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古人自然深入地探讨过死和葬的问题。认为丧礼应大操大办者有之,认为居丧应满三年者有之,认为丧妻鼓盆而歌即可者亦有之。不管你想怎么死怎么葬,几乎都能找到理论支撑。可是自孔孟老庄之后,中国人就不怎么关心死了,而是关心怎么活着的问题。即使说到死,也不会双眉紧锁地苦苦琢磨“生存还是死亡”、“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倍儿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等等,那难免会显得太矫情。可是,因为这个,有些西方人觉得我们在智力及其他东西上落后了。
死人似乎和死去的动物没有区别,也是血肉一堆,也会发臭腐烂,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知道他是否还经历些什么。死我们无法逃避,而无法逃避的也许未必是我们。想想伊壁鸠鲁的话:“死亡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存在一天,死亡便不会来临;而死亡来临时,我们也不再存在了。”——这是一则优雅的诡辩。我们害怕的,并非“死亡”这一概念,我们怕的就是终有一天我们会不再存在。可是,说不定呢,我们在死后仍会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一个人死了,既然无法将他所历所感再次传达给我们,我们既无法确定是否它仍然存在着,思索着,感受着,我们唯一确定的,只是无法再知道它在精神上还遭遇什么这一现实,因此一口咬定他的精神已经开始了另一旅途又何尝不可?有限,胆小,自大,又总是贪心不足的人类,总是巴望死并非终结,死了都要爱,死了还要“在”。Coldplay说:“Those who are dead, are not dead, they are just living in my head.”庄子说:“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 ?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圣经》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