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本海默》里，我看到了诺兰故作镇静下的无所适从。
在面对历史上或许最敏感、最暧昧、最犹疑的灵魂时，他想要无损地呈现出这颗灵魂真实的质地，呈现出它全部的挣扎、内在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中隐含的自洽，但很可惜，诺兰似乎还没有找到方法。
他的理性过于强大了。这是诺兰的绝技，也是他的命门。
理性总能够引导他去构建繁复的确定性，这之中，繁复只是外在的奇观，确定性才是内在本质。换言之，诺兰的电影更像是一篇篇辞藻华丽、逻辑严密的论文，它们有着极强的可读性，有着丝丝入扣的结构，也有着对这世界斩钉截铁的某种论断。
但很显然，这套方法论可以用来叙事，却很难拿来写人。特别是面对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被种种不确定性笼罩的人物，所有以追求确定性为终极目的的方法论将通通在其面前失效。也正于此处，诺兰看见了理性的局限。
《信条》里有句话，“不要试图去理解它，感受它。”当初听到这话时，暗自觉得，这是诺兰讲给自己听的。因为某种程度上，《信条》的“失败”恰恰在于它把逻辑置于感受之前，使逻辑成为了感受的前提，而影片建构的游戏规则又实在过于复杂，使得感受根本没有机会登场。于是，诺兰让片中人说出那句话，与其说是对观众的善意提醒，不如说，是对于影片缺陷的一种内省的自嘲。
我甚至会认为，正是有了《信条》的失败，有了对理性发挥到极致后的无力的清晰认知，诺兰才有了挑战《奥本海默》的冲动。
这一次，他终于要去抵达暧昧了，但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水土不服。
《奥本海默》里 ，诺兰明显在给影片降噪。
他基本放弃了从前那种对于显性的极致奇观的追求，转而采用一种内敛的、散漫的方式，去重新组织影片的文本和视听系统。
这种自我更新，一部分奏效了。当精巧的叙事游戏被弃置，故事不再因复杂的时间线索而重组，换言之，当外在情节变得简单易懂后，我们似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去潜入人物内心，去感受那些喧嚣的孤独和无尽的仓皇。
这是诺兰从前的电影，从未有过的时刻。在那些电影里，我们会在情节的迷宫里赶路，会在绮丽的景观前赞叹，却从不会为人物停下。而在《奥本海默》里，我们第一次在诺兰的影像中，为人物驻足。
我们看见了有关这个人物的片段式的一生，看见了他对于宇宙隐秘本质的幻想，看见他在情感面前的愚钝和稚拙；看见他见证原子弹爆炸的一刻，那如泡沫般美妙又易碎的画面，以及随之而来的轰鸣，有如一柄钝斧，劈开了所有人的梦；我们看见他在鼓掌和跺脚声中，同时体认着英雄与恶棍那微妙难分的界限；更看见他不安地坐在听证席上，孱弱得像是个随时会蜷缩起身体的孩子。
但遗憾的是，我们看见了关于这个人物的一切，却似乎仍然对他所知甚少。
我们始终回答不出那个问题：奥本海默究竟是谁？
对一部传记片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失败。
倒不是说，一部传记片非要给一个人物盖棺定论，让我们能简洁地定义他，并非如此，而是说，一部传记片的首要任务，是让观众对人物产生鲜明的印象。这种印象未必准确、未必全面，但必须鲜明。
它可以是像《莫扎特传》《巴里·林登》《乔布斯》那样，围绕人物的某个突出的精神特质，做反复的试探与重现；也可以像《社交网络》《公民凯恩》那样，把看似冲突又七零八落的碎片拼装起来，最终呈现出人性的多变与脆弱的一致性。
然而，观看《奥本海默》，却形不成任何鲜明印象，他的面孔，自始至终都是模糊一片。
当然，这种模糊也不一定是坏事，它也可能意味着复杂，意味着暧昧，意味着影片真正抵达了那片人性的神秘水域，带回了鲜活的样本。
可是，这里面所讲的复杂和暧昧，却是一种清晰的复杂和清澈的暧昧。也就是说，它势必还是要提供一些明确又自相矛盾的线索，令观众自一种罗生门式的彼此拒斥又紧紧缠绕的结构里，去体味一颗暧昧灵魂的左支右绌。
很显然，《奥本海默》并没有提供这样的玩味空间。
它以一种过于自我压抑的方式，淡化了任何一个方向上的情感流露和态度表达，但最终，它却并没有酿出有层次的酒，而是滑向了苍白、空无，成了一种无意义的白噪音。
当然，我这么说，或许有些言重了。
从积极的层面看，诺兰确实在试图走出舒适区，进入到一种更去公式化的创作领域，向众多影迷所期待的“大师”进发。
但与此同时，积习的创作惯性却仍然在悄悄起作用。这也导致了，诺兰一方面想要激发直感力，去触碰那些不可捉摸的人性暗涌，但另一方面，他过于发达的理智又在不断跳出来，提出质疑，继续去审视和控制创作的过程。
