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并非我最喜欢的尤格蓝西莫作品，尽管艾玛·斯通的演技无可挑剔，然而片中男性凝视的性爱场景（当然不仅仅是性爱戏码中有此缺陷），以及嫖客的极丑／娼妓的极美，引起观者性爱幻想的破裂感，在我看来略显不适。

但片中所蕴含的美好思想仍值得深入探讨。尤格蓝西莫再次颠覆了观众的想象，同时也嘲讽着现今电影普遍缺乏独特形式，将艾玛·斯通的美丽与狂魔化抛向观众的面前，就像屎尿中盛开的花朵，那不容忽视的生命疤痕，野性的眼神，以及一双烈焰般的红唇。

尤格蓝西莫（Yorgos Lanthimos）将女主角贝拉（Bella）设定为“既是自己的母亲，同时也是自己的女儿”，是在开头就抹去传统上必须由男女交媾方可得新生的生理概念，可她虽是华美的、自由的，却也是被充公的实验体。

电影一开始，我们所看见的权力、欲望的展演来自创造贝拉、同时被其视为上帝般存在的哥德温博士（Dr. Godwin），此一欲望的向度并非直接与“性”（sex）划上等号（实际上博士在片中的设定是阳痿的男性）。回顾博士幼时受虐的成长经验，与其在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他既是被社会贱斥的、异质化的存在，同时又以外在的拥有物来定义／填补自身存在之匮乏。

因此，我们可以将博士的研究视为其对过往创伤的解构与再建构。这个角色本身亦完美地服膺于黑色电影的典型架构，没有涇渭分明的是非对错、善恶区分，他跨过了伦理与道德的限制，以实验作为其欲望的延伸，实是在痛感／快感中寻找极端的权力控制。

他的欲望源自意图打破社会禁忌、以及朝向死亡的驱力，亦即“越越”（transgression）带来“绝爽”（jouissance）。是以，若是在此引入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解释，贝拉的形貌也并非是随机性的挑选，而是博士的绝爽经验是与美丽、邪恶、死亡紧紧相连；更甚至，我们能将尤格蓝西莫的几部作品视为是他的绝爽经验，藉由颠覆大众认知的展演形式，为欲望的存在辩护。

博士的欲望为向死的驱力，贝拉则是在性启蒙（贝拉拿水果自淫）之后，被唤醒了性驱力。多篇评论认为贝拉的性解放之起点是与邓肯（Duncan）的流浪／性爱之途，可此一解读仍是将生理女性之欲望假定为被动的，等同将生理女性视作是匮乏的、缺乏自主性的、附于生理男性之下的性客体，不只是带有性别歧视的预设，更仿佛再次将生理女性塞回“神圣的、无欲的”幻象之中。

贝拉与邓肯的性爱宴会应当被视为是上启自淫、下承卖淫的妇女解放运动。电影中段，贝拉在邮轮邂逅给予她知识的年老女士，与带领她看见人间真貌的爵士之后，抛弃邓肯来到巴黎妓院从事卖淫的工作。欲解读此段的性与卖淫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贝拉的性驱力看作是她并未受到社会文化影响的本我显化。亦即，卖淫对贝拉而言，是无本质的。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基于一种假定，即“卖淫的女人将会强化性别不平等”，并根据四种解释原则认为卖淫行为背后是所有女人必须共同承担的（集体的）政治/社会/文化意义。因此，在个体（妓女）的背景下我们无法单独讨论卖淫行为的道德与否，也就是说，卖淫等于直接宣告（所有）男人（皆）是（所有）女人的主宰。

第一，“强大的性驱力是普遍存在的。”一部分的激进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强大的性驱力（性欲/性）是普遍存在的，但其存在形式在本质上是因男性压迫所致的产物，即女人的性/欲是经由男人而生，因此女人本无性。对于这一观点的批评已在前文关于“贝拉的性启蒙之解读”中有所讨论；回到剧情中，贝拉与邓肯在性事上的相互索求，以及她和女同性战友进行口交的性爱愉悦，也都能够论证性驱力并非仅来自于生理男性。因此，为了达到两性平等的社会改革，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无论其生理性别，性驱力都是与生俱来的。

