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7-08

天空之眼:谈论正义就是一件不正义的事

大不列颠帝国的没落已经成为一件全世界人民都喜闻乐见的事情了，英国人公投脱欧的政治大戏更加让人看得跌宕起伏，最后结局却很不幸地印证了这一点。公投结果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事实上很多迹象已经在预示这一结果，只是掌握舆论媒体的人视而不见，这才出乎精英阶层的预料。当然，也不是每一个精英都这么愚蠢，导演加文·胡德其实在今年年初上映的《天空之眼》已经揭示出不列颠的没落。脱欧公投之后来看，这部电影的一针见血恐怕刺到英国人的痛点上了。

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在英国、美国和肯尼亚合作的一次反恐行动中，成功捕捉到一次几大恐怖分子（其中一个还是英国白人女性）同聚一堂的机会，而更加危险的是这几大恐怖分子显然正在筹划两起自杀式袭击，两件自杀炸弹背心就在一间卧室中放着。简而言之，首先这是一次非常难得除掉几大恐怖分子的机会。其次，如果不当即除掉这些恐怖分子，自杀背心被带走的话，就会发生两次恐怖事件，死伤多少人就难以估计了（片中估计至少80人）。所以，这次行动必定是以无人机发射“地狱火”导弹一锅端掉而圆满结束。

但实际上的选择并不容易。

就在无人机操作员准备按下发射按钮的时候，他发现就在这座房子的外面围墙处，有一个几岁的小女孩在卖面饼。如果用导弹攻击，再加上两件自杀炸弹，爆炸势必会殃及小女孩。操作员犹豫了，指挥的女上校犹豫了，将军犹豫了，总检察长犹豫了，当然一向秉持人道主义的女政治顾问更加有话可说，可以痛斥这些战争贩子的无耻无德，可以以正义至上判断这次行动的非法。

指挥官鲍威尔上校着急啊。作为第一线的指挥官，她太知道这样好的机会难得一遇，更何况还有两件自杀炸弹呢？再者，作为指挥的她知道大不列颠军队早就不如以往了。

这次行动的无人机和导弹是美国人提供的，地面部队是肯尼亚支持的，特工是美国CIA在索马里发展的线人，无人机的指挥基站在非洲的美国军事基地（作者推测，无确证），行动地点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而这次行动受到英国、美国和肯尼亚三国最高高层的关注。由于片中的美国国务卿在中国打乒乓球，所以中国也成了一个不在场的参与者。凑这么大一个局，却只有指挥官是英国人，可见曾经“日不落帝国”的军事力量更像一个空壳子了。

鲍威尔上校派地面特工去把小女孩的面饼全部买走，很不幸，地面特工被识破，差点就被抓到。想一个巧妙的办法让小女孩尽快离开，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对恐怖分子的监控出现中断更让此事紧迫。

怎么办？是牺牲一个小女孩呢，还是让恐怖分子带着自杀炸弹离开，未来有更多的人面临风险？

这就浮现出现代西方伦理学讨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哈佛大学的罗尔斯在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是应该牺牲一个人呢还是应该牺牲五个人呢？

置换到电影中就是，小女孩的性命和更多人的性命。哪一方才是更重要的？

身在伦敦、喝着咖啡、看着屏幕的女政治顾问安吉拉显然要坚持正义，不能因为这次机会难得就伤害小女孩的性命。她当然不是那种只会喊喊口号、背背书本概念的迂腐知识分子，除了正义的高尚追求，她还考虑到舆论。如果民众知道为了把握这次机会而伤及小女孩，那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会质疑反恐行动，会问责这次行动的所有参与人员。

安吉拉的话可不是空穴来风，一个被淹死的叙利亚男孩冲上欧洲的海滩，因此就扭转了整个欧洲的难民政策。甚至很多因此同情难民的女性，在遭到东方难民的性侵害时都沉默不语，只因为怕影响难民们的形象。无人机的操作员是一个年轻的刚毕业大学生，他还没目睹过战争的残酷，他就是欧洲年轻人的代表，所以他按不下那个发射的按钮。

鲍威尔上校已经毫无办法。最后，她想到一个办法。因为民众对正义的要求，每次军事行动不仅有法律顾问参与，还要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评估伤害范围和伤害程度。这个评估的人就在鲍威尔上校身边，非常清楚她数年追踪恐怖分子的艰难，也非常清楚这次机会稍纵即逝。两个人协同更改了伤害程度的数据。一个较低的数值让正义凛然的女政治顾问安吉拉稍微感到心安理得，同意了发射导弹。

