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电影前，我正好把《世界的凛冬》读到二战、读到美国秘密研制新武器的那段。
当阅读和观影形成一种遥相致意的关系，就会从不同的皮层侵入，宰制着思维空间，逼你以更大的浸入感，去体察某种悲剧的成因，并且，去预知它究竟有多大可能，再次于此世降临。
康拉德提出，在那些拥有致命性武器的动物身上，往往同时存在着相应的抑制机制，正如德国的古谚：“一只乌鸦不会啄另一只乌鸦的眼睛”。
这是自然界为了每个物种保存自身，而进化出的天性，是造物主的仁慈的平衡术。
就像电影里，奥本海默在女伴胯下吟诵《薄伽梵歌》——“如今我已成为死神”，湿婆善于毁灭和破坏，却又兼具创造和生殖的多重性。
大概，只有一种动物，拥有身体以外的、天性以外的武器，只有一种动物不需要上帝赐予、就能自行计划与制造武器，这武器偏偏还就是为了对同类使用，才得以研发生产的。
因此，这种动物的本能里，绝不会包括“约束武器运行”的铁律，在使用武器时，这种动物也绝不会有任何禁忌。
这种动物，一目了然的，就是人类。
看完《奥本海默》出来，我有点恍惚，好在熟悉的编辑即时来了微信，问我要不要写篇与之相关的稿子。
我回复的第一句话是：预计它票房不会特别好。（当然，目前的形势看，比我估测得好很多）
因为对普通观众而言，它也许显得很闷，或者换一些更高调的词汇，它很冷凛、很肃穆、很坚硬、很不友好也很不下沉。
当然，闷或许传递着某种胸有成竹的娴熟和沉稳。
但如若你望文生义，直冲着诺兰+原子弹这个配置，为一场感官盛宴和视觉奇观买票，你必要失望。
诺兰的作品，一直是有接受门槛的，只不过，以前的门槛是思维门槛、叙事门槛、脑洞门槛，这次的门槛，一是政治学和历史学门槛，二是科技伦理学和哲学门槛。
不玩时间重组、不玩平行宇宙、不玩那一堆前沿设定高概念，却变得愈发折磨人，至少是，愈发折磨路人了。
何况，是在全世界都如此浮躁的2023年。
核武器的研发故事，总要面对一个初始难度：主角是人，还是原子弹；叙述中心是围绕人，还是围绕原子弹。
然后谁都知道，原子弹做不了主角的。
那就只有去找一个人或一些人，把原子弹的故事，变成他的故事，确切说，是他和原子弹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却又需要内在的统摄，把人和原子弹整合在一起。
我们也拍过不少“原子弹研发题材”：《横空出世》、《钱学森》、《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邓稼先》、《我和我的祖国》里张一白执导的《相遇》、《我和我的父辈》里章子怡执导的《诗》……
它们在类型上属于英模题材，偏重于情怀、奉献和牺牲——“人为了原子弹可以经历什么”，是它们的统合。
《奥本海默》则不一样，它很吝啬给出一场完整的理想与完整的成功，它是怀疑主义的——“人因为原子弹被迫经历了什么”，是它的统合。
它一路都是反高潮，一路都是镇静自若的平峰过境，一路都是“你以为我要嗨了，抱歉，我就不让你嗨”的老白男学者的端凝的傲娇。
理论与试验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盟国与法西斯之间，美国与苏联之间，杀戮与和平之间，荣耀与罪恶之间，权力和责任之间，甚至可能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像写论文玩考据一样，对潜在的戏剧性和情绪高潮疏离在外。在庞大的信息量和密集的对话场中，将你钝刀切磨。
诺兰的野心太大，大到不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励志故事或一个大智若愚的科学怪人故事就能装下的。
你瞧，基地建起、团队成型、招贤纳士、戈壁上从无到有的大计划、怪咖极客联盟各显神通，一度产生了巨大的燃爆感，分分钟可以走向爽片结构。但诺兰立即刹车了。
有些时候，它会让我想起许鞍华的《黄金时代》，35mm胶片一如摆在每张特写跟前的显微镜，在层出不穷的支线里沿着时间缓慢向前，用来自师友、恋人、亲属和政敌的无数言论碎片，对传记主人的一生，做“支离破碎的完整呈现”——这个句子本身就自带矛盾的张力，就像原子，碰撞、融合、拆裂、对冲，方能释放出异样的能量和波长。
但它的所有支线里，破空而生有两条奇崛的主线，也就是所谓的“裂变和聚变”的、黑白和彩色的双重审判：对奥本海默的听证和对施特劳斯的听证。