第二，“男人的主宰支配是生物自然的。在传统性别的框架中，一些人将女/男性先天的生理构造视为等待被插入/主动插入，因而认定男性的支配权力高于女人之上；或将生理差异与（社会性的）性别差异划上等号，由此视女性于社会普遍的弱势地位乃是命定。

“对女人来说，反而完全不需要媒介之助，即可里里外外自我爱抚，此外，早在尚未区分主动、被动之前，女人即已开始自我爱抚了。女人总是不停地「爱抚她自己」，而且没有任何人能阻挡她这么做，因为她的生殖器原本就是由两片阴唇所组成，两相持续碰触彼此。所以，在她的自身之内，早已成双成对不断爱抚彼此──不过却无法二分为各自独立的个体。”

在剧情中段的女同性恋戏码，以及最后贝拉与其未婚夫、在妓院认识的女同性恋者和「过去的丈夫」同住在大宅的结尾，虽不能就此论定贝拉与未婚夫／女同性恋者之间的情感形式，但我们可以由此论证，贝拉之于性/爱的需求并非基于被插入的高潮经验。甚至，早在她感受过自淫所带来的痉挛开始，她就不是需要臣服于阴茎下的客体，而是由自我生出了自我。

第三，“性接触会玷污女性。”

许多关于妓女污名、性羞感的传统观念皆由此衍生，女人／女人的性被丑化，或是被迫贞操化，且在性方面产生了女性／男性的双重标准。 女性情欲的自主已是现今社会支持的主流论述，可事实上，在面对娼妓是否悖德，或甚阻碍了女性解放的道路时，多数女性主义者之间仍有不同立场的争论。以激进派为主的女性主义者，其政治姿态是认为娼妓制度的本质是性别压迫／性暴力的体现，强调妇女踏入妓业的原因多半与其过往的创伤经验有关，并认为追求个人的性愉悦不应该是女人面对妇解时的性政治策略；另一派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则视卖淫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再生产工作（reproduction），强调妓女才是性交易关系中的主宰者，且认为妓女是欲寻求独立的主动／行动者。

片中来到妓院、决定卖淫谋生的贝拉，正是并无创伤，但决意踏入妓业的代表。贝拉之所以对「性」没有「羞感」，不仅仅只是因为她并未受到后天的社会文化之影响，更是因为她是有意识地以卖淫的报酬来换取书本与知识。因此，贝拉是打破了对婚姻、家庭、爱情、性实践的传统观念，重新建构了性在文化上的意义，并将卖淫视作是女人争取自由的抗争途径。

第四，性实践的实体化。

性实践不再只是一个行为，而是用来建构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亦即，「性」也是性身分、性认同，因此「性」与知识／权力／社会意义／自我认同有着密切关系。是以，妓女并非只是为了换取金钱，而是因为她们是「妓女」──也就是说，妓女已经被建构为一种身分。 当妓女成为「身分」，妓女与嫖客的性爱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性交易，还有其所需背负的社会意义。娼妓除罪化并无法真正消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因为父权社会的需求而生的妓业，终究无法摆脱掉其因「男性」而生的本质。

然而，延伸上一点所提及的情节，贝拉的动机与经验已经瓦解妓女原先的身分认同，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性解放运动。

至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关于情欲自主、性解放、多元家庭等议题的讨论，在尤格蓝西莫的笔下以多重的明喻／暗喻被再现：贝拉的上帝（博士）是带来新生、同时握有权力的性无能者，贝拉的未婚夫是给予包容、提供精神支持的合法占有者，贝拉的情夫是软弱无用、失去自我主体性的匮乏者，贝拉过往身分的丈夫则是集一切身分特征，举起枪杆子的最为显著的父权本身。但同时，他们也都拥有相矛盾的双重身分──博士是施救者／加害者，未婚夫是占有者／被占有者，情夫是自我意识过剩／自我意识匮乏，过去的丈夫则是所有变体的总和──将世界／女人玩弄于象征阴茎的枪杆底下。

最后，贝拉在博士病危时的台词「因为活着很美好，所以我会原谅你，但同时那些伤害、谎言、陷阱，我也无法遗忘。」是先解构／接受自己原本的设定，再重新建构／但也抛下原本的设定，这也体现了贝拉一角复杂的多面性，她既是因解构和再建构而生的新人类，同时也在逐渐「成人」的过程，进行了新一次的解构／建构，因而再次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