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打的三星，消化一阵子后连三星都打不出来了）
《可怜的东西》开头让我想到哈丽雅特·韦斯特布鲁克（Harriet Westbrook）之死。这个女人是珀西·雪莱的第一个妻子，16岁时和雪莱私奔。尸体从河中打捞上来的时候，她已经在社会上失踪一个月之久。
当地一家报纸刊登的讣告并没有提及她作为雪莱伴侣的身份，但暗示她自己的“行为不端”是这场悲剧的主因——死者腹中已有大月龄的胎儿，孩子的父亲是谁成谜。基本上，当时的人认为她是自杀。她也确实留下过疑似遗书的记录。
在和雪莱的婚姻里，哈丽雅特生育过两个孩子。死后，关于她生前最后两年生活的流言不断，其中包括她有一个在军队服役的情人，以及卖淫。这两年中，哈里雅特和雪莱处于分居状态，后者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得温（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私奔。
这是《弗兰肯斯坦》诞生过程中一个支线故事。众所周知，1816年，玛丽在那个和雪莱、拜伦等人共组的“鬼故事比赛局”中写出《弗兰肯斯坦》的初稿。同年冬天，哈丽雅特离世。
玛丽19岁，哈丽雅特21岁。都是年轻的、有过生育经历的女性（1815年，玛丽早产诞下一个女婴，这个孩子只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六周；1816年初又生了一个男婴）。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身上层家庭；都和那个“激进地反对婚姻制度”的无神论者、大诗人雪莱进入过婚姻关系。她们身上都有深深的浪漫主义烙印。
所以，当我看到有关《可怜的东西》的一些评论和报道都聪明地指出主人公贝拉和玛丽生前经历的互文关系（包括所谓的“壮游”），我想当然地以为这部电影是在讲“玛丽们”（也是“哈丽雅特们”）的故事。
故事刚开始确实足够吸引我，因为它有一个珍奇柜般的怪诞开场——不管是有着缝合面貌、神似“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父亲（更何况他的名字还跟玛丽父亲的姓一致，这当然也不是巧合），还是怪物创造的怪物女儿，或是典型“老处女”般的仆人，都遵循着某种我所熟悉的怪奇故事法则；以及对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发明的某种重构和想象，都唤起我的怪物情结。
可看完全片以后，我只能说，这珍奇柜般的怪诞，果然只是徒有其表。
为了不误解主创的意思，可以先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Power is the story of a woman…Bella goes through her life without shame, discovering what she feels she needs intuitively, which is heroic in a world where you are constantly told how to be or what is right. It is an act of bravery to make your own path."
兰斯莫斯想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里成长、成为自己的故事。这样一个母题，是很容易和怪诞的感觉和风格联系起来的。所谓怪诞，就是大家日常经验缝隙中掉落的东西——比如某天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共枕十年的伴侣，或者早晨起床分毫不差地重复着昨天的动作，要不就是什么一场盛大的欢乐庆典走向血腥的结局，如此种种套路在文学和影视中简直不要太常见。再比如，这电影里拼贴出的各种动物，可以指明所有物种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喀迈拉”。
一个角色经历怪诞往往会发现一种更深层的真相。怪诞本身就是黑洞般的真相外翻出来后、投射到这个苍白世界一缕刺眼的强光。闭眼，视觉可以停留在苍白世界；睁眼，也许会付出眼盲的代价……你需要直面彻底的虚无。这就是怪诞吸引我的原因。
但是《可怜的东西》，有真正深入怪诞哪怕一寸吗？从贝拉的视角看，整个故事给她安排的最怪诞时刻是什么呢？一是她意识到世界上有穷人（而那些穷人的面目都那般模糊，她只是远远地看到就流泪了……像看风景画一样的“觉醒”，让人不能不说一句虚伪），二是她在妓院经历了大量的性之后“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了”（这种陈腐的叙事在《女性瘾者》中也同样出现过；对于女人，要么想象她的性欲是极低或者低于男人的，要么想象她的性欲是超出常规、不知餍足的）。
哪怕是在知道自己的来历之后，她的肢体和面部表情传达的怪诞体验，也不如这两处强，她好像没有经历什么真正的身份挣扎，就这样接受了真相。
这是一个能轻松化解怪诞的人——把成年男性的骚扰化解为愉悦的、积极的性觉醒，把因为经济危机去卖淫化解为“我们也可以选择男客人”，让人怀疑她的生命中是否承受过真正的痛苦。
What an act of bravery！多么强大的人啊。多么强大的人偶啊。
在“圣母”和“娼妓”之外，兰斯莫斯发明了一种新的假女人模型——觉醒的女人。
更别提她没有月经，以及看不出来有任何怀孕的风险。也可能是做大脑移植手术的时候切掉了生殖系统，但是剧情没交代——想到这里我也觉得很可悲，这种性自由的代价，在一个造梦般的故事里当然是不可说的。可以确定的是，在写这样一个“成为女人”的故事时，偏离真实经验太远，只会显得浮皮潦草。
电影的原著把时间设定在19世纪后半叶（188x年，具体忘了，也懒得查了），也就是我们现实时间哈丽雅特和玛丽生活年代的几十年后。电影模糊了年代信息，还刻意安排了不同时代的元素，仿佛想营造某种混杂的时间感知……嗯，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完全被抽离了历史性的女性。
没有历史包袱的贝拉，穿着哈丽雅特和玛丽们的衣服，却不用承担这些衣服带来的任何重量。
多美的梦啊，但是我不需要这样的梦。
再回头看这个故事的前文本《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以丑陋而懵懂的姿态出场，却确实实现了从非人到人的转变（不要忘了这故事另一个名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玛丽对她笔下的人物怀着深刻的同情。怪物学习语言、习得人类情感和文化成果、又意识到自己“非人”的痛苦（正是这一点让他真正“成人”），这个转变令人信服，除了故事技艺好以外，我认为它更内里的原因在于某种写作的真诚度。玛丽有审视真实经验的能力——一个经历过生育创伤的人更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更知道一个生命拥有灵魂的代价。
没有代价地活着，只有人偶能做到。
信息源：
https://time.com/6344025/poor-things-frankenstein-mary-shelley-feminist/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2/12/the-strange-and-twisted-life-of-frankenst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