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诺兰基于凯·伯德和马丁· 舍温这两位普利策奖得主所著的《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而创作的《奥本海默》在并不被市场看好的前提下狂揽9亿票房从而荣登影史票房第三。这是一部关于天才、时代和错误的剧情片，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一同构成影片的主线，出色地描绘了这位天才物理学家的一生。许多评论关注这部电影作为传记片的本质，而笔者认为本片首先属于一部基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

59岁的黄庭坚流放宜州时在回复外甥的《答洪驹父书》信中阐释了对诗文写作的几点主张，其中一点主张“无一字无来历”。用这条标准来衡量诺兰的原著改编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但是他确实做到了人物的所有关键对话都以原著作为基础。而恰恰本片中比较刻意的塑造就是那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例如为了塑造奥本海默语言天才的形象、影片中他参加左派聚会时以读过《资本论》原著为理由向塔特洛克纠正“财产即为盗窃”的翻译讹误，以及参议员助理在施特劳斯原形毕露说出自己的真实计划时不断冷嘲热讽他而似乎完全无视他们仍是上下级的关系。这些美中不足之点尚属可以理解为服务于观众接受美学。但是在思想表达上不免有碍于奥本海默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塑造。

本片巨大的信息密度加上3个小时的长度简直可以让观众相信它囊括了原著的所有内容。对话其实只是信息密度的一环，更重要的是讲这部影片的美术——种种具象化那些抽象的物理概念（也是奥本海默内心所想）而令人遐想的画面、诺兰与同时代的伟大艺术家的作品对话时的场景一同交织在一起的剪辑，更不用说那高潮处原子弹试爆时那惊心动魄的画面以及高度还原的延迟几秒的声音，我愿称之为诺兰式的表现主义。上个世纪的20年代的表现主义电影如弗里茨·朗的《大都会》、罗伯特·维内于1919年拍摄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等等，展现了在技术不完备情况下人们的想象力如何发挥并实现，他们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潜意识学说通过扭曲的画面来展现人物阴郁的内心。《奥本海默》的对表现主义的继承一方面在于用许多情节上的细节以及画面展现奥本海默阴郁的内心，例如险些毒死玻尔的毒苹果事件以及那阴暗交织的连线、在和塔特洛克做爱时吟诵《薄伽梵歌》——“我是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时出现的巨大火焰燃烧的画面，这都展现了一种天才之天才背后强大的毁灭的潜能以及奥本海默内心对于这种潜能的察觉与恐惧。另一方面即是上述的诺兰那强烈糅杂了巨大信息量的叙事艺术的，显现出今日技术十分完备的情况之下“表现”或曰作为电影本源的奇观特质的展现的能力。

作为传记片它在刻画人物方面是成功的，奥本海默领导曼哈顿计划走向成功的领导力与决断力、面对家庭婚姻关系时的难以处理、成功投落原子弹之后走向发言讲台时的无措感以及之后的反省、面对完全不透明也不正规的小规模审讯时作为知识分子的坚韧与坚忍等等，天才这个特性背负着许多重量，奥本海默本身的复杂性本身正是由于天才的加持而有了许多“不能承受之重”。复杂性是诸多维度，但正是天才这一特性赋予维度以知觉。孤独的天才是大众可以具象化与理解的，走向神坛的庸人是从古至今屡见不鲜的，孤独的庸人是随处可见的，于是走向神坛的天才是最难呈现的。诺兰通过炫技式的表现手法近乎完美地呈现了天才的奥本海默，但是没有相对应地呈现“反面”，即天才的敌人。其实本片的价值倾向，即对为那些以科学家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进步人与知识分子的过于美饰其实就注定了其反面角色的塑造是要扁平化的。价值上表现为对麦卡锡主义下的美国右派的乡民性格的嘲讽，情节上对应的是相应的反派施特劳斯只是官僚系统中一个野心膨胀道德卑劣的官吏。影片刻画他作为最大的反派实际是降低了奥本海默的层次。历史中许多被熟记的英雄都有其可敬的对手，人们记住刘邦的建功立业而不是朱元璋的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元璋没有他自己的项羽？实际上对于奥本海默这样的天才来说，他真正的敌人是那个充满了危机感与猜疑的时代，意识形态的争夺背后是关于人类文明要走向何处的焦虑感。施特劳斯代表不了危机感与猜疑，他只是利用；他更不能代表那个时代，因为他只是任何时代都会有的肖小。甚至可以说本片中奥本海默的敌人是不值得尊重的。正是这一设定与使得奥本海默不能成为一部伟大的传记片，而沦为普通的剧情电影。但不论如何说，如何按照这一思路拍下去也是十分困难而并没有实践过的。奥本海默的人物塑造的技巧已然出神入化。

奥本海默留给世界的遗产与它的缔造者共享着同样的复杂性——原子弹既让人类拥有毁灭世界的能力，也使得世界维持着一种长久以来十分稳定的核平衡状态。今日世界的人们却也和奥本海默一样共享着一种同样的对所处的世界的现实情况视而不见的被遮蔽，只不过后者是由于沉浸于思考之中，而前者更多是因为日趋原子化的生活状态。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对话让我们看到“盗火者”——那些伟大的科学突破的创造者如何被获取光明的人们以及光明所带来的变革所抛弃。这部关于天才的传记片在警示我们，对历史应当如何记忆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