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是一部一言难尽的电影（传记片）。它在两个点上是闪光的：一是塑造了一个迷人的人物，其“迷人”之处，源于足够高的复杂性，让主人公在天赋、心理、伦理等多个维度上充分展示自己，并让其披上一层“明星”的外衣；二是还原了一个复杂的麦卡锡主义的时代，那个时代，除了哈耶克、奥威尔这样的先知，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只有荷尔蒙与肾上腺素、却没有头脑的左翼。

诺兰是一个聪明的结构大师，但比起《盗梦空间》那种精巧又雄浑、不如此不足以阐明“梦”这个主题的结构，《奥本海默》这种审判结构，看起来是让“技术伦理”这个主题有个叙事上的依托，但实质却只是创造了不断闪回的由头而已。

这就涉及本片最大的问题：技术伦理。原子弹是一个深刻而广泛的技术伦理问题，说它是20世纪最大的技术伦理问题也毫不为过。这也是本片从立意到展开、层层递进最大的驱动力：选技术伦理做驱动力，不是高明，而是必然，因为作为一个传记电影，在所有客观事实层面，早已被历史所揭示与阐明，电影不再能够揭示与阐明更多的东西。所以，电影只能选择伦理思辨。质言之，这是一部思辨电影，其最终的精彩程度，取决于其思辨性的精彩程度。

然而，思辨性恰恰是诺兰的死穴。他努力从三个维度搭建一个思辨系统，但每一个维度都是滑脱的。

第一个是人物维度的思辨：

1.用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类比奥本海默，这个类比看起来讨巧，但实质无法成立，普罗米修斯从神那里为人类盗取火种，最后被挂在高加索的悬崖上，鹰每日琢食他的心脏，这个在伦理意义上，是没有疑问的，他就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深刻意象，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身上，已经没有伦理思辨性了，用没有伦理思辨性的普罗米修斯类比试图打开伦理思辨性的奥本海默，不但不能加持人物，反倒一开始就逼仄到没有回旋余地。作者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转向撒旦类比，尽管未予明言，但画面上有多处暗示了这个比喻。但撒旦类比也走不远，因为毕竟，奥本海默帮助人类击退了法西斯。撒旦阐释，走得最远的是弥尔顿，甚至波兰斯基，后者甚至认为人道主义就是魔鬼的计划，非常具有思辨性。但诺兰不敢迈出这一步，昆丁也许敢。也就是说，你有能力与勇气论述普罗米修斯被挂在悬崖上是罪有应得吗？如果有，这部电影将是新的局面。

2.爱国者、叛国者与间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思辨性是肤浅的，除了还原麦卡锡主义，没有别的用途。也就是说，在这个冗长的忠诚审查篇幅中，主人公被工具化了。如果朝反犹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深入掘进一些，则局面会大为改观。

3.与女性的关系。一个私生活不检点的天才，是没什么创见的。西方英雄题材，哪一个不这么写？

第二个是技术维度的思辨：

1.德国研发进度领先，美国进度落后。这里有一句关键台词：奥本海默赌德国不会全力以赴的理由是，德国的研发领衔者是犹太科学家，而希特勒因为对犹太人的憎恶，所以必然不会加大资源投入。也就是说，谁到底能够率先掌控毁灭对方的力量，这一事关“到底是技术产生正义、还是正义产生技术”这么根本性的技术伦理问题，被领袖个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取代了，这也许符合历史事实，但电影这样处理，是非常轻佻的。

2.是否能够阻碍这一毁灭性技术的面世。这是技术伦理上最为深刻的一个问题：当一种技术能够实现时，是否能够人为阻止它不实现？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呼吁：少用手机，少上网。这种呼吁之所以没有用，是因为一旦有了联网技术，这项技术就必然自我实现。原子弹技术也是同理：可能发生的，必然发生。电影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含糊且随道德圣母这一大流的：产生技术后呼吁对技术的遏制。

3.互相毁灭的技术能否创造一种“向死而生”的和平？这个层面的思辨电影也涉及了，但依旧没有深入，原因在于：这是一个用现在的结果回溯原子弹的正面意义的逆向推理，电影的叙事视角是麦卡锡时代，所以无法深入使用这一思辨性。否则会使人物变成上知千年、下知千年式的推背图式玄学人物。

第三个是人道主义层面的思辨：

1.死二十万日本人可以换取不死更多的日本人。这种电车难题式的人道主义思辨，怎么说呢，也对，但是没劲。没劲源于太古老了。老题老解，和中学老师的教案一样。

2.京都之所以没被原子弹轰炸，是因为美国的投掷决策者中有一位曾在京都度过蜜月。这本来是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平民在何种意义上是有罪的”的好问题，但又被轻佻地处理了。

基于以上，这部电影如果让伯格曼来拍，将会在伦理拷问这块，让每个人都深彻意识到：原子弹到底是什么。而诺兰拍完，依旧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