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用滑稽如黑色泳镜般的观测镜看爆炸实验那天起，奥本海默的核爆在灵魂处没有停过。

当他跟费米讨论出实验使世界毁灭的概率不为零时，他眼珠滚动着，嘟囔“趋近于零”。

他一直在舔嘴唇，有时候是因为科学的面纱再被揭开而兴奋，有时是在压抑痛苦，压抑对选择的怀疑。

他走上舞台，看到的不是镁光灯，而是不可直视的白光，听到的不是欢呼呐喊，而是女子凄厉的尖叫，他晃晃脑袋，以为听错了；跺脚声像滚滚而来的爆炸残响，鲜花在手上，骸骨在脚边。

我们是在用荣誉终结战争，还是用科学撬开地狱？

是的，“伟大的历史可以不合时宜（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但对抗邪恶的初衷变得模棱两可，民粹的呼声若隐若现，万吨威力的炸药化为精致的钢笔，人命一边在纸上被圈圈画画，一边被可笑的理由随意审判，他支支吾吾，想到西拉德的劝告，想到黑板上写满的粉笔字，想到水晶缸里快要溢满的玻璃珠，他低着头，不再出声。

他喜欢不扣外套，甩开西服，叉着腰说话，这样气势十足。被安全审查的时候只能坐着，坐在沙发上，坐在木椅上，很自然，直到对面提到“道德”的时候，直到对面问我广岛长崎的死亡人数的时候：轰鸣声，刺目的白光，接着一片寂静，咚咚咚，我的心脏，我的灵魂，它们要求我解脱，要求我死亡。

“你为何不反抗？你为何不反抗！”妻子质问我，我无言地抽烟，却不想做任何改变；殉道者，这个名字很适合我，有人支持我，有人陷害我，有人误解我，我只知道我切切实实偷了不属于人间的火，绽放的不是烟花，因为没人希望看到它绽放的瞬间。

手上举的奖章，脖子上的奖牌，杂志上的头版，那天的红色按钮，风中猎猎作响的床单，原子钟的倒计时。

谁会忘记我，谁会原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