮夸的教育形式，对孩子们是有害无利的。

“我”第一次走进课堂教书，叫学生拿出课本来，才知道学生没书，上学没书，当官的没印，还真够新鲜的。

孩子们没书，表面是缺纸，其实陈校长的写字台前，就一大堆批判的学习材料。全国十亿人民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印得比字典多万倍，所以“我”一听孩子们没书，马上奇怪地去找老陈（以下是阿城原著）：“国家为什么印不出书？纸多得很嘛，生产队上一发批判学习材料，就是多少，怎么会课本印不够?”老陈正色道：“不要乱说，大批判放松不得！有困难，我们抄一抄，克服一下……！”（以下是导演加出来的）——我抄起老陈台上的堆着的一本批判学习的材料翻了翻，看了看，老陈说：“拿去糊墙吧”，“我”冷笑了笑:“擦屁股也可以"，老陈无可奈何的：“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在导演的心里，那些批判的学习材料，能够废物利用地擦擦屁股，还凑合着对得起那些造纸工人。如果体验过那种生活，或了解那种生活的，当然懂得其中奥妙，除此之外，不用跟老外说，就算你跟香港人说也没有人信！

山沟的学生抄字典？要是大英百科全书，不得抄一辈子？怎么令人相信？不信怎么能懂，不懂还不睡觉？还不风紧扯胡的溜之乎也？其实，戛纳的老外还不够幽默，送一本金字典多好！陈凯歌对阿城原著改动得最大的地方，是影片结尾之前的几场戏，原著是：“……第二天极早的时候，我回来收拾了行李，将竹笆留在床上。”（此地的所谓竹笆，可能只有到过云南山区的人才懂，连我也不知是何东西，照字面看，应该是竹篱笆，但铺床能用竹篱笆？或许就是广东人铺在床上的凉席一类的东西。）

陈凯歌讲禅说道

那种席也有用一片片竹子连起来的，因为“我”和老黑刚到学校的简陋的宿舍里——简陋到“我”一进门就来了句粗口：“我日他个先人。”宿舍里的床是公家的，可是竹笆却是私人的，人被调走，当然把竹笆带了走，“我”觉得过分，所以他被调走的时候，作者特别描写他，将竹笆留在床上这一笔。

趁了大雾，“我”扛着行李沿山路去三队，太阳依旧是白白的一团，走着，走着，“我”忽然停下，从包裹取出那本字典，翻开，一笔笔地写上：“送给王福，来娣”，看一看，又并排写了“我”的名字，再慢慢地走，不觉轻松起来……陈凯歌改成“我”在临走之前，把字典留在台上，写道：“王福，以后别再抄书了，也别抄字典了”，“我”走在雾蒙蒙的山里，又碰见个不声不响的牧童，如今他仍旧对“我”呆望了一阵，然后无言地走出镜，画外音传来一阵撒尿声，大有李白诗句中的“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的味道。明末清初的朱耷，因为明朝的覆亡，民生疾苦，曾经几年疯疯癲癲的在山中放浪形骸地云游散逛，哭笑无常，自己起了个名字也是哭之，笑之的八大山人。陈凯歌面对着他当前的环境又如何呢——把那些封建的，腐败的，翻来覆去讲经传道的庙堂，和庙里的老和尚，放把野火烧掉，于是剧终前，山上有火，眼中有火，心里也有火，心中也许正在诅咒：“我日你个先人！”

陈凯歌的电影里叫人想得太多了，说的也太深了，跟观众们讲禅说道谁能看得懂？就算看得懂，谁又有耐烦心儿去看？尤其如今香港的观众们，看惯剧中人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编导们又为叫观众们笑一笑，甚至叫大明星吃屎！谁还听人讲道理？看陈凯歌的电影，要有焚上一柱清香，听人弹古筝的耐心，看香烟缕缕，瞬息万变，听琴音铿锵发思古之幽情；然后，口中默念着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心里想着庄子的物我冥合，与骷髅论辩，秋水共语，和大鸿展翼，蝴蝶齐飞。哎呀呀我的老天，谁受得了？因为他用镜笔简意繁，经常一个场景，可以不移不动的两百多尺，两分多钟（香港的广告片，二十秒三十个镜头），视野大，境界高，比如说，“我”领导着由他填词，来娣作曲的那只歌，在落日余晖中，地平线只有四分之一（陈凯歌拍落日的画面，经常如此），一大群孩子坐在地上不动，活像副呆照，远人无目，当然看不见嘴型，一如画外音，唱道：“一二三四五/初三班真苦/识字过三千/毕业能读书……”接着又是：“五四三二一/初三班争气/脑袋在肩上/文章靠自己。”歌词可真不咋的，又和主题不吻合。以前，卜万苍导演拍四季歌，每段四句，四段一十六句，卜先生四句一个镜头，已经看得人坐立不安。何况一个镜头一唱到底！其实你要真走在山头上，远远的听见一群孩子在唱歌，不也是如此吗，又没带着望远镜，哪看得见他们的面目表情，为了这个镜头，和几个朋友们抬杠（争论），他们说：以前上海人叫“看戏”，北京人叫“听戏”，闭着眼睛琢磨台上的角儿们行腔吐字的味道，如今连立体电影都有了，还叫人闭着眼睛听电影？有冇搞错？

