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光阴的故事》是1982年由陶德辰、柯一正、杨德昌、张毅四位导演的四部短片组成，其中《指望》是由杨德昌编导，也是其的处女作。这部短片主要讲的是一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女小芬成长的故事。整部影片风格清新但又充满着一种灰色的情绪色彩。这部短片无论从剧作构思、视听语言，还是思想表达都表现俱佳。

首先，在剧作构思方面。整部影片设置了两代人这样的基本的代际结构以及家庭结构，同时，小芬母亲为代表的父一代面临着经济与生活的压力，对于子一代的成长是无暇顾及的。那么，影片着力表现了小芬青春期的性萌动，并设置了相对成熟的小芬姐姐这一参照。在小芬面临成长烦恼的同时，与之并行地是她的同学，一个瘦小的梦想学会骑脚踏车的男生也经历了一番蜕变与成长。因此，影片剧作的亮点一方面在于对人物细节以及成长变化的生动描绘，另一方面在于结构上巧妙地设置对照并铺排了一明一暗两条线，而且二者之间最终通往同一个主题。小芬是一个看起来情窦未开，既不懂得打扮自己，也不懂得向男生表达自己感情的乖乖女学生，因此，她常常与一个身材比她瘦小，还未发育成熟的小男生一起玩，二人既是同学也是玩伴。但是，青春期的到来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小芬的姐姐是一个性格开放、有些叛逆，整天听摇滚乐，交很多男朋友的一个女生，她的性格与妹妹完全相反，也因而二人尽管共处一室，但却彼此没有什么交流。姐妹之间的疏离、母女之间的隔阂，一个缺少烟火气与亲情的失父家庭构成了影片叙事的主基调。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小芬的性萌动开始了。起初，躺在床上的她注意到了晚归的姐姐性感的身体，第二天早上，她站在镜子前脱掉了衣服，开启了对自己身体的第一次注视。之后，在一个晚上，她在初潮中惊醒，惶恐地她看不到姐姐，更叫不到妈妈，偌大的房间只剩下她独自一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身体变化，人物的无助已在此埋下伏笔。此后，家中来了一个新租客，一位长相俊秀、身材魁梧的大学生，小芬第一次产生了对男生心动的感觉。但是，当她夜里她辗转反侧，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习题本准备敲响租客的房门时，却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几乎赤身裸体的姐姐与租客让小芬沮丧，性的萌动在这一刻被压抑，她遭遇了成长中的第一次打击，而这种被压抑、得不到的打击再次强化了影片失落、颓丧的氛围。

可以看到，影片围绕小芬这一人物着力最深，小芬的性心理被刻画得极为细腻、动人，随着故事的展开层层递进，结构缜密，每一处细节都是人物情感的流动时刻，也是最富戏剧活力的时刻。当然，这是明线，影片开头与她同行的那个男同学的成长是一条暗线，也是收束影片、升华影片的重要一环。影片开头以二人的对话开始，在看似简单的同学间的交谈实际上交代了二人内心的“指望”。小芬的“指望”以身边一群穿行而过的骑脚踏车的男同学暗示了小芬此后对性的萌动；小男生的“指望”则通过对话得知想学会骑脚踏车，这样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此后，随着影片的焦点逐渐由二人相处转到小芬的心理描绘，男生只是以借车为由短暂地出现在小芬家。影片结尾处，男生终于学会了脚踏车，虽然不熟练但已经可以在小芬面前炫耀一番。夜晚时分，看到姐姐与大学生租客在一起后的小芬失落地走在巷子里，遇到了同学，但小芬并没有理会他，直到男生摔倒在路旁。这时，二人成长的困惑在此得以交汇，影片中小男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本来以为学会脚踏车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学会之后，却不知道去哪里了。”说完这句话，二人相伴走向小巷的深处。二人面临着类似的成长的困惑与烦恼，这使得他们在结尾处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影片剧作的精妙之处在于看似是极为日常、生活的段落，但是通过细节的展呈，人物情感的累积，层层递进地将一个少女遭遇青春期突变时的心理进行了细腻的描绘，而通过一个还未长大但有着简单愿望的男生将原本的少女心理描绘升华、概括到了成长的高度。同时，影片在剧作层面并未止于此，通过小芬姐姐的生活状态的对照以及大学生租客的到来对小芬姐妹产生的影响，压抑、失落、沮丧与无助的情绪氛围充盈全片。因此，导演并非写青少年成长，更意在借此铺垫、渲染、描绘一种灰色情绪。当然，这一灰色情绪不仅与剧作有关，更与影片的视听处理密切相关。