它们彼此塑造又彼此证伪，在冲突最剧烈的瞬间，猝不及防反转出真相，仿佛一场失控的核试验。
它们代表“战后的那段日子”，带着不同的构陷、偏见和自辩，一次次返回“战时的那段日子”现场，为后来的立场动机，向曾经确切发生过的风景与风暴，索要答案。
由此，形成电影的“前时间”与“后时间”、“外叙事”和“内叙事”的嵌套。
当然，其实还藏有第三场审判，奥本海默对自己的审判。
这审判发生在内心，且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赌上前半生去为人类造出武器，到赌上后半生去制止人类使用武器；从在欧洲的纠结和孤独，到情感上在两个女性间的摇摆态度（情人的自杀很大程度上来自“你不娶我为何要撩我”的狗血际遇，但细想，奥本海默和原子弹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如此——深情以赴，又戛然而阻），到是否向左派政治靠拢，到与导师、与弟弟、与同事、与军方的关系，到学着去使用权力与权术，到成为国家英雄的臆想和实绩，到作为普罗米修斯被钉上高加索山脉、“任由他们羞辱你”、在体无完肤的袒露下、换取他日世界的原谅。
这内心的审判固有“同情之理解”的暖光，却又从未回避奥本海默自身价值里的暗影和灰色，未回避他的虚伪和软弱，他从求学时光就陷入的焦虑症和臆想谵妄，他渴望自身理论得到验证的执拗，以及这执拗背后的潜在虚荣。
在他踏上“不要让原子弹扩散”的救赎之路前，他已经默许过广岛和长崎的引爆——美国政府有充足的“以战止战”的理由为他背书，但他无法回避，是自己太想把成果让所有人看到。
就像他在引爆成功后的那场演讲里，被欢呼和跺脚声织就的白炽光焰打晕视听，把理性深处已经升起的怀疑和恐惧压服，情不自禁说出能煽动人心的话语，去换回更多的跺脚与欢呼——诺兰用了交替的消音和放大处理，来反复渲染强化那一刻的幻视幻听，让那种用电影语言复现的心理冲击波，看起来破坏力不亚于原子弹。
科学与政治之间，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简单到，“我和我太太在京都度的蜜月”，就能让一座城市拥有豁免权。
简单到，你以科学之名看不起的一切，总会以政治之名复仇于你身。
简单到，你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叛徒，但最终的定义永远是棋子，且是，随时会变成弃子的棋子。
奥本海默那么聪明的人，当然一早就对“这个动荡时代里压根不存在脱离政治的纯科学”心知肚明，但这并没妨碍他，在前期用科学家的身份庇护，去玩一点无伤大雅的政治游戏，来进一步烘托自己的不合凡俗（比如和工会、和美共的接近），在后期更是自欺地踏上了一条不可能的道路：明明在为政治所用，却强行认定自己只是纯粹地探索着科学突破，认定自己会拥有历史的豁免权，当科学突破捎带也突破了伦理与和平的底线，其中的连带责任，不会落到自己的肩上。
如同他妻子对他内心的喝破：你不能作孽之后还要让人们同情你。
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固然是敌人、小人和污名施加人，但却也是他无意中的恩人——转嫁人和背锅人，沾血的一切，从此由政客们吞下。连总统都说，人们在乎的不是谁发明了、而是谁丢下了炸弹。
奥本海默，只以“原子弹之父”这形而上的静态法名高坐莲台。
这样看来，《奥本海默》说是围绕人，原来是围绕人类。
人类怎样和自己已释放的魔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共舞，人类怎样和自己未释放的魔鬼（内心的欲念）共处；人类怎样和已经兑现的恶（二战）共舞，人类怎样和尚未兑现的恶（冷战）共处；人类怎样和原子弹共舞，人类怎样和毒苹果共处。
为了应对这一个魔鬼，我们徘徊无计，直至造出下一个魔鬼。
《奥本海默》是一个“能看破宇宙本质的天才、依旧无法看穿世界规则、也依旧无法看穿灵魂混沌”的悲剧。
在《奥本海默》讲述的对过去的复盘，和开启的对未来的警醒之中，全人类都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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