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批评诺兰、批评本片视角“老白男”的声音不小。私以为批评成立，但也可做些辩护。奥本海默生于20世纪初，长在白人犹太家庭，接受欧陆高等教育，作为深度介入政治的科学家活跃于20世纪中叶。大体而言，他活在一个“老白男”的世界，不仅社会高度歧视女性，科学家圈子也是这样，电影里用了几个细节来表达。用今天的眼光看，奥本海默本人也确确实实是个“老白男”，作为一个以左翼标榜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对情人热衷的共产主义事业冷嘲热讽，正眼不瞧做服务员工作的弟媳，热衷于对家庭成员做安排……总体来说，他有根深蒂固的右派思维，不禁让人怀疑他热情参与左翼社会运动就是为了提高社会影响力和把妹。说回电影，传记电影很难跳出时代局限性，虽说电影可以有强烈的褒贬，但诺兰想做的还是呈现，试图还原奥本海默之所见。由电影负责复现，由观众负责褒贬。《奥本海默》的男权叙事很难说是电影本身或导演本身的罪过，如果从性别叙事角度切入，可以对这个电影做很多层次的分析。就我来看，《芭比》与《奥本海默》并不存在什么非此即彼的关系，而且都会成为反映时代特征的经典，一个是激进的前瞻，一个是保守的回望。当然这个激进、保守也是相对而言，要放在不同国家、阶层，甚至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来看的。
奥本海默或许自恋，这份自恋或许源于他是天才。据熟悉他的人讲（哪个科普文看到的，出处忘了），他从年轻时就习惯于偷偷努力，再在人前表现出做事轻松不费力的样子。所谓天才，往往是天赋和努力的集合体。这种人有资格也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甚至人类的最高事务之中并为之负责。但科学家是否真的要介入政治，主要在于个人选择。但这个选择也不是一锤子买卖，未来的他可能会加深认同也可能会后悔，这些态度又会随着时势和个人见解的变化而变化。从电影的表述来看，原子弹造成的平民伤亡以及情人之死都带给奥本海默巨大打击，他意识到了责任，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逐渐从曼哈顿计划项目带头人转变为“原子弹之父”。担子不断加重，奥本海默也开始以殉道者之姿宣扬他的伦理思考。可面对奥本海默的挣扎，杜鲁门直斥其为“爱哭鬼”，因为若论起冤头债主，似乎杜鲁门才是那个手沾人血的人，似乎他比奥本海默更有资格陷入道德挣扎。道德感是这样的具体而私人，影片用奥本海默的视角做了极佳的视听呈现（庆功那场戏）。但政治是抽象的，在抽象的博弈（游戏）之中，生命被还原为数字。
电影的核心剧情是审判，一场名为听证会，实为扒光心理底裤的私刑式审判。审判的核心是控方指控奥本海默的不忠诚（unloyalty），辩方试图证明奥本海默的正直（integrity）。两个概念的对象不一致，忠诚是对国家（或家人）而言，正直是对科学（或者说完成项目）而言。两个概念的层级也不一样，忠诚往往是社会层面的，对国家忠诚、对伴侣忠诚；正直一般是个人层面的，言行一致，做事不为私利。正直还有“完整”这层意思，奥本海默确实有完整的人格，活得挺自洽，但也常常伤害他人；他能很好地整合项目团队，但在政治上幼稚天真，常常在不忠诚的边缘试探。很有趣，这两个有些矛盾的概念在奥本海默身上居然常常并行不悖，或许这就叫复杂人性。
诺兰的叙事是克制的，甚至是视角“狭隘”的。影片用丰富的视听语言呈现了奥本海默所见所听，但没有使用粗暴的心理自白，所以对其所思我们知之甚少，这就给了奥本海默这个角色以充分的留白和解读空间。人的复杂性就在于，人做任何事都不会仅仅持有单纯、唯一的动机。某种意义上，天真、正直、自恋这三项特质在奥本海默身上互为表里。他的妻子多次质疑他的殉道者姿态，批评他不还击，他的“无为”究竟是出于政治上的天真，还是出于“思考更重要的事情”的正直，还是某种意义上自满于“毁灭者”的身份？类似的，奥本海默在床榻上吟诵《罗摩衍那》里“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这句诗，这种“幽暗的先见之明”是对人类自毁性的洞察，是对科学威力的恐惧，还是对成就伟业的期冀？任何人都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