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12-19

夜半歌声:《夜半歌声》的改编之旅

《夜半歌声》的改编之旅
原载于《大众电影》第840期第40—42页（2012.18）

被法国人尊称为“永恒的记者”的加斯通•勒鲁，创作的侦探惊悚小说《歌声魅影》，在世界上被多次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原著讲述了一段凄美哀婉的三角恋爱故事，即作者如何进行追踪调查，最后终于证实歌院幽灵并非子虚乌有的经过。1925年，美国导演罗伯特•约里安改编此小说拍摄了《歌剧院的幽灵》，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37年，马徐维邦从该小说中汲取灵感，摒弃了原著和美国电影版的主题，执导了《夜半歌声》。从此，《夜半歌声》相继在1937（1941）、1962、1985、1995年，经过改编，四次搬上银屏。可是《夜半歌声》这一趟趟改编之旅，却历经艰辛。

（一）如何逃过审查
1937年2月20日，马徐维邦的《夜半歌声》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被卷入了汹涌澎湃的反帝的革命浪潮中。一面是人心惶惶的日本帝国主义战争；而另一面则是恐怖惊悚的《夜半歌声》。《夜半歌声》在这微妙的时间节点上，无意识地填补了观众的心理缺失：对战争的恐惧、对安稳的追求、对斗志的激发。
然而，要将这一部恐怖大片搬上银屏，对马徐维邦来说绝非易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电影审查机构对此类涉及恐怖、神怪的作品控制得非常严格。有些片目上呈中央后，都是“通令全国，一律禁映”。这让《夜半歌声》的创作，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如何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又契合观众的需求，同时具有中国内涵，让电影又能通过审查？马徐维邦开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首先最为重要的一关，便是故事。早在1925年，这本小说就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为了与美国影片有所不同，马徐维邦必须在故事内容上做出一些改变。1925年的《歌剧院的幽灵》讲述了一个被硫酸毁容形同骷髅般的歌剧演员，躲进歌剧院地下室，每晚在剧院中游荡。为了让自己所爱慕的女演员成名，干出了许多不寻常的事。马徐维邦决定将故事背景搬到中国，以辛亥革命后陷于内战苦难的中国为背景，塑造了一个革命怪人宋丹萍：遭军阀追捕，改名当了一名话剧演员。在他成名后，吸引了地主女儿李晓霞的注意，两人坠入爱河。后来由于地主父亲的阻扰，恶霸汤俊的破坏，这对恋人最终被迫分离。故事以“革命者”与“封建地主”，以及“恶霸”，呈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面貌。而这样一个的故事与传统的故事并无太大区别，基本无新意可言。马徐维邦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将故事进行了第二次创作：一座破废剧院，每当月圆夜，楼上便有暗影怪人引吭高歌，而对面楼头一痴呆散发小姐则听到入迷。有一天，文明戏团安琪儿剧团准备在此演出，剧团里年轻有为的演员孙小鸥在练习演唱时遭遇瓶颈，忽闻楼上有靓绝人声唱着相同曲调反复调教之，遂发现楼上怪客，原来乃是十年前传闻已死的名演员宋丹萍。最后宋丹萍与恶人汤俊搏斗，汤俊失足摔死。
马徐维邦采用漆黑的寒冷、暗无天日的布景、以及黑暗阴森荒废了的剧院，描述了面貌怪异狰狞的看门老头、幽灵一般苍白病态的女子等身处社会底层、遭受压迫的人民，结合了德国表现主义的视觉传达方式，以革命抗击的意识形态贯穿全片，表达“我只要一息尚存，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的斗争欲望。而这种思想的由来，与马徐维邦个人经历不可割分。马徐维邦短小精悍，削弱的脸庞、软弱乏身的瞳孔、加上辛劳带来的皱纹，完全是忠厚勤奋的相态。再加上他严肃的私生活，不嫖不赌、不跳舞不喝酒，这些生活习惯和作风，使他能用冷峻的眼光、独立的思考能力，来解读社会。1935年，洗星海回国后，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先后创作了《救国军歌》《战歌》等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在《夜半歌声》（1937年）的创作过程中，洗星海总是和马徐维邦、金山从电影公司走回家，在路途中探讨着电影的音乐风格、主题思想。因此电影中的插曲《夜半歌声》《黄河之恋》和《热血》，都只是他音乐事业的热身。
最后，《夜半歌声》通过了国民党电影机构的审查，在金城大戏院上映，迎来了国产影片的最高票房记录。