我宁愿看梅艳芳教周润发跳舞了，舞得狂，唱得热，发仔活泼，芳姐活泼，镜头也活泼。

骂人不带脏字

我跟张仲文大概有三四年不见了，看她一别如故的样子还真是养颜有术，她才一落装由皮包里拿出块小镜子照了照，取出块面纸轻轻地拭拭额头汗，然后，轻启玉齿：“好，《孩子王》真好，凯歌真有两下子，看他的电影，像看他吟诗、作画。听吧！诗中有画；看吧！画中有诗，跟饮茶似的，要慢慢品，所以一般人叫品茗，牛饮可不行。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位第五代导演还真了不起，你们瞧见了没有，在《孩子王》里，他骂人不带脏字。”大家都奇怪地望着她：“喏，不是孩子王教书的不照本子办事吗？后来不是来了个干部么？那干部坐在陈校长的台子后，由天窗透进来的太阳正照着他。孩子王一进房间，他仰头看，有点耀眼，把头上的帽子摘了摘，露出光头，锃光瓦亮的，连苍蝇都站不住。最好的是，他还故意地用手在脑瓜顶上摸了两下子，生怕别人不知他是个无发（法）的，又一次回头仰望房顶上的天窗，拧了拧眉，挤了挤眼儿，露出一副羞光怕日的德行。陈校长马上会意到，忙拿起插杆儿跑到室外，把天窗放下，于是房里黝黑，那位干部同志既无法也无天了，您看这不是骂人不带脏字是什么？比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大骂你亲娘奶奶，要含蓄得多，也深刻得多了。”

刚说完，她回头看了看我，问我看过《孩子王》没有，我说看过，她说：“有一个镜头我不明白，山坡上有几十棵烧焦了的树干，陈凯歌在剧终之前，一个镜头又一镜头，忽而仰，忽而俯的拍个没完，描写什么？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乍看也不明白，但我相信凯歌一定是言之有物，回来重看了阿城的《孩子王》，可也找不到跟那些烧焦了的黑树桩子有关系的地方，于是又看了看《树王》，才明白他的意图。”

原来知青们要改造中国，使中国更伟大，所以要砍掉、烧掉以前的树，种上有用的树，这些没烧完的，就是经那些知青又砍、又烧的尸首，阿城在《树王》里这样写道：“……黑黑的立着，如同宇宙有箭飞来、深深地射入山的裸体，只留下黑箭尾在外面，大家都有些悚然……”

我说：“可能陈凯歌要为他们平反吧，于是把那些焦木，一一陚予生命，看它们慷慨激昂，听它们痛苦呻吟，有的挣扎，有的控拆，有的虽然回身蛇步地仆倒在地，但仍至死不屈。看得出有一棵粗粗圆圆的家伙，昂首怒目，咧嘴拧眉，暴露出一块块的胸肌，一如米开朗基罗的著名石雕一拉奥孔。再仔细想想，他们里面一定有很多在‘文革’中的冤案、假案、错案中被那场人为的野火，烧成这个样子的。您看吧，您一定看得出，哪个是周信芳，哪个是马连良，哪个是石挥、蓝马，哪个是上官云珠，昂首怒目的是吴晗，至死不屈的是老舍；您听吧，周信芳在唱：‘天上掉下无情剑，斩断夫妻两离分’，马连良在唱‘骂一声贼子真大胆，杀人放火走天涯’。假使您不懂美学家的移情作用，您不懂庄子为什么知道鱼之乐，您也就不能与乌鹊齐飞，与麋鹿共舞，那您当然觉得闷：因为您的心走不出大门，见不到天地，不闷等什么？还不睡觉？”这番话把仲文听得目瞪口呆，舌尖冰冷，半天才忽然像想起什么，说：“噢，对了，您这么一说，那几样哑木头还真像人，凯歌大概怕人看不懂，所以有的还给戴上个草帽。”

对于片中的那首主题曲（因为只有一支歌，习惯上都叫主题曲），我始终觉得与主题不合，假如改一下会更切合主题：

一二三四五/初三班真苦/读书没有书/笔录更糊涂/五四三二一/初三班争气/不再读死书/文章靠自己。

同时整首歌呆呆板板的只用一个镜头，我也不尽同意，就像王福念的那篇文章“我的父亲”，如果多加一些画面，观众会更容易接受些，主题曲可以用画面描述一些“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道理，“我的父亲”更可以用画面现出王七桶扛麻袋时，力气有多大。

