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中立性早就不是一个新话题。从一个科学人物，到一个政治人物，奥本海默以其自身经历串联起一段历史。演员碧蓝色的眼睛，也如透镜一般，放大其中的博弈和思考。

诺兰似乎有意反抗常见的“技术狂人”式叙事。在很多故事里，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项目领导人应当醉心理论研究，在推倒出答案时两眼放出光彩。同时，世俗生活一团糟，头发乱蓬蓬，房间无人整理。抑或是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口灿莲花，用高超的技巧说服同伴甚至敌对方。他得是个成功者。技术领域的成功者画像概莫如此。

然而在电影中，奥本一开始就没能在理论研究中获得多少世俗的快乐。他的求学过程曲折，甚至是痛苦。深邃且神秘的宇宙带来了致命的吸引力，将他的神经绷紧。欧洲的卧室里，试图透过窗棂注视黑夜的奥本，脑中激荡着思考。理论到底能走多远呢。对于技术之可能性的探寻，与其说是追求一种兴奋感，不如说是对追寻感本身的一种渴望。

核试验成功后，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奥本从满足，到沉寂，再到犹疑和恐惧。诺兰用无与伦比的画面调度展现了这种超越时间的体验。当知晓自己拥有力量时，是否要让这力量成为权力。成为自己拥有的权力，抑或是他人拥有的权力。要用这份权力去做什么呢？

奥本的反思也是诺兰的反思。技术和武器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科学和政治之间也没有。研究者们一边因对可能性的探寻焚膏继晷，一边也因对纳粹的憎恶而加紧投入。影片中，曼哈顿计划动机的阐述不断变化，从击溃纳粹，到打败日本，再到遏制俄国。奥本以及其他研究者们的动机也不断变化。不管是观众，还是投身其中的人们，都无法判定研究的目标是否“纯粹”。因为人性本就是复杂的，没有纯粹的纯粹。

不是为你，是为他们

当原子弹夷平广岛，谁应对此负责。是那个发明原子弹的人，还是那个引爆原子弹的人。杜鲁门和奥本的对话把问题直接摆在观众眼前。

诺兰用奥本的选择回答了这个问题。当人们对其他人做某件事时，不是为了对方，而是为了自己。爱因斯坦扮演者先知的角色，将历史的真相和盘托出。被11万生命染红双手的奥本无法接受继续研制氢弹。其中的确有他的私心，正如同事说出对他不利的证词时有私心，官员私授奥本的安全档案时有私心。

这种私心不是一种简单的报复。官员不是仅仅因为奥本在关于向挪威出口同位素的听证会在让他丢脸而想让他身败名裂。同事也不是仅仅因为奥本不支持氢弹的研究而背叛。每个人都在把他人当作手段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准确地说，这里没有对某一个体的报复，因为在这个框架中，他人根本没有在主体的视野中。他人只是达成目标的工具。

如果科学和政治之间本就没有界限，如果所有事件、所有人际交互都可以被纳入广义的政治范畴，那么人人都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政客。奥本也如政客所说的，提出上诉和质询不过博个个沽名钓誉的机会。

也许他们在讨论更重要的东西

这不是诺兰眼中的世界，也不是他想要的社会。诺兰承认研究者的私心，承认政治博弈的存在，承认历史有很多种讲述方式。这种博弈并不是重要的东西。奥本和爱因斯坦在湖边的对话，与政客毫无关系，他们在乎的是技术、人类和世界。

诺兰的确是个电影大师。故事在阴影中的权力和阳光下的历史中双线展开，最后归结到对奥本和对政客的质询。电影最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画外音，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描绘奥本的心境。或许，这是导演发出的声音。

影片的画面与调度也展现了诺兰一贯的高水准。不管是壮丽的荒原，还是狭小的质询室，连桌面透明的水杯水壶都为质感的构建添砖加瓦。没有特别的炫技，只是让受众一点点听，时间就这么过去，无法意识到导演的技巧。

好的电影就应该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