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7-17

天空之眼:电车困境——关于善与恶的哲学谜题

一

在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哈佛公开课《公正该如何是好》中，有一个著名的电车难题。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假如你是个正在驾驶电车的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有五个人被绑在了前方铁轨上，然后你的刹车居然失灵了。眼看就要悲剧的时候，你发现前面出现一条岔路，然而要命的是岔路上也绑着一个人。怎么办？是撞死5个人还是撞死一个人？这就是电车难题。

在课堂上，桑德尔又讲述了一大堆类似的电车难题，比如同样是上面的情景，但你不是电车司机，而是一个站在桥上的旁观者，电车从桥下经过。你旁边站着个胖子，你发现如果把胖子从桥上推下去，就能阻止电车前进，你推不推？别管胖子为什么能阻止电车前进，就问你推不推？

桑德尔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为了反驳一种哲学观点，那就是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所谓功利主义，简单地讲就是利益最大化，在边沁看来，一件事如果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那这件事就是正确的。然而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一个困境，那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就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呢？如果这个利益是生命呢？

对于桑德尔的质疑，当然也有人反对，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你不能把事情推向极致来证明它是错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不过这种反对恐怕站不住脚，因为极端的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在法制框架下这种事不常发生，但如果在社会和法律之外呢？比如在极端环境里，比如在战争中。

二

毫无疑问，电车难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极佳的拷问人性的机会，所以不仅哲学家去设计一个个奇怪的情景去思考它，艺术家们也编写出一个个极端的故事，然后把人性放置其中。接下来隆重介绍一部电影，英国影片《天空之眼》。这是我今年上半年看过的最好的电影，没有之一。这部影片也是“斯内普教授”艾伦·里克曼的遗作，他在影片里扮演一名英国将军。

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故事：“女王”海伦·米伦扮演的英国军方凯瑟琳上校追踪一个女恐怖分子已经六年了，终于在索马里发现了她的行踪。而且令她惊喜的是，还有两个在通缉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恐怖分子也在一起，可以一网打尽。然而问题在于，这群恐怖分子临时转移到反政府武装索马里青年军的地盘，地面抓捕不太可能，所以她决定动用无人机实施空袭。然后镜头就转移到了后方，军方和政府高层正在一个房间里，一边喝下午茶一边通过视频直播观看这次行动，因为抓捕改为了消灭，又因为恐怖分子里既有英国公民又有美国公民，这就需要他们授权。

房间里有4个人，军方将军、检察长、外交部长、女政治顾问。在下达命令这件事上，每个人都想推卸责任，于是又找到了在新加坡访问的外交大臣，又联系了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一阵扯皮之后，终于下达轰炸命令。而执行任务的，是美军两个菜鸟无人机驾驶员。这时候，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小女孩来到了恐怖分子藏身的房子外面，开始摆摊卖大饼。雪上加霜的是，房间里的恐怖分子正在策划两起自杀式袭击，两个年轻人正在披挂成人肉炸弹。如果现在不马上发起攻击，过一会他们就会转移到闹市区，而一架无人机追踪不了两个人肉炸弹。然后经过专家计算，导弹加上房间里的炸药，一旦发动袭击，小女孩的死亡率超过90%。是把恐怖分子连同小女孩一起炸死，还是放任恐怖分子去发动袭击，这是个典型的电车难题。

这个困境把影片里的人物分成了三类，一类坚决主张轰炸，就是军方的将军和上校；一类坚决主张不打，就是那位女政治顾问；还有一类犹豫不决，就是剩下的那几位政客。其实如果从心理角度出发，犹豫不决的政客和军队高层是一类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只不过出发点不同。军方的出发点很单纯，消灭恐怖分子，防止恐怖袭击。而政客们想的就多了，他们得考虑影响。就像一位政客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小女孩炸死了，这事儿要捅上媒体我们就被动了，这可能引发一场革命。但如果我们放弃攻击，而恐怖分子发动袭击，那道义就在我们这边了。显然，他们衡量的标准不是生命，而是政治。相比之下，那位女顾问就单纯多了，就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女孩送命，宁可让恐怖分子发动袭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影片中的小女孩不是后来突然加入进来的，影片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叙事，导演花费了大量笔墨去描绘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家庭。一个不能受教育、没有玩伴、裹得严严实实、从小就要帮家里赚钱的小女孩跃然银幕。她的细节越丰富，观众的天平越往她的身上倾斜，而军方不断强调可能死于恐怖袭击的80个平民，则变成了数字。人们倾向于把同情心送给眼前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数字。

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把人性的这一特点解读为进化的结果。现代人脑的进化始于原始人类的狩猎阶段，当时人们生活在100人~150人左右的小团体中。关心我们的后代和与我们合作的少数人对我们有利（在进化的意义上）。我们不想也不需要知道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发生了什么。邓巴认为，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大约是150人。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多关注常联系的人顶多也就是150人，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所以我们把有限的关注投入到那些我们看得见的、感兴趣的、身边的人事中。而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大灾难则漠不关心。虽然这显得有些冷酷无情。

同样的道理，电影中那两起被阻止了而没有发生的恐怖袭击，则只有将军和上校经历过，对他们来说，那是曾经发生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就像将军所说的，他参与过五次恐怖袭击之后的清扫工作，他见过那种人间惨剧。所以不要质疑士兵冷血，士兵最清楚战争的残酷。

