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的电影总是以聪明的头脑陷入迷茫作为线索，然后引出他对周围环境的思考，这次也不例外，诺兰曾经说过自己电影的最大驱动力是恐惧，是激烈变动的世界里，文明脆弱的恐惧。而奥本海默所处的时代恰好也是一个暗流涌动脆弱平衡的时代，笼罩在二十世纪的核阴霾就像听证会时间线里那种如铅灰色的世界一样压抑。

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张力一直是西方的主线，早期的人文知识被神学所代言，所以神学负责对自然知识做出道德匡正，但是随着世俗化运动与现代性的狂飙突进，神学开始退场，自然知识集中归纳为科学并成为一种载着目的论的跑车，作为驾驶员的科学家们逐渐变得对于刹车并不关注，科学乐观主义喧嚣尘上。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知识的千年缠斗里，自然科学日渐占据着优势地位，人文知识不得不退守历史堡垒挖掘古早的弹药发起进攻，从魏玛到德三的量子力学之问，到李森科神话的缔造，一小部分科学家为了一己私欲将科学变为了权力斗争和免于监管的工具，人文领域学者利用这些惨痛的教训强烈要求人文知识进驻自然科学。而从高级迷信到时髦的空话，人文学家的自然知识的严重匮乏与贫瘠又让自然科学家们瞧不起这些喋喋不休的学究，但这种现代视角中纠葛与矛盾并不是一直不可调和，远到亚里士多德，歌德，莱布尼兹，近到罗素、爱因斯坦自然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并不是泾渭分明。奥本海默也不例外，除了是美国量子力学开创人外，他还有很强的印度哲学的功底以及梵文功底，智识之外的奥本海默可以算得上长袖善舞，不光积极的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还能管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员，是个情绪稳定的“项目经理”，甚至是军方保持良好关系。

所以他并非一个单纯的科学家、书斋里的nerd，无辜的圣父，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因为他认为自己角色特殊并且能够让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影响到政府决策未果后，他任由命运拷打、所以奥本海默以一种游离朦胧的形象贯穿始终，就像他给这给美国带来波粒二象性概念一般，并且让自身的二象性作为一根引线拉开了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二象性。

与今天的反智主义氛围浓厚的美国不同，美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叶地位很高，不仅常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影响政策，还受到尊敬与信任，诺贝尔奖的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兼科学哲学家珀西·布里奇曼曾经提出“科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让普通公民认识到并感受到：“智识生活不仅对那些积极追求智力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有益的，因为智识生活应该让那些有能力的人成为可能，而且应该受到整个社会的珍视和奖励”。”大多数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都支持这一立场。然而当布里曼奇更进一步的敦促科学家们采取激进的个人主义立场时，却鲜有人回应，没有足够的支持来建造必要的设备和购买战争期间完善的许多仪器，实验物理学家难以完成自己的设想，加之纳粹德国节节败退，与东西阵营已然貌合神离。此时科学家已日渐仰人鼻息，但仍有不少的科学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道德责任，所以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物理学家们不断地通过各种领域来进行限制，那么处于冷战的风口浪尖下，这些科学家的天真必然会让位于政治利益。他们需要被控制在冷战的利益之下。

这也为后面的反智主义兴起埋下伏笔，随着密苏里的农场小子杜鲁门上台后变得日渐严重，到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上台时，反智主义已然成风，霍夫施塔特最出名的著作《美国的反智传统》对此也有直接的描写到“或许，正是知识分子令我们失去了让我们在过去强大的特质”。

所以与反智主义同期的麦卡锡主义也乘着反智的东风大行其道便不难理解，这种风潮下，被盯上的赤色分子哪怕是找到“十族”以外的红色属性也能将受害人羞辱甚至整肃，这在电影中体现为委员会对奥本海默周围的朋友情人妻子进行全方位的围剿，奥本海默的私人生活已经完全与冷战挂钩。而奥本海默的所谓共的同情，只不过是叶公好龙，参加读书会无非是当时流行的风潮，创立工会也并没有什么坚持，被劳伦斯问及与工人有何相同点时都哑口无言最后让此时不了了之，他对共的认知与当下的“共趣”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仅仅在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十年前，罗斯福还指派了谢伟思领导的迪克西师团前往延安参观，期间谢伟思不仅高度评价了延安，也在不断思考着国民党终将失败，而共产党终将成功的可能，他表示“我们已来到陕北山区来寻找中国最现代化的地方。”“人们情不自禁地会越来越感觉到（共产主义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而且在它身后有着强大的动力，并把自己与人民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它是不会轻易地被消灭的。”他的观点后来也被美国国务院的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所赞同。

只不过命运的齿轮于随着1945年4月12日开始转动，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同年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掀起《美亚》杂志案，逮捕了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牛津郡的花花公子和密苏里的农场主将联手拉起一张铁幕。

于是我们看到有着良好的国内外声望、颇具组织能力，又深度参与美国安全事务的的奥本海默本应该因原子弹之功更上一层楼，却因为早年的左翼色彩被审查被羞辱难以幸免。

历史似乎展现了柔软的一面，主导了羞辱的施特劳斯并没有入选内阁，仿佛缺席的正义又回来了。但诺兰埋下了伏笔，电影里未见其人只闻其声的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才是理解电影的棋眼，为什么一个原子能委员会的官僚能够对享誉全球的原子弹之父发难，没有背后的国会山甚至是白宫的支持是做不到的。而早年反对施特劳斯的马萨诸塞年轻议员肯尼迪，以及日后给奥本海默颁发的代表和解和纠偏的奖章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主导的。奥施之争不过是两个阵营的一张牌罢了。

所以如果想要从电影中获得奥本海默传记中的体验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很多影评陷入的误区，电影主角并不是奥本海默，而是1940-1960的时代缩影，奥本海默是那个时代的投影的一层幕布，而施特劳斯作为反派是不够格的，奥本海默的敌人是那个炮制出麦卡锡主义的焦躁时代。

就像人物专访诺兰的文章里写到的那样：“他无法不为一个日益撕裂的世界感到忧虑，表面上看每个人都觉得一切安好，但他觉得那种平静感充满虚假，危机随时会出现，那个时期，「煽动」成为他最大的恐惧，我害怕煽动。但到头来，我的害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