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4-30

孩子王:与陈凯歌谈《孩子王》——李翰祥《我看〈孩子王〉》节选

看了两遍《孩子王》之后，很冲动，有很多问题在心里打转，马上和他联络。凯歌万万也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说真格的，我跟他不过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大会上见过一次面而已，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留了一脸大胡子，和颜学恕站在一起，不声不响不大说话，反而他爸爸陈怀结倒见过几次，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公子陈凯歌也是位电影导演，果然父是英雄儿好汉。
电话里我告诉陈凯歌，我看过他的《孩子王》，我个人觉得很好，好过《黄土地》，也好过《红高粱》，为《孩子王》不参加西德影展拿去戛纳而很不以为然。
我告诉他《孩子王》正在香港的“影艺”上演，影艺是一间二百人座位的迷你剧院，生意差强人意而已，观众以青少年学生居多，文艺界的人也不少，和《孩子王》同时上映的有《鸡同鸭讲》和《公子多情》，那两部影片都拍很得热闹，所以场场均告客满，也许那些观众看不仅《孩子王》吧！看过也觉得是“鸡同鸭讲”了吧！
我告诉他很多影评说他不忠实原著，我看不然，他当然改了一部分，也看得出他把阿城的《树王》和《棋王》的意向也引入《孩子王》之中。他说：“是的，我和阿城很熟，一起在云南呆了好多年，我跟阿城对中国的道德观有共同的诠释。所谓‘道’，实际上就是伦理、纲常，是一定的社会秩序，‘德’就是维护道的程度，越维护这个道，你的德就越高，一般人叫德髙望重吧。
“中国所有的道，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去灌输，或文字，或口传心授去灌输，去流传的，以巩固他的道。所以我想，能不能有一个孩子不入这个道。因为每个人在正式接受教育之前，都有一段很天真的时期，就是知道没有太多关系的时期。我在云南看过很多山野的孩子是不念书的，可是他却比念书的孩子有更多的快乐，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书念得越多，越增加负担和痛苦，就要多思多想，就要忧国忧民，不念书的，生活倒反而平静得多。
“所以我觉得每人都有自己的另外一半，这孩子就是年青老师的另外一半，所以，他一听见是放牛孩子的声音，就去找他，可是找到了又没讲，要讲些什么，孩子又拒绝他，拒绝文化。所以，当他不按本子办事，被传统文化所拒绝的时候，被踢出课堂的时候，就写了那么一个字：牛底下一个水字。”
我问他：“那么，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可能那年青老师想起牛喜欢喝水的事，就弄了这么个字。如今，这个字不仅引起很多人的疑问，连最近一个替《孩子王》发行的美国大公司，也觉得很费解，因为原来的英文字幕上也没解释什么，就糊里糊涂的一笔带过。他们跟我商量了很多次，总觉得没办法说得清楚。我说，这是那年青老师无意中创造的，当然我并非鼓励谁去创造新意，实际上我想那老师临走的时候，不能把一些事情直接告诉给孩子们，所以，他借用自己遇见放中孩子的故事，就偶然变了那么一个字。”
我告诉他，我对于那些焦木的看法。他说：“我跟阿城在云南的时候，知道那儿实际生活中有一个习俗，因为山上的草长得很快，所以每年都要烧山，然后就有肥料出来。我们也不过只借这个由头，对文化创作方面有一个想法，希望真能有一把无形的火，把一些传统的旧东西烧掉，然后创造一些新东西出来。
“当时在视觉上看，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毫不觉得可惜，可是当我在二十年后又重到云南，我看到那些烧焦了的枯木，就感慨得多了。觉得那些被传统文化束缚的孩子们，在条条框框里成长之后，会不会变成了那种歪歪曲曲的样子呢？我们在拍摄外景的山区里，看到那些被乱砍乱伐后遗留下来的残迹疤痕，就联想文化大革命对人类的摧残，与对树木的砍伐是一样的。当初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被下放到山区去破旧立新，砍掉成千上万没有用的旧树，如今想想旧是破了，新呢，也没立起来，有些地方又生出来七歪八倒的新树，可怎能和千年的苍松翠柏比？
“所以，我在《孩子王》剧终的时候，把那个放牛的孩子放在这片劫后残余的枯木里，就是想和那些在畸形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孩子们，来一个比较。”
最后，凯歌向我提供了一个有关《孩子王》的新情况。他说最近法国有很多文章出来，包括《新浪潮电影笔记》杂志的一篇讨论《孩子王》的长文，他们认为这部影片虽然在戛纳没有得奖，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片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演究竟在说什么。’这本杂志在美国也有，但是法文的，我只好等朋友把它翻译好了，再寄给您。”我说：“好，我看完一定告诉别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