正因如此，《奥本海默》呈现出了某种割裂。它既散漫，又精密，既像是信手拈来，却又高度自控，它一边不动声色，一边又横眉冷目，它既想要营造一种无数可能性共存的量子态，却又忍不住要去观测，得出那唯一的结果。
体现在影片中，诺兰一方面极为克制地去展现人物的一生，去不加评判地摊开所有重要的节点。
他对于奥本海默早年参与左翼运动的经历，不予置评；对他投入曼哈顿计划前后的欲望与道德的缠斗，缺乏描绘；对他战前战后巨大转变的内心动因，也语焉不详；以及，当他成为名人，不得已卷入到权力的漩涡之中，他一边想要捍卫良知，一边又难以抑制对于舞台中心的眷恋，这种矛盾深深摧毁了这个野心勃勃的人道主义者。对这些，影片通通在意义层面将其悬置。
这似乎是一种自觉的后撤，为的是预留出巨大的解读空间。
但另一方面，影片又事先张扬地将这种解读空间压缩到了最小。
它不仅体现在片头就提出的普罗米修斯的寓言，基本就概括了全片的主旨——一个圣人的成圣与受难。
更在于影片看似碎片化，实则又精心布置的结构。片中所谓的三条线，实际是以两场听证会为目录，来检索奥本海默的一生。换言之，这种对于人生的回顾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在两个视角的对峙中完成的。
它最终彰显的是受害者的无辜与施害者的狡诈，是奥本海默的隐忍与施特劳斯的狂纵，更是哪怕已经“爱国敬业”至原子弹之父的地步，却仍然难逃权力的绞杀与清算。
这是被这一叙事结构所清晰框定的表达。
但也正是在这种强势的结构下，奥本海默其人被挤压至近乎扁平。
他只能是一个圣人。尽管影片还是给到了一些暧昧的线索。
其中最明显的两处，来自政敌施特劳斯和妻子凯蒂。两人分别点出了奥本海默可能存在的另一张面孔。
凯蒂指责奥本海默的怯懦，指出他之所以放弃反抗，不是不能，而是不想。他实际是在用一种自毁的方式，来赎内心的罪，博世人的同情。
而施特劳斯的指控要更为严厉，在他眼中，奥本海默就是个伪善的野心家，其战后的种种行为，无论是对核爆的忏悔，还是对氢弹计划的阻挠，通通只是一场表演。他不过是想最大限度地攫取声誉，让世人永远记得他是“原子弹发明者”，而不是那个“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恶魔”。
这两种看法都是在影片结尾处释放出来的，企图去搅乱此前平静的叙述。但实际上，它们看似多义，实则同义，看似矛盾，其实统一。它们无非都在把奥本海默推向神坛。
其中凯蒂的叙述，与其说让奥本海默更复杂，不如说让他更纯粹了。她把他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塑造成了自愿的受难者，这无疑进一步夯实了其圣人人设。
而施特劳斯的指控，看似铿锵有力。可问题在于，在他说出这番话时，他已经被证实是个无耻之徒，所以他的话哪怕再有理，在观者心中也再难有说服力，而更像是在歇斯底里地泼脏水。
也正因如此，在妻子的确证和政敌的反证之下，奥本海默的圣人形象越发高大。
他的其他可能的面孔都渐渐暗淡，唯有圣光，依然闪耀。
其实还是挺可惜的。在《奥本海默》中，我看到了诺兰与过去决裂的决心，但迈出的这一步，终究有些迟疑。
从另一个层面看，这部电影也陷入了两种类型片的冲突之中，它既是一部人物传记片，也是一部政治惊悚片。
相比之下，其政治惊悚的属性还要远远盖过人物传记。那么既然要拍系统对个体的用完即弃，拍科学精神在权力逻辑下的全面陷落，拍私欲如何打着正义的幌子，借政治迫害来实施报复，那么作为受害者的奥本海默，就势必会在这种单向叙事下被无辜化、圣人化。
这是这一类型预先规定的情境，另一类型很难从其内部完成突破。至于政治惊悚的部分完成得如何，也只能说，它呈现了一种隐藏在公事公办和温文尔雅之下的冰刀霜剑，其惨烈程度，比我们所见要温和得多。
行文至此，基本写完了我对《奥本海默》的不满。
但与此同时，我还有另一番话要说。在这些基于冷静思考的批评形成以前，我必须承认，坐在影院里的那三个小时，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我看到了电影正在以它的某种本来面目，素面朝天地朝我袭来。那种直接源自于视听的巨大震撼，那种经由一幕幕影像连缀而成的有如长诗一般的隽永感，那一张张纤毫毕现的人类的面孔，那被恢弘的弦乐推向极致的命运被写定的瞬间，它们似乎都成为我不忍苛责的理由。
但我之所以仍然坚持写下这些严肃的意见，只因为，在当下能够值得被这样审视和书写的电影，已经过于稀缺。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就是我们目前能在此地院线里看到的最好的那类电影。
而这一点，也同时成为我此刻感到欣慰和难过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