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七问
传记原著的书名就叫做“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英雄导向明显。影片伊始也以字幕形式展示了这一概念。
老实说，除了普罗米修斯盗的“火”和奥本海默主导研制的“原子弹”有共同之处——即带来一种未知的神秘力量，足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二者作为“英雄人物”的关联性并不大。
讽刺的是，奥本海默是众多被造出来的现代神话之一，是被冠以“原子弹之父”的宣传代言人，也是成为众矢之的的利益博弈的替罪羊。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智慧大脑有很多，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只有他，被描绘为“殉道者”的也只有他。
普罗大众需要一个普罗米修斯一样的神话来理解复杂的科学和历史，这个神话就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网上已经看到观众发出感叹：原以为奥本海默是伟大的科学家，原来还是伟大的项目经理。这么评价是否中肯？
客观上看，是的。作为“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无论是科研能力还是人脉声望，无论是高效的行动力还是稳定的情绪控制，奥本海默都是标杆性的所谓“项目经理，顶住各种压力成功按时交出了预期的成果。
问题在于，怎么定义这个“项目”。或者换句话说，就推动这个计划的动机而言，奥本海默的初心是否出于国家利益？
影片以传记的典型手法审视主人公，将主人公置于聚光灯下，通过外界的叙述和评价层层逼近，去构建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但自始至终，我们无法得知主人公的确切想法。
这个人物是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导演希望观众能代入人物，理解人物，而不是去评判他。
你以为他在行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或许他只是单纯的作为犹太人而憎恨纳粹，正如他曾想用氰化钾毒死导师未遂（还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的那种基于潜意识的受害应激本能；又或者无法抗拒引领一项跨时代的重大科学突破的自豪感以及“你不做同行就先做了”的朋辈压力；甚至可能是不惜成为毁灭世界的超人的邪恶冲动在作祟。当然，也可能是爱国。
项目经理是个什么玩意？哪个天才科学家屑于搞项目的，学术民工才搞吧。
作为自我定位为“政治惊悚片”（诺兰语）的《奥本海默》，政治语境下的利益博弈才是其内核，关于原子弹发明过程的“科普”仅是工具式的、奇观式的叙事部件。
从个人的微观视角来看，一众的顶尖科学家（尤其是流亡的犹太裔）是以反纳粹反德为诉求，核武器是和平的代价，而科学应当是无国界的；而宏观地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反苏和反德是并列的，甚至于反苏甚于反德（突然挑起战争的纳粹德国打断了西方和“老大哥”之间的对峙，平定之后则复归“反苏大业”），二战只是摆脱道德束缚研发核武的契机，冷战背景下核武终究会被研制出来。
研制核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纯粹的。
从根本上，奥本海默所代表（实际上也不能完全代表）的科学家诉求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间本就是错位的——科学家是被政治利用的，但反过来，科学的进步也是在利用政治。
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奥本海默被迫上缴权力是可以预见的必然结果。
以亲共嫌疑为罪名打倒奥本海默本就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下一场赤裸裸的猎巫。奥本海默根本没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自觉，连做服务员的弟媳都看不起的人怎会同情工人阶级，共产主义只是他广泛涉猎且并不排斥的学说之一，他是一个已经超然于政治之上（却又显著带有阶级残余）的天才科学家。
讽刺的是，美国扳倒一个异见分子还需要郑重地走一遍流程，苏联恐怕直接枪毙。越是公开地揭露政治体系的黑暗，越是渲染个人被公权力玩弄和碾压，本质越是一种政治自信。这个意义上，《奥本海默》依然是西方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观输出，这一点毋庸置疑。
而什么是商业电影的娱乐性呢？就是挑明了这是“政治惊悚片”，却在揪心的观影结束后让人感到安全，感到“那离我们很遥远”，从而在集中的精神高潮后安全地回归现实，这就是娱乐。
许多人认为，若裸是为了表现情欲，则对于推动剧情似乎无必要。
若裸是为了暗示精神的真诚，则可以探讨。被审问的奥本海默在小房间里也有一段象征意义的裸，可理解为隐喻人物的状态，即被扒光衣服一般被人无情地审问，抑或是他心胸坦荡地面对所有质疑。两端裸戏挨得近，前后存在互文。
裸即是真，天真的真。因为天真，所以勇敢，所以无所顾忌，所以成为牺牲品。这或许是导演的逻辑。
影片的几条叙事线是《盗梦空间》式的套层，而黑白画面的情节，在时间线上反而是最晚发生的。
从叙事逻辑上看，黑白的这条线是基底，“会后复盘”是第二层，小房间审问是第三层，而所有回忆部分则是第四层。而黑白的部分，是唯一没有奥本海默本人入镜的，也可以看作是唯一的纯客观视角；彩色部分则更接近奥本海默的视角。
越底层，越客观，越理智，因而是黑白的；越深层，越私人，越接近潜意识，因而使用大量抽象的色彩动画、想象的画面和突兀的音效。
这是一个递进关系。
所谓，科学家只负责创造新技术，但对技术如何被使用不负责。又如杜鲁门直截了当的那句判断：日本人恨的是我（政客），是我下令投放的原子弹。
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科学家是否不承担道德责任？
显然，奥本海默并没有原谅自己。准确地说，或许他也不曾给自己定罪，但认为这项被解除封印的新技术的使用需要被限制，而自己有这个义务去介入和干涉。
那个年代的科学家，有普遍的“科学乐观主义”，处在一种高度亢奋之中，这种亢奋又和爱国热情、对敌人的憎恶等产生化学反应，从而爆发出高涨的创造激情。原子弹的发明，就是这样的产物。
作为科学家，本职是发现真理。如果说，原子弹的发明让奥本海默感到恐惧，想要“及时止损”，甚至有必要为之而“殉道”，那是对的；但如果说，因为意识到原子弹惊人的威力足以改变人类历史，因而他后悔，那恐怕不符合科学家的本性。
奥本海默很有潜力成为现代悲剧的戏剧主角：一个比普通人“高”的人，一个天才科学家，面临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艰巨道德难题，并在做出选择后承担相应的代价。
但可惜在悲剧已死的今天，这种古典式的悲剧书写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功效。
我们会给他做精神分析，我们会讨论他的政治立场，我们甚至会本能地厌恶殉道者式的崇高叙事，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并不承认他是“天选之人”，我们会说：即使没有奥本海默，原子弹也会被发明，他只是时势造的英雄。如此种种，制约了我们对一个潜在的现代悲剧的接受程度。
那教育意义呢？怜悯与恐惧呢？
其实现代人早已什么都不相信了，甚至很多人盼着人类早点毁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