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12-05

赵氏孤儿:《赵氏孤儿》：民做了士该做的事

即便从《史记·赵世家》算起，赵氏孤儿的故事也已在中国流传了两千余年。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铺展于历史的长河中如此之久，能够与各个时代的人产生精神共鸣而不衰竭，它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成为文化的一个母题。在这一母题上承载着复杂而连续的价值象征，每个时代对这一故事的不同改写则反映出这套价值象征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变异的。
《史记》中记载的故事充满了政治斗争的险恶和个人智慧狡黠的光芒，这与“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氛围是相契合的；待到元代纪君祥的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程婴的身份由门客变为民间医生，同时情节也更为离奇曲折，这是元杂剧更为贴近市民心理的情感取向的反映；当这个著名的中国悲剧被伏尔泰介绍到法国时，俨然成了“透过剧中几个中国人的嘴巴向欧洲人宣扬启蒙时代的精神。”而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两个当代话剧中，复仇的主题都被有意淡化（甚至放弃），被强化的是个人在政治斗争和命运漩涡中的无奈这一具有现代人性论高度的主题。
把赵氏孤儿拍成电影，当然也意味着对这种原型故事的改写。为了与现代观众达成心理默契，电影必然会在这个故事中加入当代观众感兴趣并能够理解的价值和情感。同时，商业电影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电影媒介本身的特性以及导演个人的趣味和艺术追求也会对这种改写产生影响。放眼望去，中国导演中无论就文化修养还是艺术水准而言，最有可能用电影对赵氏孤儿完成文化改写的，非陈凯歌莫属。也正是因此，普通观众和文化人士都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因为它是有可能酿成一起文化事件的。
改写的第一步是对依附在赵氏孤儿这个故事之上的原有价值系统的解构。从《史记》中、从元杂剧里，从程婴这个人物身上陈凯歌看到了什么？他是一位大忠大义之士，或者换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忠是臣对君、仆对主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义则是人与人之间超越阶级关系主动建立的一种情感契约，但无论是忠还是义，放到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中，都是贵族的道德，唯有士才有可能舍身取义，这与民是不相干的。陈凯歌对忠义的解构和重建带着他浓厚的个人色彩。经历过文革，不断声称自己的“青春被政治绑架”的陈凯歌必然对“忠”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和揪心之痛。对他而言，忠除了是对领袖的无条件服从，还意味着一种刻板的成见，意味着完全接受的被动性。而对于英雄，陈凯歌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中只知道一种英雄：一种高、大、全，为了集体利益可以完全牺牲自己的英雄。西方式的悲剧英雄始终是他的文化基因中完全陌生的东西。于是这两者，便成了青春期过后重新接受启蒙的陈凯歌极力要消除的价值。如果说《孩子王》的结尾，乡村教师叮嘱学生王福的话“永远不要抄书”是对“忠”的否定的话，《刺秦》中则以来到秦王宫殿的荆轲突然讲起方言，变成一个小丑的方式展示了历史英雄猥琐的一面。所以，到《赵氏孤儿》里，陈凯歌的程婴延续了元杂剧中的身份，不是必须对主上“尽忠”的家臣，而是一名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江湖医生，是一介草民。整部《赵氏孤儿》，用陈凯歌自己的话来说，可以归纳为“民干了士该干的事”。并且，这个民不是像士一样出于某种信念去主动牺牲，而是当命运把他卷入到这个漩涡中来时，在苏醒的人性面前，几乎被动地完成了他的义举。当庄姬“托孤”之时，程婴并非不怕，是对赵孤的同情使他选择了冒险；当屠岸贾全城“搜孤”时，程婴也像所有的父母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救自己的孩子，是程妻无意间的举动导致了最后的牺牲；之后在公孙府上，当藏在隔墙中的妻儿被发现时，程婴才真正地面对一种道德决断：是牺牲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让一百多婴儿遭受屠戮？这时，他“草根地”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命，接着他做出了对得起他人性的选择。所以，陈凯歌的程婴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不是为了忠与义去选择牺牲，他是最真实意义上的普通人（民），但这普通人却干了英雄才能干的事。
现在的时代既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不是殷切期盼英雄横空出世的时代，大多数人对真正天资禀赋超群之人怀着本能的戒备之心。好莱坞的策略是让一个个平庸之辈鬼使神差地成为超级英雄，使人人都过把英雄瘾。而反对英雄的最好策略之一就是抬出一种普遍的人性来：只要想想英雄也和最普通的庸人一样具有一种共同的人性，那英雄也便没有什么了不起了。《赵氏孤儿》前半部分对程婴人性的挖掘是非常成功的，但并不代表电影处理任何情感和现实问题时抬出人性就都是合理的。实际上，由于过于频繁地祭出人性这面大旗，电影在人物关系和情感方面始终处于失控的状态。
