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出非洲》获得奥斯卡的巨大成功后，西德尼. 波拉克再次重回“非洲”，交出了这部同样涉及非洲内容的《翻译风波》。

但是，这一次的舞台从非洲本土，来到了美国、以及联合国。从成片质量来看，这一个舞台的切换、语境的升级，显然让波拉克有些思考力难以追上。作为导演，于技术环节，奥斯卡得主的他显然毫无问题，拍出了极高的工整度。但是，于思想环节，对于他自己抛出的主题，他却难以给出一个过硬的说服力答案，而让影片的落脚点变成了一个虚无缥缈而软弱无力的空中楼阁，毫无说服力可言。

工整性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波拉克采用了以点带面、以小喻大的表达方式。他借用了男女主角的互动交流状态，来影射他的真正主题：当今时代下各国、民族、肤色、人种之间的相处关系。男女主角互相猜疑的时候，对应着各国间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这在美国与马托博代表的私下交易谈判、马托博总统逃避投票审判的计划中，都得到了更加正面的表现。而随着男女主角最后的打开心扉，二人发现了彼此经历与人生的共性，而波拉克也就借此抒发了自己的美好愿望：愿天下和而不同，彼此坦诚相待——电影里人种肤色各异、甚至用亚洲面孔饰演安全人员来凑齐主要肤色的选角设置，就已经做了点明。

作为一名奥斯卡得主，波拉克于技术环节是无可置疑的。在电影里，他巧妙地找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最佳的舞台背景：联合国。影片一开场，官员被疏散，安保人员一句“他们已经进入美国领土”，就已经充分强调了联合国的独特性：各国的共有区域。而这样一个存在，无疑是最符合波拉克天下和谐愿景的象征物——电影里的那句“在联合国，大家用语言而不是暴力解决争端”，正是最佳指示。

而波拉克对于联合国的使用，也并非只有一个象征和概念那么简单。他抓住了联合国中最大的特征：不同语言的并立，并将之发展成了影片主题的重要比喻。电影的一开场，即是发表着演说的嘴的特写，而后，镜头逐次推到了各国语言口译官的席位上。而在电影的发展部，波拉克也多次用“美马会谈需要翻译”、“非英语系民族的清洁工接受美国警察问话需要翻译”、大量的人物借助单词活用和一词双关来斗嘴的文字游戏等片段，强化了一个信息：在联合国这个“世界”的象征物场所中，人与人的交流，往往会被语言的不同所阻隔。而这种阻隔也就象征了文化历史、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不同。

因为这种不同，各国间无法形成合一，而联合国的愿景和目标也就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希望，而无法变为现实。在开场的疏散官员段落中，一个片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黑人引导员对游客介绍着联合国的理念，却被匆忙而过的持枪安保人员打断。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波拉克也就带出了各国间的真实状态：完全的对立。语言所象征的障碍导致无法合一，就在行为上具象成了对抗和战争——阴处的谋划，或明面的武斗。在表现这一部分的时候，波拉克再次给出了一种工整。首先，贯穿全篇，波拉克频繁地使用大量的平行剪辑——如公交车上表达着自由目标的马托博政客与持枪杀入恐怖分子住宅的美国警探的交叉，以及高潮部分中，叙述着和平理念的马托博总统演讲与二楼中打斗的交叉——来强化联合国初衷与四海和平的名存实亡。并且，波拉克借用了枪这一象征物，让它指代对抗——女主角从拿着枪，到家人死亡放下枪，再到复仇火焰燃烧而重新拿起枪指向马托博总统，最后和男主角一起放下枪，对应了她成为武装组织成员，到加入联合国投身和平理想，再到理想破灭与重燃的心理过程。

甚至，波拉克对工整性的追求，到了一种刻意过度的地步。在电影里，西恩潘饰演的男主角，其与主题的联系并没有妮可基德曼的女主角来得紧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更多地只是一个表层剧情的推进着，维持帮衬着电影在类型化上“探案”“悬疑”的标签，从而确保着影片的商业性和娱乐性。而就对这样一个角色，波拉克也要从开始部分就投下笔墨，刻画男主角妻子外遇离世、他悲痛之下想要杀掉男方的心境，为的就是让他能够形成与丧失亲人、想要对马托博总统复仇的女主角构成人生经历与心理状态的百分百一致，从而用这种严丝合缝的统一去解释最后高潮中二人的心灵共通、交流无碍。甚至，波拉克为了表现男主角对妻子的心伤，还要安排一个瞬间来让他拒绝暗示爱意的女上司，颇有点无厘头的意味。显然，波拉克对于工整的要求，已经到了有点让作品臃肿累赘的地步。

而更大的问题，还产生在影片的主题落脚点上。男女主角靠着彼此在人生和心境上的完全一致，方形成了交流达心的程度。但是，这只属于一种天作之合一般的奇迹，并不具备任何的普世意义。正常状态下的各国与各民族，如何能够形成这种状态？波拉克也给出了自己的解法：靠信念。高潮部分中，马托博总统朗读着年轻时代自己的著作，并对失去了的年轻理想表露出怀念：即使是最细微的耳语，也能超越战争。波拉克将一切又回到了“语言”上，对交流寄托以和平的希望。但是，此前的语种问题显然并不能得到解决。我们靠什么才能让语言的力量超越“语种”的局限？看男女主角那含情脉脉的劲头，波拉克似乎也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老俗的答案：靠情感的交互，靠信念，靠爱。

显然，这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障碍。波拉克给出的答案，正像是他在电影里反对的那些政客的语言——虚假的、掩藏的、各自牟利的演讲——一样，不具备任何说服力与现实价值。他倒是在无意间又缔造了一对比喻象征组合：靠信念与爱不可超越的语种限制，就像无法靠理想实现乌托邦的现实障碍。

本片与《走出非洲》在质量上的巨大差异，就像是电影开头展现的民风质朴非洲大陆一样——对波拉克来说，比起简单直接的非洲，西方世界，显然是太过于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