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6-03

萨利机长:从《萨利机长》看制度与人性选择难题

## 法导课的期末论文。先后pass掉了集结号和让子弹飞，终于把萨利机长水完了。写得时候感觉自己简直胸无点墨。叹气。不过法律电影真的很好看。##

2016年上映的影片《萨利机场》根据2009年发生的“哈德逊奇迹”事件改编。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在起飞仅数分钟后遭遇鸟群撞击，致使双侧发动机熄火。危急之中，机长萨利选择在哈德逊河上迫降并成功。在空管和救援人员及时的帮助下，机组和乘客共155人奇迹般全部生还。
对于这一著名的空难事件，影片并未选择从灾难片的视角进行切入，而将目光聚焦于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在空难发生后对于这一事件的调查认定过程中。当飞机起飞后遭遇鸟群撞击，机长意识到双侧发动机停机后，便第一时间与塔台空管取得联系并请求返航拉瓜迪亚机场。这一请求得到了空管的及时处理，同时还提供了附近泰特波罗机场作为第二种选择。然而萨利机长在紧急情况中判断飞机飞行高度过低，无法安全抵达机场并降落，而飞行路线上存在高度密集的建筑物和人群，因此当即决定冒险迫降在哈德逊河上。由于水面迫降时飞机极易解体、时值冬季河水温度过低、水上救援难度大等因素，水面迫降实为一种激进的选择。尽管最终全员生还，尽管媒体和民众都将萨利机长视为英雄，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仍然对萨利机长的选择提出质疑并展开调查。
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与机长的争论焦点有二。首先，飞机到底是否能够安全降落机场，航空公司进行了多次计算机与真人模拟，结果均显示飞机完全可以安全降落机场；第二，机长当时认为双侧发动机停机，但是数据显示其左侧发动机并未真的停机，尽管存在数据错误的可能，但是唯一切实的证据，即左侧发动机本身在迫降过程中找不到了。一切证据似乎都指向萨利机长的严重失职。影片的高潮暨结尾是一场听证会。机长在听证会上指出之前的模拟数据并未考虑“人的因素” (human factor)，即进行真人模拟的飞行员不仅在鸟群撞击后立即开始返航操作而没有考虑突发状况下机长所必然需要的反应时间，而且进行了多次训练。当模拟过程加入撞击后的35秒反应时间时，模拟结果均显示无法返航。同时正巧左侧发动机也被找到，证实其确已经停机，失去推力。至此萨利机长的英雄行为终于无可置疑。影片在对萨利机长、机组、救援人员敬业、经验丰富的英雄主义颂扬中结束。
二、调查过程体现程序公正
应当说，这是一部完全的美式“主旋律”影片。虽然出于艺术效果的考虑设置了萨利机长与调查人员的对立冲突，但实质上对二者均完成了颂扬。一方面称赞了机长的敬业与英雄行为，也对调查人员的职业态度进行正面宣传。
对于调查人员，也许观众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萨利机长救了所有的人，这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为难他”。其实，尽管安全委员会和萨利机长对于事故原因本身有不同意见，影片中实质上也在不断传达合理合法严格甚至苛刻的事故调查是极其有必要的这一理念。首先，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作为事故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基本保持着中立的角色，一方面没有在媒体民众盛赞萨利机长视其为英雄的情况下忽视可能存在的机长本人的事故责任，另一方面也没有偏袒真正的“对立面”——保险公司。第二，认定过程充分公开，如影片中体现的听证会上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同时第一次听取驾驶舱录音。第三，充分保证当事人的有效参与权力，如及时引入工会人员，并且同意萨利机长的要求，将真人模拟提前并在听证会上当场进行。可以说，这些细节体现出影片对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坚持事故责任认定程序公正的褒扬态度。
影片一开始，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与萨利机长对于一个词的争论就令人印象深刻：
调查员:现在我们开始对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的坠毁 (crash) 进行人为表现的调查。
机长：水上降落 (water landing)。
调查员：你说什么，机长？
机长：这不是坠毁 (crash)，也不是迫降 (ditching)。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不是坠毁 (crash)，而是被迫水上降落 (forced water landing)。
调查人员与机长寸土必争的这个词实际上是对本次事件的定性。机长自然相信自己的判断，而调查人员则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事故。换句话说，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存在一种类似于“疑罪从有”的心态。他们始终以最高标准来审视机长的判断，如询问萨利机长在该选择迫降时如何“计算参数” (“calculating the parameters”)，并对机长“通过目测” (“eyeballed it”) 的说法嗤之以鼻；一开始在进行模拟时不考虑人的反应时间；对于真人模拟的飞行员进行提前训练；询问机长“出发前睡了多久”，“有没有可能低血糖”，“上一次使用低血糖和管制药品的时间”，“近期家里有什么烦心事”等问题。副机长甚是讽刺调查人员是在“钓鱼执法”。而调查人员认为，“我们只是在追求真相”，“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我们将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在司法中采用“疑罪从有”由于容易造成冤案错案，已经逐渐被反思和摈弃。然而在安全事故认定的过程中，采取这种“考虑一切可能性”方式来进行追责是否是正当而有必要的呢？
