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互联网上的女性主义者们严格地检视着曼哈顿计划相关人员的史料并拿之来比对这部电影，检查其是否歪曲或者故意边缘化一些本应着重描写的女性，我们意识到当意识形态批评的对象为历史和传记题材时，往往需要参考真实的历史来发现创作的猫腻，即故意“没拍到什么”，譬如《阿甘正传》的右翼保守倾向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它复现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时故意隐去或涂抹的那些史实（黑人的、女性的等等）。对于女性主义而言，尽管声讨中出现了很多鱼目混珠的声音，我们也认为这种立场的存在是必须的。但在保持对所有男性电影质询的同时，我们也需认识到一部典型的基于男本位叙事（即叙述主视点为男性）的电影，将女性角色次要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我以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点，还是应该主要落实到文本——即根据它拍到了什么而不是没拍什么，来展开强针对性的批评。
那么就事论事，《奥本海默》中拍到了哪些女性，又是如何描摹这些女性的呢，在我看来《奥本海默》圆滑得有些滑稽的地方正在此，一方面它似乎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男权主义电影”的指责，甚至还将一些女权议题以一种极其直白的方式和盘托出，比如 Kitty 对家务劳动的抱怨，比如专家组里那位被男性排挤的女科学家，但另一方面它却仍然没有摆脱骨子里陈腐刻板的性别书写，当 Kitty 和 Oppenheimer 第一次约会调情时，Kitty 扮蠢“这东西看上去很难，你给我讲一讲”，Oppenheimer 则顺理成章地进行了一番量子物理 Mansplaining，一种生硬又过时的异性恋调情戏码，它如此潦草地只负责向观众传达一个最信息那就是男女主碰面了并且勾搭上了！要我说这甚至还不如许多同样刻板的 Chick Flick 来得妙趣横生。而对于 Jean 的刻画方法恐怕我们也并不陌生，一个性化的、被粗暴定义的、几乎没有任何留白的人物，一个疑似为爱自杀的姘头，这不就是男本位叙述中从不缺位的“白月光”么，若《奥本海默》是一部完全虚构的电影，像《指环王》《沙丘》那样，或许这还能够勉强忍受，但当我们了解到影片中 Jean 的历史原型 Jean Tatlock 身份远比这复杂，还是一名女同性恋，我们恐怕又一次发现了“被”断裂的女性叙事，Jean Tatlock 其人总共被剥削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历史上奥本海默本人单方面的自述中（“We were at least twice close enough to marriage to think of ourselves as engaged”），第二次是在各种传记中（“奥本海默的情人”），第三次则是在这部电影中（看看 Florence Pugh 这香艳又充满疏离感的尤物形象和表演）
为什么这部电影需要因为抹去Jean的酷儿身份被批评？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将Jean的同性恋身份作为“信息”直白地呈现，而是因为Jean的同性恋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和奥本海默无关的“个人信息”，一位酷儿女性和一位出色男性的浪漫关系，这其中存在许多跳脱出主流异性恋“情人”关系的书写可能，正如这位友邻所指出的，奥本海默和Jean的交往与她的左翼背景看上去毫无关系——因为影片并不允许一个左翼倾向的科学家出现。所有能产生动态的可能性，都被一种主流修辞惯性所隐匿——这部电影的“男性视角”是如此典型，它对女性总是不能维持充分的尊重和距离（相比之下《芭比》是如何对待 Ken 的呢，如果说剧情片的首要任务是把人物写好，那么高下立见——同样是类型大片，谁说这两部电影不能放在一起比较呢？）的同时，它对历史人物的剪裁首先基于符合主流好莱坞异性恋规范的陈旧修辞，而同时，它也不会认为自己偏狭的视角有任何问题，正如评论区的异见者们和诺兰拥趸们反复论证的“改编合理性”——那么我需要澄清一点，保留与主角及主线剧情相关的信息，仅仅只是对传记电影的最低要求，并不代表其达成了一部优秀传记电影的标准，也并不能使自身脱离“删减是出于什么样的利益权衡”的质疑
当然诺兰粉丝总是有为之辩护的理由（参见评论区！），他们可以说，这几段戏加起来没几分钟，说这不是这部电影的重点，毕竟我们诺神讨论的可是更伟大的科学！政治！可不是你小家子气的性别问题；说批评者吹毛求疵——说实话相比陈腐的性别书写我确实觉得这部电影在整体策略上：无论是先发奖状（伟大的普罗米修斯将知识和火种带到了人间！）后扇巴掌（三小时冗长的质询和批判）还是充满拙劣的剥削色彩的视听安排思路，都要更没救一点，男本位叙述从不是原罪，电影拍得土才是（我们看到，它错综复杂的一条条人物关系几乎都被简化为了一种符合主流电影审美的工具化关系，而这势必令人物难逃单薄，于是它便用那么多视听trick编造心理表现主义幻境去赋予奥本海默人物厚度，一种极其笨拙的策略）——但这不是让老白男电影堂而皇之地藏污纳垢的理由。毕竟，用德勒兹的话说，电影是一部精神自动装置，而一部电影的基本立场总是反映在许多看似“无意识”的修辞惯性之上——我的意思是，一部电影没有任何一处细节，可以逃离其自身意识形态。更遑论这藏污纳垢意味着电影丧失了许多更富有动态性的替代性选择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德菲因与卡罗尔：反叛缪斯》中玛丽 · 杜布瓦（Marie Dubios）的采访：“我跟特吕弗等人聊过，他们说女人最终吓到了他们，由于这些女性运动，他们已经搞不懂女人了，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写我们了”——如果说这可以让这些同时掌握了资本和自由创作权的男性反思自己陈腐的性别写作令电影丧失了多少可能性，那到如今，这样的声音显然还不够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