一枚导弹发射后，两名恐怖分子被炸死，小女孩受伤，但因为数据的更改和时间的推延，依然有一名恐怖分子没被炸死。所以另外一枚导弹射到，恐怖分子完蛋，但小女孩这次彻底失去了生命。

最后，伦敦的军情室中，安吉拉讽刺指挥的将军说：“这样做太可耻了，你不过是为了保住你自己的位置才下命令。”然而将军平静地说：“我亲自参与了五起自杀式袭击的善后工作，就在现场的尸体旁边。你今天喝着咖啡吃着饼干看到的事情确实很难看，但他们做出的事情更加难看。永远不要跟一个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

其实何止是战争，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国际的国家博弈何尝不付出巨大的道德代价，都是表面风光而内里肮脏。只是，普通人享受喝咖啡吃饼干的平静生活，不仅希望所有的事情不那么“难看”，一切不会“肮脏”到冒犯自己的道德感，期望人间实现大同。但他们很难去想象的是，那些远离自己的不公平、暴力、战争与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希望每天喝到的咖啡廉价而实惠，却不知道肯尼亚的咖啡农民挣扎在温饱线上；希望衣食住行更加廉价便捷，却成为遥远国家工厂雇佣童工的动力。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世界，是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如果你的生活水平超过众人，必定是以邻为壑，必定是剥削压榨其他人的生活为条件的。以前我们在一个国家，是以国家的另外一部分人为压迫对象，所以国家中有阶层。现在我们在一个地球，改变为以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为压迫对象，以另外国家的人为被剥削对象。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劫贫济富，这是弱者的正义。弱者最好的反抗无疑就是暴力，进而就是恐怖主义，但对于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来说，毫不留情杀死恐怖分子就是正义。至于自以为是的旁观者，正义就是不要让无辜者遭殃，哪怕这一点只是理论上可以实现。

可见，人人都讲正义，但正义无所适从。不过正义的最大话语权还在大学的教授、象牙塔的知识分子口中。他们的正义不仅仅是模糊的词汇，他们会逻辑推理，会条缕分析，会解构建构，最后把正义建造为不可逾越的道德城邦，一座乌托邦。所以，他们才会刁钻地想出那个“电车难题”，在言词辩论交锋中，推论出“牺牲少数成就多数”并不是正义。

如果有这么多的正义，哪一个才是正义？

难道争论正义是什么就是正义吗？

英国脱欧公投之前，支持脱欧的人说欧盟束缚了英国人的自由和民主，支持留欧的人说只有欧盟才能保证英国的繁荣昌盛，才能延续不列颠的自由与民主。这些争论很像中国封建朝代文官对各种措施改革的争吵，有些说祖制不可更改，因为这不仅是祖宗制度，而且是从古代圣贤那里沿袭下来的；有些希望能够改革，因为祖宗和古代的圣贤都说过要因时而变。同一个理由，却成为南辕北辙两件事情的辩护词。

历史的轮回中露出讽刺却苦涩的笑容。英国作为西方第一个实行文官制度的国家，恰恰就是从中国学习的文官制度。英国的兴起衰落也恰恰与中国的封建王朝有着某种类似。先是从帝王到普通百姓骄傲于帝国的物质和文化，然后又因为对王朝的自豪感而兴起道德乌托邦的争吵，陷入集体意淫的疯狂中，最终阶层分化，在底层或者外族的暴力中走向衰落。

所以，谈论正义本身就是一件不正义的事情，人人讲述的正义都囿于自我的认知，创造出不同的标准。正义本应成为一个公共的概念，却沦为私人意淫的臆断。

每一个人都不是上帝，不是造物主，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个人的存在本身就不在正义范畴之内。如此，人有什么资格来判定何谓正义？正如正义的别称叫做公平，什么样的标准才称得上公平呢？当人自以为是谈论正义之时，个人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法官。但你饱读诗书、阅历丰富，就能判断整个世界的是非？那正义是法官的正义，还是被审判者的正义？

正义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标准、一个概念、一个不可打破的铁律。看完《天空之眼》，你一定会猜测小女孩的父亲、一个原本温和的教徒必定会成为恐怖分子。当他身藏炸药闯入“无辜”的人群中时，你说他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呢？

本文由私人微信公众号“观世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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