节奏一直慢悠悠

再加上原著里写“我”和王七桶如何认识的：“‘我’见他扛起两百斤的米包，行走如飞，一班人坐在卡车上，车一死火，王稀屎（王七桶的外号和周润发吃的老虎屎不同）一个人下车死劲地扛车帮，一车人如不知不觉般地仍坐在车里，车头轰几下，继续往前开，他便跑几步，用手勾住车板，自己翻上来……‘我’因为常出山，没有坐过几回车，所以车第二次陷在泥里时，便随他下车去推，车爬上去时，与他追了几步，他自己翻上去了；‘我’没经验，连车都没有扒上，他坐下后，见我还在后边跑，就弓起身子怪叫着……”，总比大家看一个大远景“听”戏好吧？另外，来娣夜晚在山路追“我”的镜头组合，我也觉得不大好，大远景接大远景，令人看起来有跳动感，很不舒服。凯歌的画面很定，从不推拉、横移，也许他知止吧，所谓知止而后有静，静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如果观众跟着画面的静止而入了戏，跟戏中人的喜、怒、哀、乐起了共鸣，当然是好，否则静、定、安之后，入了睡眠状态可不大好。

戏的进行，要有起承转合，快慢疾徐，有时静如处子，有时又动若脱兔；台风将至未至之时，草不吹，树不摇，静得怕人，一旦疾风骤至，雷鸣闪电，树石劈，洪流满地，如海门潮涌似万马奔腾，镜头也要如雨打沙滩坑坑点点，瞬息万变，要使观众目不暇给，胆战心惊。

但《孩子王》由始至终，节奏一直慢慢悠悠，观众不像在看电影，而像在参观一个摄影沙龙展，导演和摄影师刻意求工，每个镜头都想使观众永志不忘，但观众们太注意画面，反把戏忘得一干二净。其实好的电影，观众不会再有镜头感，就像一幅画使人看不出笔触是一样的，如果使人看出某一笔是神来之笔，那一笔反而跳出画外，离群脱众，成了全幅画的败笔。我倒不是说电影中的镜头长、节奏慢，就使人感觉闷，闷到要睡觉，其实镜头短、节奏快，一样感到闷。写此文时，我正在日本东京，听说《敦煌》票房收入已经快达日币四十亿，所以下了飞机第二天，就去看十一点的早场，戏的场面拍得可真不小，布景金碧辉煌，服装彩色缤纷，一会儿千军万马，在狼烟四起中狂奔而至，一会儿万马千军又在沙石滚滚中绝尘而去。不知张三打李四，还是李四打张三，反正乱打一锅粥的敌我不分，我们一同看戏的一共三个人，不到半小时，睡了一对半，《敦煌》还真把我们敦入黄粱一梦中。

再想到《孩子王》。对比之下，简直是牛髀与蚊髀，《敦煌》想去参加戛纳影展，恐怕连门儿都没有，可见好坏是比较出来的。如今香港每年制片的数量，几达二三百部；票房纪录超过千万港币的，一年也有个二三十部，但像《孩子王》一样被选去参加戛纳影展的，还没有一部！可能因为太多娱乐片，制片商们在商言商，不要奖品吧？

《孩子王》的原著，主张老庄哲学的“无为无知”，但仍比较含蓄，导演陈凯歌的主张就更落实、强烈，所以主张学生们今后不要抄书，连字典也不要抄！

宁愿下一代反朴归真，这大概是《孩子王》中导演所要说的话，我们的行话就叫“主题”，但不是直截了当地说，而是跟观众们打哑谜，一如问禅于长老，长老持棍便打，那人抱头鼠窜，长老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据此，陈凯歌在《孩子王》中才有：“学是不学，不学是学”的道理，您不懂“禅”，岂不要缠到歪里去？

与陈凯歌谈改戏

看了两遍《孩子王》之后，很冲动，有很多问题在心里打转，马上和他联络。凯歌万万也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说真格的，我跟他不过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大会上见过一次面而已，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留了一脸大胡子，和颜学恕站在一起，不声不响不大说话，反而他爸爸陈怀结倒见过几次，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公子陈凯歌也是位电影导演，果然父是英雄儿好汉。