安全事故调查确有其特殊性。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也在于发现威胁航空安全所有的可能因素，总结事故原因，给出详尽的事故报告和可能建议，提出安全指导，以待后来者引以为前车之鉴。尤其是重大航空安全事故，其原因都不会是单一因素，而是多因素的连锁反应。[1]对于其中至关重要的人为因素一环进行最为严格的审视确实可以认为是必要的环节。就“哈德逊迫降”事件而言，不仅需要萨利机长的选择带来了“好”的结果，即全员生还，还需要考量这一选择是不是足够“对”，即有没有返航的可能，机长是否有风险更低的选择。
三、人性与制度之争
这里的“好”和“对”，其实就是基于价值的人性与基于制度的理性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萨利机长在事故中确实存在不符合规范的操作，他既没有按照飞行手册的要求到第十五步才打开辅助动力系统，而是跳过了多个步骤直接打开，也没有按照塔台的调度进行返航，而是进行水上迫降。他在紧急情况下，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以飞机上155人和哈德逊河两岸密集人群的性命为首要价值选择，对于规则——飞行手册的要求果断进行打破。尽管结果表明机长的判断合理选择正确，是否仍然需要对机长违反制度的这一行为进行惩罚呢？
从影片情节给出的答案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机长实质上违反了操作条例这件事，机长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始终毫无异议，这不是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萨利机长是否违反了飞行手册，而时在违反飞行手册后的操作行为是否比手册要求的更为合理。如果的确可以证实是更为合理的选择，则机长的英雄行为即可板上钉钉；反之，他将失去工作，失去退休金，成为媒体口中的“骗子”。
可以看出，在这个事件中，一个“好”的结果——全员安全生还不足以成为确认机长没有失误的标准，完全“对”的行为——完全遵守制度（飞行手册）也不是最终的标准。真正的标准在于，机长基于自己直觉进行的“非理性的”、违反飞行手册而实施的操作是否与“理性”的飞行手册的目的相一致。一个“好”的结果——全员安全生还不足以给事件下定论，是因为“理性”制度（飞行手册）的追求不仅仅是全员安全生还，更是每一步都进行更合理更安全的操作；而完全“对”的行为——完全遵守制度也不足以作为标准，是因为一个制度不论其设计者如何深思熟虑，总还是有无法全面考虑，或者考虑失实的情况，因此需要鼓励在认识到制度本身不合理的情况下果断打破制度以从另一角度追求制度的最终目的，即对人的保护，对公平正义的保护等等，在这个事件中则是更安全合理的操作。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通过这种对于打破制度的行为的鼓励，来帮助制度本身惊醒不断的革新以适应真实复杂的社会生活，来实质上实现制度的最终目的。这是事故责任
这种制度与人性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与电影《朗读者》中汉娜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似之初。汉娜恪守自己“看守者”的职责，为了不放跑自己看押的“犯人们”宁可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即是在制度与人性，在汉娜的故事里，法律与道德的矛盾中选择完全忠于制度，忠于法律，却最终受到法庭的审判。或者说，对汉娜而言，遵守制度才是人性，守法才是最高道德。这种对于制度本身，而不是基于人性价值的忠诚最终使汉娜犯下了滔天罪恶而不自知。相反地，对于萨利机长而言，人的价值，人的判断，则在极端情形下被先于制度进行考虑，也至少在这个事件中取得了皆大欢喜的结果。
另一方面，制度之所以为制度，法律之所以法律，就在于其在国家公权力的要求下强硬而有力的执行，才能起到设立制度的初衷。虽然鼓励在认识到制度本身不合理的情况下果断打破制度、革新制度、不被制度僵化的行为，对于制度本身是否合理的考量也应当慎之又慎。换句话说，对于“违反制度”和“革新制度”不同应当有清晰的认识。如果过于容易将“违反制度”认定为“革新制度”，则失去了制度本身的约束力；反之，则容易造成不公平不公正。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对于萨利机场迫降哈德逊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抓着不放，反复进行论证。注意，这里仅仅有“合理性”，即仅仅这样做能够带来全员安全生还的结局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必要性”，即只有这么做才能成功，严格遵守制度无法成功。这无疑给不用被追责地违反规则提出了相当高的门槛。而如前所述，这种高门槛对于维护制度本身是十分重要的。
