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处理传记片的方式与其说是人物叙事，更像一种神话。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中，强调传统神话学或者人类学研究在对某个时刻对神话材料做一段有厚度的截切历时，系统的各元素联结起来以及系统内各元素的个别认识，促成了一个模糊的中心叙事。
诺兰的处理就更像人类学家通过影像田野的方式书写民族志。传统传记片要么聚焦在人物成长过程中的情感片段和重大抉择开展人物叙事，试图深锚人物的生命体验来反身性塑造一个鲜活的人物，最终收敛于某个戏剧化的高潮场景切片。要么聚焦于特殊时期、事件，把戏剧矛盾放置在这个共时性场景里面，舞台化表现人物复杂的心路。诺兰显然没有采用这个模式，大量交叉剪辑和紧凑节奏的叙事，喧哗般的视听声响使得多条并行叙事线如同悬疑片叙事线诡计一般，慢慢交叠澄清一个总体面貌。这和传统传记片有张有弛的桥段编织，注重戏剧张力和人物弧光的共融也不是一个路数，这使得奥本海默显得“特殊”——这里面既没有平民或者旁观者视角，甚至没有“鲜活”的人物。里面绝大部分男性角色主要是承托历史感和体现主角自我纠葛的他者，用于反身性聚焦奥本海默看似的伦理困境。女性角色要么被男性凝视塑造“精神母亲”角色给奥本海默的道德疲态提供精神助力和无限宽容，要么被塑造成“性客体”，用来通过“裸露”和“性爱”来表达奥本海默对自我短暂的精神敞开和裸露，解释其深度的自我精神需求。
诺兰用了一个很极端茨威格写传记的视角来表达奥本海默中关于科学伦理和责任的人类普遍困境，热衷于去塑造一个超脱站在山巅却充满矛盾缺陷的普罗米修斯，在艰难和困顿中慢慢爬到山巅彰显着科学版的权力意志。茨威格视角中总是认为这种尼采一样的超人展现着人类群星的光辉并推动文明的进步，同时这种传记写作没有真正的人物塑造，他是某种文明理念冲突的承载物，历史身份和面孔大于一个活生生的人。这种从讲普遍历史寄托给个体，也是其写完巴西未来之国后绝望离去的一种观念矛盾。这部电影也是，原子弹伦理问题是一个超人面对人性和过度人性的彼岸思索，这里面科学界的视角着墨不多，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隐喻，在盗火之后接受的惩罚和自我困顿，把自己放在超人的视角去担心火种传播后人类未来用火制造的战争是否会使得整个文明燃烧殆尽。
这里我倒不愿意去引用尼采，古希腊悲剧中典型的不朽者伦理纠葛叙事中，在塑造“高贵人物”时热衷于塑造其过失或者性格缺陷造成的命运跌落，最终要么迎来死亡的迷狂，要么陷入沉默的寂静，从而引起某种伦理共鸣，最后制造古希腊伦理学中善与恶的冲突和解。奥本海默可能较为进步的点，是最后把伦理问题悬置，把伦理担忧放入人类长久的命运之中，和真实世界的冷战史产生互相印证。某种程度的讽刺效果在于，来自于科学巅峰的“死亡”——核武器，在长久蹉跎的冷战环境中带来的恐惧，但维持了最低限度的脆弱平衡，甚至这个威慑平衡，在全球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繁荣”的当下，依然是最稳固的秩序基础。某种程度这种抽象的伦理纠纷深远却又浅薄，因为人类正看似幸福地紧贴在死神的怀抱中，在深渊的薄冰上安然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