（二）如何摆脱恩师
1937年后，《夜半歌声》给马徐维邦带来的成就超越其他的影片，他甚至在1941年拍摄了其续集，但是续集在艺术成就和影响力都不及前部。十几年过去，马徐维邦考虑到当时的制片和技术等缺陷，计划和邵氏重拍该片。1961年，马徐维邦像往常一样走过一个街头，却听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声音，此时他迟疑了片刻，忽见一辆电车呼啸而来。可怜一代恐怖电影大导，就此撒手人寰。这让计划重拍《夜半歌声》的邵氏公司陷入了困境，同时也让马徐维邦的徒弟袁秋枫十分痛苦。袁秋枫是马徐导演拍《厦门语》电影时的副导演。马徐维邦因车祸逝世，邵氏决定用袁秋枫来接替其恩师执行导演任务。袁秋枫曾替邵氏在台湾拍过《山歌姻缘》，《黑森林》等片，但是面对恩师当年的成功之作，如今交由自己干，内心自然百感交集。
袁秋枫一直难忘师傅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当他加入邵氏后，当有机会独立执掌导筒，便是重拍师傅在上海的《夜半歌声》。袁秋枫的版本相当忠实于恩师的原作，影片也同样分成上下两集。据黄爱玲回忆，袁秋枫十分尊重原作，甚至有照抄师傅的剧本之嫌。然而，袁秋枫也知道，重拍并不等于重映，决不能落入原来的窠臼而成为复制品；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原片的束缚，天马行空。怎样才能拍好《夜半歌声》，既不脱离恩师的初衷，却又要有自己的创意和内涵，这是摆在徐秋枫面前一个最大的难题。
为此，徐秋枫将《夜半歌声》（1962年）归类为爱情文艺恐怖悲剧，影片以爱情“冲锋陷阵”。爱情是人类最圣洁、最崇高的感情之一，而一旦这种美好崇高受到酷烈的打击，便容易引起人们心中一种共同的怜惜，对美好的追求。徐秋枫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吸引观众，而这也是1937年和1962年中《夜半歌声》的不同之处。在一次工作会议举行完毕后，袁秋枫曾打趣地问乐蒂，“乐蒂啊，你怕流泪吗？”乐蒂回答，“我怕什么流泪，有万万千千的观众陪我流泪，只是我见到赵雷那个怪样子就恐怖。”袁秋枫反问，“你怕赵雷丑怪吗，你不但要和他做对手戏，而且还要爱上他呢！”“我才不爱他呢”乐蒂嘴一撇就走了。《夜半歌声》上集拍完后，有一天晚上，乐蒂对朋友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只要是真心去爱他，不管他怎样丑恶，你都会觉得他是可爱的，连一个刀疤也有它可爱之处，而且面孔丑恶的人，他良心并不一定丑恶啊。”而当时的朋友并不知道她何出此言，事后才得知她所指的是《夜半歌声》中的一段情。
进入60年代的香港电影，其生产环境已迥异于十几年前的上海，电影的制作步入了完善且条理化的正规系统。因此，徐秋枫拍摄《夜半歌声》面临了许多的挑战，不得不为此而做出一些改变。片中一大不同之处在于绿蝶的变化。原作中的绿蝶与孙小鸥是一对恋人，绿蝶本是个纯洁、勇敢、刚烈的姑娘。但是，徐秋枫版本中的绿蝶，是由娇柔妩媚的艳星范丽扮演，这自然让孙小鸥的人物形象也不得不相应地做出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必须要符合人物既定的性格和命运。该片在色情展示上对观众交足功课，于是一名率性而为的好女子就变成了一个贪慕虚荣的轻浮戏子。这一角色的位移，徐秋枫自然是为了迎合邵氏时尚的娱乐至上的方针，或者说是受到片场制度的制约。从根本而言，则是为了生存。
在1962年和1963年香港邵氏公司就先后翻拍的《夜半歌声》和《夜半歌声续集》，袁秋枫将编剧仍写着马徐维邦的名字。这是一种对恩师敬意，一次与恩师的合作，也是一场与恩师的较量。