电话里我告诉陈凯歌，我看过他的《孩子王》，我个人觉得很好，好过《黄土地》，也好过《红高粱》，为《孩子王》不参加西德影展拿去戛纳而很不以为然。

我告诉他《孩子王》正在香港的“影艺”上演，影艺是一间二百人座位的迷你剧院，生意差强人意而已，观众以青少年学生居多，文艺界的人也不少，和《孩子王》同时上映的有《鸡同鸭讲》和《公子多情》，那两部影片都拍很得热闹，所以场场均告客满，也许那些观众看不仅《孩子王》吧！看过也觉得是“鸡同鸭讲”了吧！

我告诉他很多影评说他不忠实原著，我看不然，他当然改了一部分，也看得出他把阿城的《树王》和《棋王》的意向也引入《孩子王》之中。他说：“是的，我和阿城很熟，一起在云南呆了好多年，我跟阿城对中国的道德观有共同的诠释。所谓‘道’，实际上就是伦理、纲常，是一定的社会秩序，‘德’就是维护道的程度，越维护这个道，你的德就越高，一般人叫德髙望重吧。

“中国所有的道，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去灌输，或文字，或口传心授去灌输，去流传的，以巩固他的道。所以我想，能不能有一个孩子不入这个道。因为每个人在正式接受教育之前，都有一段很天真的时期，就是知道没有太多关系的时期。我在云南看过很多山野的孩子是不念书的，可是他却比念书的孩子有更多的快乐，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书念得越多，越增加负担和痛苦，就要多思多想，就要忧国忧民，不念书的，生活倒反而平静得多。

“所以我觉得每人都有自己的另外一半，这孩子就是年青老师的另外一半，所以，他一听见是放牛孩子的声音，就去找他，可是找到了又没讲，要讲些什么，孩子又拒绝他，拒绝文化。所以，当他不按本子办事，被传统文化所拒绝的时候，被踢出课堂的时候，就写了那么一个字：牛底下一个水字。”

我问他：“那么，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可能那年青老师想起牛喜欢喝水的事，就弄了这么个字。如今，这个字不仅引起很多人的疑问，连最近一个替《孩子王》发行的美国大公司，也觉得很费解，因为原来的英文字幕上也没解释什么，就糊里糊涂的一笔带过。他们跟我商量了很多次，总觉得没办法说得清楚。我说，这是那年青老师无意中创造的，当然我并非鼓励谁去创造新意，实际上我想那老师临走的时候，不能把一些事情直接告诉给孩子们，所以，他借用自己遇见放中孩子的故事，就偶然变了那么一个字。”

我告诉他，我对于那些焦木的看法。他说：“我跟阿城在云南的时候，知道那儿实际生活中有一个习俗，因为山上的草长得很快，所以每年都要烧山，然后就有肥料出来。我们也不过只借这个由头，对文化创作方面有一个想法，希望真能有一把无形的火，把一些传统的旧东西烧掉，然后创造一些新东西出来。

“当时在视觉上看，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毫不觉得可惜，可是当我在二十年后又重到云南，我看到那些烧焦了的枯木，就感慨得多了。觉得那些被传统文化束缚的孩子们，在条条框框里成长之后，会不会变成了那种歪歪曲曲的样子呢？我们在拍摄外景的山区里，看到那些被乱砍乱伐后遗留下来的残迹疤痕，就联想文化大革命对人类的摧残，与对树木的砍伐是一样的。当初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被下放到山区去破旧立新，砍掉成千上万没有用的旧树，如今想想旧是破了，新呢，也没立起来，有些地方又生出来七歪八倒的新树，可怎能和千年的苍松翠柏比？

“所以，我在《孩子王》剧终的时候，把那个放牛的孩子放在这片劫后残余的枯木里，就是想和那些在畸形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孩子们，来一个比较。”

最后，凯歌向我提供了一个有关《孩子王》的新情况。他说最近法国有很多文章出来，包括《新浪潮电影笔记》杂志的一篇讨论《孩子王》的长文，他们认为这部影片虽然在戛纳没有得奖，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片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演究竟在说什么。’这本杂志在美国也有，但是法文的，我只好等朋友把它翻译好了，再寄给您。”我说：“好，我看完一定告诉别的朋友们。”

拉拉杂杂地写了几篇有关《孩子王》的一己之见，也介绍很多朋友去看，看完之后，都异口同声地赞好。有一天焦姣打电话给我，说：“导演，我看了你的《天上人间》之后，马上去看了《孩子王》，其实本来很早就想去看的，不过看了几篇影评之后，就把看的念头打消了，呵呀，太好了，差点错过了。”

看今天报上的消息，《孩子王》在“影艺”上了六周之后，终于下片了，是《孩子王》的悲哀？香港观众的悲哀？抑或是香港电影的悲哀？百思不解。

观众对《孩子王》影片的高深莫测，当然都望而却步，可能唯恐“高处不胜寒”吧！

本文选自《银河上下》一书，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文中略有删节，标题及部分小标题由编者所拟。（原载《天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