电影刚开始，便在几位人物的处理上让人出乎预料。一是晋灵君竟如此之蠢。尽管《左传》有“晋灵君不君”的记载，但电影中的晋灵君不仅完全不懂为君之道，而且缺乏任何贵族教育的修养，智商也显然在常人以下，似乎活该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二是赵盾父子居然如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的被灭门倒是应了“做人不能太嚣张”的江湖道理。如果也按照史实记载的话，孔子倒是称赞过赵盾：“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之后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便将领悟到这样的人物处理是为了给屠岸贾的弑君与灭门行动提供某种合理解释。如果一部电影不需要英雄，那它同样也不需要真正的恶人，因为过于极端的恶也是让普遍人性感到尴尬的东西。屠岸贾并非真正十恶不赦的坏蛋，陈凯歌显然想在普遍人性的高度下赋予这个人物复杂的矛盾性，但在效果上，并没有前半部分对程婴的刻画成功。摆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被各种前后不一致和莫名其妙举动撕碎的人。电影前半部分中这个人物诛杀赵氏亲族的冷血、挥刀劈向韩厥脸部的凶狠以及摔死程婴儿子时的阴毒到电影后半部分完全消失了，在继子面前，他成了一位慈父，一个让人尊敬的长者，一个快乐地享受着天伦时光的老人。
由于一味地堆积人性的复杂性，电影的编剧过程出现了太多的硬伤，许多人物的行动缺乏前后一致，且充满扭捏之感。在“搜孤”、“救孤”阶段，电影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让屠岸贾去区分哪个才是真正的赵氏孤儿，几经曲折之后，屠岸贾仍旧摇移不定，当终于确定并摔死赵孤后，导演以为观众搞清楚了，实际上观众却觉得导演自己搞糊涂了。因为，只要观众不是苍白的人性面前已经丧失了任何历史常识，他们也会明白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性来说，杀一个与杀两个、甚至杀一百个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在各种古代文明中，都曾出现过出于政治或宗教的目的大规模屠杀婴儿的事。所以，表现普遍人性是可以的，但却不应该抹杀人性标准的历史差别。
电影中的韩厥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陈凯歌无法让他像在元杂剧中那样作为一名英雄及早死去，同时又要为黄晓明预留戏份和表演空间，最终，韩厥在几经转折之后，终于沦为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更大的问题出现在电影后半部分（既完成救孤行动后）对程婴这一重要人物进一步刻画上。陈凯歌说的好：“在没有任何危险的前提下，救一个孩子，常人也能做到。可是程婴15年抚养孩子报仇，未必人人都能做。”对一部电影来说也是这样，能在一次戏剧高潮行动中把程婴的人性刻画出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之后日常化的生活过程中，使这种人性保持一贯性并更为丰满。程婴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仿佛死了，他由于缺乏真实的行动动机已经沦为行尸走肉，他最大的失败则体现在对赵孤的教育上。陈凯歌也许没有注意到他对元杂剧剧本的微小改动将会使故事的情节结构完全散架。被屠岸贾杀死妻子的程婴不可能再携赵孤改姓投到前者门下，屠岸贾也不可能收留他，这不是反人性，而是违背人之常情。同样，因“救孤”行动而人性丰满起来的程婴口口声声说要让长大后的程婴站到屠岸贾面前，说出他是谁，这一意在使屠岸的一生沦为笑柄的举动充满了深切的仇恨，但对于“被认贼作父”的赵孤来说，这种由别人安排的命运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走到了任何普遍人性的反面。由于其间的伦理关系没有理清，《赵氏孤儿》在后半段迅速地沦为一出闹剧，对赵孤的养育过程俨然成了两位“离异”的父亲对儿子监护权的争夺战，一方心怀不轨地讨好儿子，却又不敢对他明言，只是暗暗希望终有一天儿子能阴人家一着，以泄自己心头之恨；另一方则一边对养子爱护有加，一边人格分裂般地向他灌输虚无主义教育，让他“什么也不要相信。”而韩厥的身份则像一位“第三者”，一遍撺掇程婴把儿子完全夺过来，一边致力于把“原配”那方彻底整死。
无论陈凯歌把普遍人性提到多高的位置，只要他没有完全解构复仇行动，《赵氏孤儿》便不可避免地会展现不同的人性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将暗示某些矛盾是不可化解的，是超乎人性原则之上的。只是，经由“养孤”过程一番无厘头的胡闹，当真正的复仇来临的时候，这一原本应带着血腥和救赎感的行动已经失却了力量。屠岸贾往程婴身体轻轻地一刺，赵孤再往屠岸贾身体轻轻地一刺，复仇便告完成了，这不是仪式，而更像是过家家，它带来的也不是救赎和重生，而是让人因终于可以不再纠结而长舒一口气。
从《梅兰芳》到《赵氏孤儿》，陈凯歌这两年的电影都呈现出虎头蛇尾、艺术与商业彼此割裂的特点。《梅兰芳》的第一段，说好的人太多，可见他拍《霸王别姬》时的功力并未消退。《赵氏孤儿》同样是如此，一场宫廷喋血政变，拍得惊奇突兀却有条不紊，让人想起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两部电影中，陈凯歌似乎都在开头过一把艺术的瘾，把自己想表达的都表达了，之后便按商业的路子来，剧情、人物、情感各方面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全冒了出来。《赵氏孤儿》中对程婴成功刻画的部分也是陈凯歌从精英意识的角度对于人性展开的思考，就商业电影而论，陈凯歌并未能够放下身段与大众心理真正打成一片。而让他完全从娱乐大众的角度（像张艺谋那样）拍一部纯粹的商业电影，他也未必乐意。
如果说民做了士该做的事暗示了群众与精英之间确实存在着人性沟通的通道，那么接下来的逻辑未必就是在普遍人性的要求下完全抹除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者像陈凯歌那样随意地从上半部艺术过渡到下半部商业，而是尽可能地理清各自的兴趣和责任范围，以谋求更深层次的结合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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