三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操作的答案吗？在一本名为《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的书里，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有答案，她就是电车哲学的缔造者费丽帕·福特。她相信自己提出的电车困境有一个正确答案。福特提出了著名的双重结果原则。所谓双重结果，意思就是一些行为存在两个共存的结果：一个是希望发生的结果，另一个是能够预见的但不希望发生的结果。也就是说炸死恐怖分子是希望的结果，炸死小女孩是能够预见到但不希望的结果。那么做不做呢？福特给这样的行为设定了条件。

就拿攻击军事设施做例子，在福特看来，要使在预见到会伤及平民的情况下袭击军事设施合法化，那么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袭击军事设施本身必须不是错误的。2.袭击军事设施必须是有意的行为，而造成平民伤亡则是无意的。3.如果不造成平民伤亡就不可能袭击军事设施。4.平民伤亡的坏处和袭击军事设施带来的好处相比不能过于严重。如果按照福特的观点，那么电影中的袭击行为就是合理的。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没能明确地解释清楚为什么预见到的后果就比故意为之的后果更道德。而且如果我们认可这套理论，那么就会有人在把它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尤其是代表国家做出行动时。

比如说，我们抓到一个恐怖分子，他在城市里藏匿了一枚定时炸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权力对他实施刑讯逼供？因为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更进一步，如果这个恐怖分子是个硬汉，拒不交代，我们可不可以拿他家人的生命做威胁呢？说到这就再介绍一部电影《战略特勤组》，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部电影中的人性冲突也是惨烈至极。

可千万不要以为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2002年，德国发生一起绑架案，警方很快抓到了嫌犯，然而办法用尽，犯人拒不交代人质在哪里，警方最终决定刑讯逼供。嫌犯妥协了，交代了关押人质的地方。警方刑讯逼供引发了民众强烈的愤慨，而下达命令的副局长说：“我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嫌犯最终决定说真话，但那时孩子可能已经死了，而我选择用一切办法阻止悲剧发生。”这件事最终还是个悲剧，孩子被发现时已经死了。

在影片《战略特勤组》里，负责刑讯逼供的男主角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他要对恐怖分子的子女下手。女主角发出控诉，你这样做还是人吗？与其这样，我宁可被炸弹炸死。为了高尚的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哲学家康德认为不可以。和边沁针锋相对，康德提出了一种完全义务理念。意思就是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无论是什么理由，做就是错，比如杀人，比如抢劫，比如刑讯逼供……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讨论的事情所定义的。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该把黑人当奴隶就是不可讨论的，一定是不可以。

同样的理念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达。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笔下的人物伊万对着他的哥哥说了下面的话： “你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此目的必须且不可避免地要折磨一个小小的生命（一个孩子），用她无辜的眼泪作为你大厦的基础——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我想，康德绝对不会，而边沁，也许会。

四

有没有权宜之计？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办法是有的，无论是《天空之眼》还是《战略特勤组》，里面的掌权者都会交代，这件事不可外传，就当没发生。什么意思呢？为了防止刑讯逼供滥用，我们当然要立法禁止刑讯逼供。但是在实践中，遇到极端情况，为了救人，刑讯逼供可能就是唯一的办法。那就别让人知道这件事。也就是说，在全世界面前做可能是错误的事，如果能够做的隐秘一点，则可能是正确的。这个前提是别被发现，美国政府就吃了保密不严的大亏，比如水门事件，比如五角大楼泄密事件、比如关塔那摩虐囚丑闻、比如斯诺登事件。

功利主义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冷酷无情，让我们很容易站在康德的道义论一边，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康德，现代人权运动就无法萌芽。提出电车难题的费丽帕·福特也是最早解释为什么要把人类用道德武装起来的人之一：“拒绝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个人的利益的道德原则的存在，为每个个体提供了一种道德空间，一个不允许他人侵犯的空间。”其实更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然而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道义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立场，但却难以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两个结果摆在那里，你得选择一个，或者说选还是不选事情都会走向一个结果。因为你的选择让小女孩被炸死，还是因为你的不选择而眼睁睁看着恐怖袭击发生，这两者对比，哪一个更能让人接受？而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还是不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呢？当图灵为了保住破译德军密码的秘密拒绝营救英国轮船时，当丘吉尔为了减少人员伤亡而误导德军飞弹偏向伦敦南部时（南部人民被蒙在鼓里），他们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呢？反正丘吉尔自认为是正义的：“真理无可争议，恶意可以攻击它，无知可以嘲笑它，但最终，它屹立不倒。”

五

让我们最后回到电影《天空之眼》，我不得不邪恶地剧透一下，那个小女孩最终死于了轰炸，这让她的父母痛不欲生。在影片中，女孩的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反感那些恐怖分子，他偷偷教女儿学习。然而经历这场悲剧之后，他还会坚持原来的立场吗？他会不会蜕变成新的恐怖分子呢？在电影《战略特勤组》中，男主角伤害恐怖分子子女的行为最终被阻止了，看上去道义战胜了功利。然而影片的最后，恐怖分子最终没有交代的一枚核弹爆炸了。面对电车难题，这两部电影各选择了一个答案，但哪一个答案都是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是什么让我们陷入了电车困境。

在小说《三体》的第二部中，罗辑作为执剑人度过了孤独的一生，因为他强悍的神经，三体人不敢越雷池一步。而继任他的执剑人人选，一个是彻头彻尾的结果主义者维德，一个代表对人类爱的力量的信仰的程心。程心被全人类选为执剑人的继承者，然而在面对危机时，她没有发出坐标毁灭三体世界，败给了无爱的三体人。我们可以谴责程心的懦弱，是他让人类陷入了被奴役的绝境。然而选择另一个结果又怎么样呢？整个太阳系都毁灭了。在电车难题面前，怎么选都不会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