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11-14

色，戒:睥睨芸芸众生——关于《色戒》的第二次胡思乱想

看了《色戒》之后一直觉得不过瘾，一直还想再看。于是找了各种资料以飨自己的那根亢奋神经。结果，在看了大量的资料和评论之后，发现，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张爱玲李安的倾向性非常有问题，是典型的汉奸文学的代言，美化汉奸，贬低革命。另一派则认为这是从个人的角度审视历史，强调的是以人本位。前者简称为“宏观派”，后者简称为“微观派”。

几天以来，我一直在这个倾向性的问题上困惑着，不知应该怎么判断，分不出孰是孰非。尤其是在上周五听了张东钢老师的课以后，更加困惑。张老师是典型的宏观派，觉得对汉奸和叛徒的同情是难以容忍的。这和我当时的观影感受则完全不同。我在看了《色戒》之后，感叹于王佳芝的内心转变，感叹于一个女人面对她所认为的爱情来的时候的心理状态，感叹于重压之下的人的内心的变形，感叹于无论正义与否，面对历史的时候，人的生命都只是尘埃。不过在听到张老师的观点后，我有点怀疑自己的底线，不能确认到底个人与时代历史孰轻孰重，个体与集体孰轻孰重。或者从艺术的角度说，艺术的社会工具性和艺术的人本位性究竟哪一个应该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政治觉悟高低与艺术境界高低的正反比”问题，是一个小乘佛教出世的“自渡”和大乘佛教入世的“普渡众生”的问题，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本位与东方的集体主义本位的区别的问题，是一个道家的“独善其身”和儒家的 “兼济天下”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的争论是永远没有结果的。

所以，最为费解的时候，我忽然领悟了。这样的局面，正是《色戒》最为成功之处。我似乎看到了李安羞涩而狡黠的笑，还有张爱玲那睥睨众生的冷笑。

正如孟中老师反复强调的：艺术是寻找一种临界状态。这个临界状态却是多层含义。此与彼之间的临界，是与非之间的临界，真与假之间的临界，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临界。凡是站在临界状态的，都必定具备最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像拉紧的橡皮筋，多一分则断，少一分则弛。临界点是一个换乘站，连接着各种二元对立的两极，将我们惯认的两个极端分开，分到我们再也难以轻易下结论孰是孰非。

王佳芝正是长期处于这样一个演戏与生活的临界状态，最后放弃了自己本来的身份，完全重生于“麦太太”这个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讲，与程蝶衣是同一类人，都是“不疯魔不成活”。当然，一个人之所以是他所是的样子，其背后都有很多因素。这些则需要剧作家来填充才使得他们在人群中人心里活过来。

宏观角度与微观角度的倾向也是一种临界，面对两者，一个历史中的个人应该如何抉择？（这是什么？这就是戏剧性。）记得陈可辛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如果爱》是他自己对《甜蜜蜜》的翻拍，为的就是结局的处理。暂不说生活细节方面两者的高下，只是结尾，《如果爱》要比《甜蜜蜜》更为真实，因为后者在结束的时候导演还是留给了观众“糖衣”。而生活本身，则是像《如果爱》那样残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一个艺术家的良心，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国家历史时代的宏大层面，更要关注于这样的背景下的人的生存状态，给观众以生活的真相。（当然也会有人说，生活已经很残酷了，为什么不在电影里给大家留下幻想的空间呢？——这是另外一个难以结论的话题，而且，事关艺术品味与境界。这要看时代的需求，适者生存。）

我并不是说“舍身为国”有什么不对，只是，凡是这样的决定，都应出自个人的清醒的自愿，而不是任何善意或恶意的谎言大话的诱导或欺骗。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没有丝毫的权力为别人做这个决定，不管他的手法有多么隐蔽。

不过话说回来，《色戒》的流行，得益于今日中国的价值体系的兼容。除了现在，哪一个时代的中国都容不下它存在，更别说流行。所以，受制于历史，是任何人任何事都逃不过的命运。时代的需求，适者生存，again。

生命的过程，正像高峰时期地铁通道里的人流，匆匆忙忙走过，都朝着一个方向，那终点是什么却难以确认，归宿的问题面目模糊。在这“大势”之下，却有一个人忽然转身，面对着匆匆而过的人群的脸，幽幽的诡秘的睥睨，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笑。也许只有这个人才会真正洞悉每一张脸下每一颗不完满的心。不过，这个转身的人似乎不应该忘记，她自己也是这人群中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