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就文本给出一个简单清晰的评价，不同人物被历史裹挟着向前，不断反省、质问、和解，其处事原则和动机都在不断转变。电影确实展现出了这种复杂性和矛盾，这是一种既严谨又狡猾的做法——将历史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复杂呈现，思考的责任被完全抛向了观众，电影只需要最终将责难扔给政治家，毕竟这个群体背黑锅永远是最安全和正确的选择——有趣的是，在面临同样命题时，《哥本哈根》采取了殊途同归的作法，进行了模糊的叙事，而逃避了对于史实的追问。

我之所以过于强调这种追问的必要性，一方面可能受了戴老师影响，希望去拆解电影背后等政治文化表达，一方面是我热衷于借助电影来展开思考。我相信这部电影在这个时点以这种叙事方式来展开，是有背后可以深挖的地方的。

就我的观察而言，奥本海默也许本质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喜欢独立思考但无法依赖思考做出行动：他早已知道原子弹的危害，但当时还是以与德国的军备竞赛来合理化动机；他在庆功宴的演讲上即使内心动摇，但还是顺着团队的patriotism说了“希望赶在德国投降之前造出来”“很骄傲”等话语；他面对指控也没有主动去反抗，而是默默忍受，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烈士形象。他的态度从自我洗脑式的坚定逐渐摇摆，最终把自己当作罪人和烈士来任人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