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在自作聪明的程度上和《芭比》不相上下，但它没有办法像《芭比》那样讨大多数女性观众喜欢，虽然都是女性主义的“观念电影”，但路径却截然相反。《芭比》的表达方式是对所有女性角色示好示爱，将严肃问题放置在过家家场景中加以矮化；而本片则通过绝对狠戾地玷污、亵玩女性的一系列事件，凝视女性的丑态，撬开女性的觉醒，虽然会带来更激烈的观感，但理应对女性观众有更深层次的触动，女权色彩理应更浓，但它并没有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隐藏在电影后的男性权力者毫不畏惧、绝不退让的态度，无论是女性被囚禁、被性侵、被侮辱、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电影的论调里都不带有任何对女性命运的悲悯，从源头上不认为这是对女性的迫害，反而有意强调女性个体乐在其中的主动性，制造了惊人的厌女氛围。

虽然性解放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也主张女性拥有能动的性权，但本片故事的条件设置并不能正确地体现这种观点。死去的成年女人被男科学家安上婴儿的大脑，认知塑造从零开始，她以掌中物的身份在各色男人中辗转，从极端的自我物化和迎合男权的性经验中得到启发，也从阅读、旅行和结交良师益友中得到启发，正向的引导和反向的讽刺混为一谈，形成一种暧昧矛盾的、不坚决不透彻的态度。

事实上，对这样一个女性的塑造逻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让人觉得行不通，电影似乎在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以贝拉对“性”的极度坦荡，反证普通女性在传统的男权环境下被遮蔽的欲望和性羞耻，但同时又用贝拉的经历模拟了普通女性被投放到社会后的漫长成长史——两者左右互搏，后者的逻辑在全片中更加显性。然而贝拉的种种行为，又很难对现实中的女性形成映射，她因迷恋肉欲而愿意被男人豢养，她看到了妓女的性交易实质而又坦然接受，她从婚姻中出走、终又回到了婚姻中去，无论是对本真的女性的刻画，还是对觉醒后的女性的刻画，从女性个体的本我到自我，都有一种微妙的偏颇，尤其难以引起女性观众的共情。

难以进入情境的原因，还有电影虚伪的戏剧性。从婴儿的智力起步的贝拉，很快习得了复杂的语言体系，甚至不止一种，语言即思维，而电影还要刻意安排她对婚姻、财产的私有制浑然不知，在情感上乃至公共关系上有不通人性的认知障碍。她一边表现得笨拙愚蠢，一边又要说出通透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假模假式，既让故事充满了缺乏过渡的僵硬感，也强化了电影的说教气息。

电影花了大力气去打造别具一格的邪典形式感。渲染了室外高饱和度的失真环境，用鱼眼镜头窥视黑白色的室内环境，强烈的形式包装反而显得华而不实、语焉不详。包裹着的是对女性觉醒的老生常谈，还并不那么切中要害。电影邪典的外表之下，是媚俗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