（三）如何达成共识
马徐维邦对于《夜半歌声》的重排想法，从四十年代就开始了。五十年代在香港，马徐维邦见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一名编剧，两人促膝长谈，马徐维邦就深切地谈到了自己重拍《夜半歌声》的心愿，但是当时条件不具备，然而那名编剧却一直这件事事情搁在心里。直到1985，他找到徐银华，一起写出了《夜半歌声》（1985）的剧本，他就是沈寂。
80年代的中国是一次新思想的启蒙时期，电影的创作者大多以遵循时代的新思想为创作的轴心。而马徐维邦《夜半歌声》是以斗争抗日、反抗封建、争取自由为主题的电影。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环境，创作者对《夜半歌声》各有各的想法。编剧出身的演员李天济，此次在该片中扮演张老头。他认为这部影片应当定义为浪漫主义的作品，而非严正的现实主义。要求在时代背景的渲染上点到为止，宜虚不宜实，且要注重对人生哲理的探索。而自己所扮演的宋丹萍应当从爱情和苦难中解脱出来。而张老头更加的具体化和情感化，虽然张老头是一个配角，但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制造恐怖气氛的老头，而是一个具有人格、灵魂高度化的人物。
而编剧们则认为，改编之后的《夜半歌声》（1985），艺术设想和追求都融化在剧本里，观众和读者应该在作品中去体会，如果还要作注解，则会显得多余。此外，关于“善良”，编剧给予新的内涵，认为善良是软弱。善良虽美好，但光靠善良改变不了落后的环境。《夜半歌声》成为了上海电影总公司生产计划中的重点产品，导演杨延晋不仅需要将编剧和演员们的想法列入考虑范围，同时还要有自己的独特构思。导演要求摆脱以往的艺术风格，让故事有情节、有悬念；讲究艺术性和可看性。它不是一部历史片，也不是一部非常现实主义的影片，需要加入想象的成分，增强感觉和意念，强调印象。导演坚定地要拍一部文艺片，而非娱乐片。新拍的《夜半歌声》要在《巴黎圣母院》的娱乐性加上《古堡幽灵》的神秘氛围；同时与《转折点》中对人物心理细腻刻画融合一起。总体风格，是与之前拍摄的《苦恼人的笑》和《小街》相统一，但却比它们更强烈。
艺术是一个集体的创作过程，编剧、演员和导演，三组团队必须齐心协力，方能铸造“真金”。在1985年上映的《夜半歌声》中，编剧不仅改变了李晓霞的戏份，还以“李晓霞刺瞎双眼，与宋丹萍共同葬身火海”结尾。同时，背景取代了破败的祠堂，而是以整齐舒适、富丽堂皇的现代化迎春大戏院里。宋丹萍居住的地方不再是那地狱般黑暗、狭窄的角落。编剧的这种修改，不仅迎合了导演的艺术化追求，同时也满足了当时宽银幕彩色的电影院，呈现给观众一场视觉盛宴。而关于“善良”的表现，导演进行了另一番解释。宋丹萍与汤俊搏斗，当宋可以杀死汤时，突然手软心慈，颓然地垂下了手。这种处理方式将宋丹萍的人物性格立体化，人物处在一个矛盾的心理状态中，而这种状态或许正能够代表在八十年代那个思想泛滥、却不知何去何从的群体。
最终，《夜半歌声》依旧充满着杨延晋式的“人们该如何忍受孤独和痛苦而生活”的思考，把原来的抗日背景适当淡化，丰富了争取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内涵，使影片充满了对文革的反思。

