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最恰当的参照对象是1992年的电影《奥兰多》，由伍尔夫同名小说改编。美丽而无知的贵族少年奥兰多获女王宠爱，被许以不朽的青春。此后数百年，奥兰多游走于人世间，先后体验了爱情，诗歌，政治，性……他从男人变成女人，从王公变成平民
——和《可怜的东西》一样，一切游历，源于一处人格真空。世界既是供其探索自我的场域，也是填入真空的质料。
看过《奥兰多》的观众会察觉到两部电影的相似之处。但在这部三十年前电影、一百年前的小说映衬之下，《可怜的东西》有两个叫人无法忽视的缺陷：
第一，这个世界被人为限制了流动性。
第二，贝拉只获得了最平庸的东西——知识（包括生理知识），而不是情感与直觉。
先说流动性问题。贝拉离开“上帝”是明确的伊甸园隐喻。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她是来自女人的女人，而非来自男人肋骨的女人。这是导演明确传达的，贝拉失禁，贝拉肆意索取，贝拉没有性耻感，因为她并非第二性，也不是第一性，她是一个真空，未经重塑。
作为婴儿大脑和母体的缝合物，贝拉的存在即一种否定，否定既有伦理、既有道德、既有世界逻辑系统。对于贝拉来说，和一只苹果做爱（性启蒙），和一个男人做爱，和一个女人做爱，都没有本质区别。这样一个先天拒绝阐释的存在来说，在离开伊甸园后，世界之于它应当是平展而无序的。但事实上，贝拉却遵循了最狭窄的历史线性来进行她所谓的“冒险”：
一开始是性快感（来自男人和手），然后是爱情占有欲里的经济学，然后是生命外在的苦难，最后是抽象的知识、政治——我们甚至会看到，贝拉要等到“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之后，才晓得从女人那里获得性快感，这是匪夷所思的人为干预。
作为对比，《奥兰多》为同样愚蠢而美丽的真空少年安排了七个篇章，死亡、 爱情、诗歌、政治、社交、性、新生，这一切并无历史序列，也取消了现实因果。奥兰多在每个篇章几乎都遭遇了挫败，在每个篇章他都获得或失去了什么，他并没有从中建立任何知识系统，因此也没有获得任何成长。
在政治篇章结束后，奥兰多由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这就是流动性世界的可能性，一个永生者可以成为任何一种存在，在于他的心灵如何看待外部世界。但贝拉没有获得这样的许可。这显得电影精心搭建的荒诞世界十分虚伪。荒诞只是形式上的，贝拉的世界是一个长难句，是被锚定的叙事等待着贝拉进入，而不是事物本身。
贝拉从未接触过事物本身。简而言之，一个精心炮制的“它”，从一开始就被作为一个“她”来对待——她沿着最平庸的历史叙事逻辑前进，她的探险在一个干枯的意义甬道中进行。导演是贝拉的木偶操纵者，显得那些窥孔镜头更像一场控制变量的单次实验了。
这就导致《可怜的东西》另一个也是最显著的问题：贝拉的最终所得。贝拉获得的东西，是一切粗俗的二手货，她获得了认知、知识、哲学，唯独没有获得直觉。
她没有体会到任何超验的东西。
在一个模糊的转变点之后，贝拉先是浮皮潦草说自己陷入虚无，虚无之后又成为一个侃侃而谈、语法准确的人类。她学会使用术语，学会了思辨，学会用语言来形容苦难，恶和美……天啊，贝拉离开伊甸园，就为了接受新自由主义的通识教育吗？
这是电影最令人崩溃的地方，贝拉不是感受者，而是受教育对象。她没有在心灵世界中开辟出天地，反而是成为外部世界的一员。
《奥兰多》是如何处理心灵的丰富过程呢？
在死亡篇章中，女王死后，奥兰多久久伫立在一幅油画面前，画上是一对牵狗的夫妇。少年奥兰多好像第一次注意到这幅画，他是否在想，这样的复制能否延续某种生命的游丝？是否包含了一些灵魂的因子在其中？是否在想死亡后面的有什么？他没有说出来。
在爱情篇章后，他被美丽的俄国女人辜负，爱情失败后他长睡七天，醒来后他怨恨女人，对仆人说：我想到三个形容词来形容女人，但没有一个值得说出来——多么高明，导演莎莉·波特显然理解伍尔夫，将一切诉诸于语言和知识是一种狭隘，是对外部世界的妥协。绝对的真实只存在于心灵，表达出来就有折损和伪装。
奥兰多四百年的成长是无序的，无法用语言传达，无法总结为知识，而贝拉的可以，因为她只获得了语言和知识，我因此同情贝拉。
对比两部电影，最大的分野在于时间和历史。《奥兰多》是时间，《可怜的东西》只有历史。时间和历史都是心灵成长的容器，看上去是同一种事物，但却截然相反。时间非人力可为，也无法诉诸于人的叙事。历史则是人为的，最终也将为人所言说。奥兰多拥有无限的感受的迷宫，贝拉只拥有有限的符号的长廊。
电影的一切争议，如无穷无尽的性爱，无休止的身体刺激，根源都是因为这种有限，都是因为这个世界虚伪的开放，这个世界由身体和语言的历史主导，且这一历史不可拒绝——好平庸的想象力。
这样的分歧也出现在表演方式上：蒂尔达·斯温顿的脸平静而幽深，那是奥兰多心灵与时间同步流淌而涌现的神思，是一切无法用语言描述、用知识概述的事物，他/她在探险中证实了心灵世界的坚不可摧。
而艾玛斯通的脸被注入了永不停歇的情绪化，一场场风暴，一次次催迫，正如她在这个二手世界里被二手的人、二手的知识所折磨一样，疲倦而惊诧，她必须应对外部世界，必须活在性别与自我的实证主义之中，必须置身这样的板结且理性的世界。
可怜的贝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