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12-20

孩子王:《孩子王》：对民族文化寓言性的反思

1987年，陈凯歌把阿城的小说《孩子王》拍摄成电影。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并没有太多戏剧性的故事。文革期间，当了七年知青的“老杆”被被抽到云贵山区某简陋小学担任老师，知青伙伴高兴地称他为“孩子王”。但那里师资奇缺，他发现学生们没有课本，唯一能做的事便是把课文抄在黑板上，然后让学生们抄在本子上。他这么做了，同时他对着镜子中自己的脸唾了一口。

老杆苦恼于学校的政治学习材料多如牛毛，批判文章学了一篇又一篇，但是初三的学生们连小学课本上的生字都认不全。他放弃了抄课本，只是教孩子们学生字，希望它们将来可以用这些字写信记账。书不抄了，却有学生开始抄字典，并宣言将来有更大的字典还要抄。

“孩子王”努力地想改变农村知识落后的现状，但是他一个人的能力难以抗衡十年文革中教育体系的崩溃与落后。最终，“违反教学规定”的他只能落寞地被退回队里。走之前，他在树墩上写下：“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初看起来，这是一部关于教育的影片，影片还曾获法国第41届戛纳电影节教育贡献奖，但正如陈凯歌在导演阐述中说：“教育的背后是文化，教育是保证一种文化继续行其道的一种手段，我要讲的文化，是影响着我们生活一切方面的那些社会准则，文化从人那里来，为人而设，同时又害人不浅。所以，文化的事，就是人事，文化的背后是人，人类是靠文字来接续文化的。”

按照这段话的意思来理解，那么影片中的字典就是文化的象征物，影片中人对字典的态度就是对文化的态度。老杆因为白天上课时让学生抄了课本，晚上回到宿舍后朝镜子里的自己吐口水，可以看出主人公是一个具有反思意识和自省精神的人，他告诉学生们不要抄课本也不要抄字典，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忏悔，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对既定文化秩序的否定。

有学者认为，《孩子王》是一部自传性作品，影片的每一元素——从题材、意象到主题内容，根本上又都是“寓言性”的，影片表面谈的是教育问题，本质上讲述的却是“一个关于新中国的青年如何穿越那段政治混乱和文化蛮荒去寻找自我、意义和崇高永恒之物的集体传记故事”，其中饱含着“个人成长史和社会集体历史之间爱恨交织的互动关系”。

可以说，影片正是以一种“集体回忆录”（collective memoir）的形式，重建了知青经验，同时又提供了理解和把握当下社会、文化之构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框架。

影片把文革时期的情况作为一种文化世界的极端化、荒诞化加以表现和嘲弄，而不是把它与人类整个文化链条撕开来，体现出一种深沉的文化哲学的意味。影片这种哲学和文化层面上的反思，使影片超越了一般社会学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本体论意义的思考。

影片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是在从容而又冷静的叙述中完成的。有学者对影片镜头的使用做了一项数字统计：《孩子王》总镜头383个，其中全景镜头185个，占总数的48.30%；影片总长度3340米，约10958尺，全景镜头6507尺，占总长度的59.38%，导演的总体视角是以远观为主。这种冷眼旁观的叙述视角，使影片传达出一种遥远的隔离效果。

与远观视角相对应，影片将小说原著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改为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以客观的立场展现了主人公老杆儿在大的历史背景中的生存状况。影片把人物放进历史，而不是用历史突出人物，这种以小见大的方式可以在暗淡的历史氛围中把人性的力量扩至最大。

《孩子王》中的人物已经不再是历史洪流中命运各异的个体，而是在某一种特定的空间点上连接历史性与民族性的枢纽，通过人物的所作所为去完成民族性在历史大背景中的沉淀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