在视听处理方面，全片笼罩着灰蒙蒙的色调，光源比较单一，室外多借用自然柔光，室内则依托点光源，突显人物的阴影，总之影片中的一切仿佛都落上了一层灰尘。而唯有小芬家漆红色的大门格外显著。大门将小芬的心房打开，它象征着少女内心的萌动，与外界沟通的渴望，它用鲜血的颜色将人物身心的变化与成长呈现出来。当然，围绕主人公小芬的内心悸动，影片采用了多种方式作视听的表达，比如对大学生租客身体的主观呈现；不断闪烁的台灯；小芬内心模拟请教问题的声音等，影片由眼入心地将小芬的心理变化细腻而富有层次地表现出来。

除了渲染灰色氛围、展呈人物心理，影片中也有一个明快、清新的漫画式段落——小芬和同伴男生一起学脚踏车。这个段落虽然人物在说话，但并没有声音，而是用一段钢琴协奏曲作铺垫，伴随轻快的配乐，小芬和同伴在一片草坪上不断尝试，不断摔倒，可以看见，小芬先于同伴学会脚踏车，最终这一段落在了正骑着车、快乐自在的小芬近景。漫画式的镜头语言将二人学车的动作线条化、人物状态简洁化，轻快明亮的气氛既是承接上一个场景中小芬对身体的关注，也铺叙了此后小芬真正的成长苏醒。

姐姐的性解放与妹妹的性压抑相对照，这是同一家庭中两种性格，更是同一社会中的一组文化对照。七八十年代，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物质经济发展迅速，然而与此同时，也面临着精神世界的匮乏与虚无。台湾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地区，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传统文化该如何与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相处是当时的时代之问。新儒家的倡导者杜维明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中提到一段公案，说一个法师问人们，老虎脖子上的金铃谁能解下来？泰顺禅师答道，系上去的人能解下来。由此，杜维明指出，“封建遗毒”的系铃人和解铃人都是儒家，但前一个“尚未经历自觉反思”，而后者却是“能主动批判、创造人文价值的知识分子”。

导演杨德昌正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在这部处女作中，他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集中于小芬一人并与小芬的成长相伴随。小芬在学校既要学习白话文又要学习文言文，更要学习英文，这在影片开头她与同伴的交谈中便已交代，而二人对文言文都持一种厌弃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芬完全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她与姐姐的格格不入是中西文化对立的一面，而小芬自身对姐姐的生活方式、姐姐的身体存在着向往与渴望，其深夜偷偷对姐姐身体的注视与姐姐对妹妹的鄙夷便可证实这一点。但同时，这种文化上的矛盾被导演置于小芬的成长之中，她对性的压抑与好奇、对爱情的渴望与犹疑都与外来文化的冲击有关。姐姐对嬉皮士文化的全盘接受，大学生租客的出现是典型地西方教育制度的闯入，与此同时，小芬经历着青春之门的开启，成长的烦恼与自身的文化矛盾交织杂糅在一起。

而导演并未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当失落的小芬与同伴走向小巷的深处时，还未发育的男生渴望着快快长大，畅想着发育之后要练习打篮球，一个正在经历着成长，另一个向往着成长，一个遭遇着外来文化，另一个渴望着外来文化，心境不同，但却走在了一起，未来如何也不得而知。他们都在面对着学会之后，不知道去往何处的复杂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