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把量子力学引进美国的优秀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还有着把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的工程组织能力，抽着烟斗运筹帷幄，让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们全功率开转。让他作为“曼哈顿计划”的领头人，对人类文明来说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奥本海默其人而言，问题变得复杂了起来。
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承载着未来和现在的矛盾冲突。“你能看到世界之外的世界，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是理论家，我们构想未来并在构想中感到恐惧，但他们只有看到了才会感觉到。”奥本海默是敏锐的，他知道核技术的发展必然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也知道原子弹可以赢下这场战争。与其他敏锐的战略家不同的是，理论学家能看的更远一些：他从三位一体核爆实验的耀眼火光中看到了恒星的力量即将摧毁人类，他从疯狂热烈鼓舞的人群的跺脚声、掌声中听到死去无辜者的哀嚎，他从胜利的沸腾中看到广岛长崎的焦尸，他从平静湛蓝的天空看到无数呼啸飞过的导弹。这些画面如蒙太奇般闪现在现实之中，在他眼睛的一睁一闭中，现实与残酷的未来纠缠不休。
师玻尔告诫他说：“当你抬起石头的时候 应该准备好对付底下的蛇。”或许奥本海默后半生的挣扎，正是因为他这个理论学家，唯独在这件事上没有准备好对付“底下的蛇”。而是直到他真正目睹核爆，并得知自己“无权决定怎么使用它”的时候，才明白自己作为普罗米修斯，盗取回来的不只是温暖和热腾腾的饭食，还有将生命蒸腾于耀眼的火光之中的危险。
能看见链式反应所诅咒的未来的他，现在为了未来而奔走在现在。他接纳了“沾满鲜血”的“原子弹之父”的名号，并努力用自己名声的影响力去影响政治走向：不要扩大核武器的影响，不要研制氢弹让这场军备竞赛无止无休。和杜鲁门谈话的不欢而散打消了他最后一点点对核武器从此销声匿迹的希望，他现在几乎是在独自对抗整个美国。
这种对抗，在冷战的特殊年代，在那个铁幕横亘于欧洲大陆，两大阵营对抗的非黑即白的时代，格外艰难。
奥本海默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在此刻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第一次与情人约会时，他说“我的立场是自由思考 改善世界。”多么可爱，多么理想。他关心社会变革的新思潮，就像关心理论世界的变革一样，所以他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支持国际纵队，就像了解其他吸引他兴趣的“也许能让世界变好呢？”的学科知识一样。人是如此复杂的生物，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的：
“人心是妄念、贪欲和阴谋的污地，梦想的舞台，丑恶意念的渊薮，诡诈的都会，欲望的战场”。只靠黑与白，调和不出人性的多彩。
奥本海默也不例外：“我不接受那些人的观点 不代表我要和他们彻底决裂”。可惜听证会上的奥本海默以及他身边接受听证的人，接受的却是一场黑白分明的审判。“世界上有两种美共分子吗”“奥本海默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良心上的不安的？”诸如此类尖锐的问题，硬逼着受审者把自己复杂的人性化归成简单的是或否从而落入全套。这些问题不仅是审问的手段，更表现着麦卡锡时代高压下的悲哀。
电影的最后，律师一连串下套的质问把奥本海默几近逼疯：“造原子弹时毫不忧虑，造氢弹却疑虑重重”，并藉此证明奥本海默证词的相互矛盾，这当然是非常不公正的。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论述：奥本海默是一个理论学家，未来那种毁灭的图景——自从他意识到原子弹不足以终结所有战争之后，便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毫不忧虑”和“疑虑重重”的矛盾，是因为奥本海默发现自己无权控制自己制造的武器。
这位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将恒星的力量带给人类，却发现人类贪婪地寻找更强的力量。他点燃了火，却无力控制；他远视未来，却无能为力：这带给奥本海默无休止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