事实上，不仅允许特殊情况下打破制度十分困难，坚决“设置高门槛”也有其困难之处，其认定程序都需要多方面谨慎考量。“哈德逊河迫降”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纽约都非常微妙，一方面紧接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空难也难免让人联想到911事件。影片中也多方展示了普通民众对于萨利机长英雄形象的敬仰和需要。出租车司机，酒店大堂经理，萨利机长的化妆师，酒吧老板，都暗示着“这是2009年来的第一个好消息”，或者“纽约已经很久没有和飞机有关的好消息了”。萨利机长此时不仅作为救了155人的英雄机长，更是对纽约民众的精神鼓舞，是大家各尽其职就终会度过金融危机难关的象征。在这种背景下，就算萨利机长真的存在严重操作失误，全员生还不过是天赐侥幸，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是否会为了维护这一精神象征而隐瞒萨利机长严重操作失误的事实？
四、将人性容纳于制度框架下
在现代社会中，制度优于人性似乎是一个基本共识。诚然，人性有个体趋利避害、目光局限的毛病。对于公平正义，站在一千个人的角度就可能有一千种不同的主张。而制度，尤其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法律，至少总体上以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保障人的生存、尊严、自由，兼顾考虑个人利益，社会效率等等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公有的标准，需要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严格遵守。法律实证主义即以实证法为最高标准。但另一方面，制度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公正，是否真正体现了人的价值，也需要制定者与遵守者不断考量，以避免制度对人最终潜移默化的异化。尽管二者时有相互矛盾的情况，但仍不应该将二者对立起来，完全依赖一方而摒弃另一方。
《萨利机长》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模式。萨利机长在听证会上要求模拟过程增加考虑真实情况下人的可能反应时长，实际上是在要求制度，这里是飞行手册要求的完美操作，切实地考虑人的价值，人可能遇到的问题。换言之，要求制度将人性的复杂内化为其自身的一部分，将人的价值更加恰当合适地放在制度的框架下讨论。这样一来，人的价值得以彰显，而制度本身又不失去其作为一种约束手段的效力。
技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法律与制度因之而需要处理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问题被不断地暴露出来，相信经过漫长的时间和艰苦的过程，制度与法律会不断地得到完善。从设计制度者的角度来说，既需要考虑到制度本身的有效性，也需要考虑如何将人性价值容纳于制度当中，考虑其广泛适用性；从制度遵守者的角度来说，则一方面需要严格遵守制度，但也不能为制度所局限，理解法律、制度都是社会的契约，能够始终跳出制度之外保持自己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道德、正义、公正，什么是真正的价值的思考。尽管这与法律与制度的讨论本身无关，笔者仍愿意提到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发展阶段[2]。这一理论将人的道德发展分类三大阶段六小阶段。其中第四阶段强调遵守法律与社会规范，理解它们对于维持社会运转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如果有人触犯了法律，那就是不道德的。而处于第五阶段的人认为法律并非铁板一块，那些不能提升总体社会福利的法律应该修改，以达到“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第六阶段则基于普世价值进行抽象推理。柯尔伯格显然认为第五第六阶段相较于第四阶段是更成熟的表现。这于本文探讨的问题相合。
应当提到的是，以上的讨论都基于电影呈现的故事内容本身。在“哈德逊迫降”真实的事件调查听证过程中，是航空公司自己提出应该增加人为因素的35秒的决策过程，并非机长要求。而且35秒这个时长也经过更多的分析和场景还原过程，而非电影里呈现的打一个电话就“拍脑袋”给出一个数字。大家具有一个共识，即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的确应当选择在哈德逊河上进行水上迫降。虽如此，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基于客观事实指出，由于机长在水上迫降时存在操作瑕疵，导致了飞机破损与人员受伤。[3]但也这并不影响机长作为“英雄”的价值认定。在事故调查过程中，精益求精，穷尽“完美操作”的可能性，同时对于事件中的具体人物进行基于人性标准下的衡量，也许确是一个兼顾严肃的航空安全问题与以人为本问题的处理方法。
[1] Loss of Thrust in Both Engines, US Airways Flight 1549 Airbus Industrie A320-214, N106US,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Report. https://www.ntsb.gov/investigations/AccidentReports/Pages/AAR1003.aspx
[2] Kohlberg, Lawrence.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Moral education, 1971, pp. 23-92.
[3] Sullenberger, Chesley, Jeffrey Zaslow, and Michael McConnohie, “Highest duty: My search for what really matters”, HarperAudio,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