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7-07

天空之眼:如果这是一场游戏

从来没有这么急切地，希望一个大饼摊上的所有大饼，能够被尽快卖掉，因为，它的摊主，是一个闯入军方反恐行动打击范围内的小女孩。
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过参与过这种主题讨论了：如果正常铁道上有九个小孩在玩耍，而废弃铁道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进站的火车已经来不及刹车，做为车站员工的你，是否该把铁道切换，让火车冲上废弃铁道；如果轮船沉没，十个生还者凭借救生艇漂流在茫茫海上，而获救之日还遥遥无期，要不要杀掉其中一个作为粮食，让其余九个人多挨片刻？
《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把这种伦理和道德困境变成了现实，凯瑟琳上校和她的同事，已经追踪一群恐怖分子达六年之久，终于等到他们进入同一所房子，并且看到他们正在筹备自杀式炸弹袭击，可以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地发射“地狱火”导弹，将他们歼灭时，有一个小女孩，却在那所房子的墙外摆起了大饼摊。根据军方安全专家的估算，一旦导弹爆炸，她被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65%。所有指挥、执行行动的人，包括官方的法律顾问，开始拷问、纠结、估算、博弈。
但我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这是一个游戏呢？如果这是一个反恐游戏呢？我们在电脑屏幕前，看着恐怖分子已经走进打击区域，而小女孩在墙外提篮叫卖，面对一群数字人物，我们会否有那么难以选择，会否有那么强烈的道德感，迟迟不肯敲下发射键？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天空之眼》的画面感觉，酷似游戏。不论是空中监控设备的俯瞰视角，还是甲壳虫等等小型入户监控设备无死角移动的视角，还是军方分析员所使用的面部识别程序、炸弹伤害分析程序，都让《天空之眼》酷似一场反恐游戏。我们就是上帝，就是全能的操控者，就是天空之上的那双眼睛。所以，《天空之眼》让我想起的，倒不是任何反恐电影，而是《安德的游戏》，游戏里发生的一切，对操控游戏的人是假的，而对游戏中人（数字人物或许并不是虚拟的，也许自有生命和情感）来说，却是真的。
事实上，对人类精英，对军界高层和政客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按下发射键，没有那么难。犹如斯大林的名言：“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到底是要一个小女孩子死，还是要八十个人因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而死，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他们考虑的，只是舆论、民意、支持率，“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而他们做出决定的方式，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慎重，国务卿正在国外访问，吃坏了肚子，只想赶紧下个指令，好回到马桶上；总统在中国访问，正在和中国的乒乓球小将打一场友谊赛，他很简单地做出了发动袭击的决定，随后面色轻松地回到了球桌旁。
所幸这不是游戏，在作战指挥室担任指挥的，在一边担任法律顾问的，以及最终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情感、思想，有自己的世俗身份，也要承担世俗后果。他们没有单向度地接受命令，而是一个一个、一层一层，从自己的角度，发表了反对意见，官方的法律顾问，从头到尾在反对袭击，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军人，甚至临场抗命，就如电影《十二怒汉》中所说：“必须有人反对，基于慎重对待生命的原则。”必须要反对，哪怕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些微小的反对、拖延，让袭击被推迟了，从将军到发射员，都只好再等一等，希望局势发生微妙变化，他们无法干预小女孩的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饼以自然的速度自然地卖掉。尽管他们的努力，最后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他们的努力本身，就避免了让恐怖分子赢得战争，因为，如果他们让无辜者死去，他们就变得和恐怖分子一样了。
为了让他们更像活生生的人，剧本给几个主要人物，设置了一些职业之外的生活细节。开场，凯瑟琳被丈夫的呼噜吵醒，无奈出去遛狗，这一幕甚至让人以为这并不是什么反恐故事，直到她穿上制服，我们才知道她的身份；紧接着，将军给女儿买错了洋娃娃，导致女儿不满，不得不让下属去解决。所有这些细节，简洁、高效，都赋予这些人物真实的质地。
但诡异的是，这又分明是一部电影，或者说，一部真实感更强的游戏。所有人的身份、来历、立场、道德感，以及他们作为人的真实质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他们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是经过设计的。所有的情节，如何推动剧情，会引起什么样的讨论，在这个电影还只是纸上梗概的阶段，就已经经过反复讨论，都已经被估算过了。为了政治正确，主要的恐怖分子，甚至被设定为白人，来自英国和美国。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反对，他们的热泪盈眶，都是假的。所有这些，和游戏并无两样，比游戏更可怕的是，游戏会多几种选择，面对电影，我们的选择只能有一种。
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在发射导弹时有丝毫犹豫，没有人在疯狂印刷货币的时候，有丝毫罪恶感，没有困境，没有道德挣扎，既已获得操控一场游戏的权力，没有人会轻言放弃。
我们，都只是这场游戏中的游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