（四）如何颠覆经典
《夜半歌声》（1995年）的导演于仁泰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一直心存自卑。后来碰到了他坚强的太太，视他为正常人，给予了他难以形容的爱。而这种爱却改变了他对生命、对人生价值以及男女关系的看法。曾一度着迷于莎士比亚的爱情悲剧，燃起了他决定重拍《夜半歌声》这一不平凡的爱情故事。他以“爱”为宗旨，让这对有情人在遭遇了非人性的摧残后，凭借对爱的信念，共筑人生。。该片以1328万（$）票房，赢得了1995年香港电影年度总票房十五名的好成绩，仅次当年获奖无数的《女人四十》（排名十三），造就了“颠覆经典”的传说。
“颠覆男主角”。宋丹平这样一个角色，牵涉到许多内心斗争，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地表现以个人的内心风暴，对任何演员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第一人男主角金山，是民国时期的话剧皇帝，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由于本身的生活体验和精神感受，宋丹萍的革命个性和斗志，在片中无处不在。第二任赵雷是以拍武侠片出名，他所演绎的宋丹萍，远比金山多了一份刚烈和雄武。第三任翟乃社是第一波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表演系学生，经历了文革的翟乃社少了一份书卷味，性格棱角分明，这个“宋丹萍”似乎更像一位来自生活底层、追求民族使命的“秀才”。张国荣是一位歌影双栖的明星，不仅在歌坛独霸一方，在影坛也是名声大噪。因此，第四次演绎“宋丹萍”的张国荣，此刻对宋丹萍有了不同的认识：“一个很骄傲的人，突然连面对爱情的勇气都没有”。张国荣决定摆脱以往宋丹萍“程式化”“高大全”的形象，想要表现得更真实，更有血有肉，也更能引起共鸣。张国荣说：“我希望观众看时能有痛的感觉，看一个最初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自信却又天才横溢的人，如何演变成后来那个把自己藏在阁楼中的人，他不敢见人，就连一段珍贵的爱情也不敢面对。” 因此，此时的宋丹萍不仅多了一份儒雅和忧郁，更浑身散发着一股诡异和浪漫。宋丹萍埋在云嫣怀里哭泣，细语轻声地表达着自己的内疚，“我对不起你”，云嫣紧紧地把他拥在怀里，在马车上迎接属于他们的晨曦和浪漫。
“颠覆歌声”。此刻的《夜半歌声》已不同于1937年时的时代情景，社会的主流思想不再以鼓励革命斗志为中心了，因此，电影中《夜半歌声》的插曲的主题和风格也应当完全摆脱洗星海的曲风。张国荣说：“宋丹平有点像我，我们都一样喜欢作曲和唱歌。”而戏中的宋丹萍是个很前卫的音乐家，正因为如此，张国荣觉得自己与宋丹萍是如此的接近。于是张国荣除了担任《夜半歌声》（1995）的主演和监制之外，还为该片创作了三首电影插曲。然而，要颠覆传统的音乐曲风却得费点心血。首先，张国荣几经努力，才说服导演于仁泰和黄百鸣用国语现场录音。此外，张国荣根据宋丹萍是音乐家的身份，完全摒弃了中国曲调的歌曲，大胆地尝试借鉴外国歌剧唱腔，去掉敲击部分，以剧情来展示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这三首歌受到了影音界的一致肯定，主题曲《夜半歌声》第三十二届金马奖和第十五届金像奖上都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
事实上，《夜半歌声》真正做到的不是颠覆，而是一种转变。从表达人与环境的对抗转变表达人与自我的抗衡。这种转变也正是是1937版与1995版最大的差别；成为了近现代电影与当代电影在精神意旨上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