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的爱无法维持？

问题在于，从一开始他们之间的爱的内部就出现了内在的危机，而这种内在的危机是内在的对立的表象，因此内在的危机也就源自内在的对立：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作为他者的易先生和王佳芝的自我的对立。为了解决这种内在的对立从而延续爱情，王佳芝试图认同易先生从而跨越自我的身份。但致命的是，在目前的政治事件（抗日战争）的影响下，这组内在的对立关系与来自另一个理论领域的一组内在的对立关系逐渐开始重合：在这里，突然之间，他们之间的爱的内在的对立关系与政治理论的内在的对立关系逐渐开始重合。事实上，它们两组对立关系是如此的等同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两组不同的内在的对立关系看作同一组内在的对立关系：这样下来，在同一组内在的对立关系之中，对易先生的认同与关于日本的政治理念重合，对自我的认同与关于中国的政治理念重合。这样下来，一个爱的内在矛盾（他们之间的爱的内在的对立关系）同样也是一个政治的内在矛盾（政治理念的内在的对立关系），对爱的内在矛盾的解决同样也是对政治的内在矛盾的解决。

除此之外，王佳芝与他者——易先生——的爱挣脱了一切特定的历史结构。为什么我们说他们之间的爱挣脱了一切特定的历史结构？因为与他者的相爱是爱的最小单位，而爱的最小单位作为最基础的事件由此贯穿了所有的历史，从而也就使他们之间的爱具有了形式上的普遍性。简而言之，他们之间的爱满足了爱的最小单位的条件，所以也就具有了普遍性。同理，目前的政治也满足了政治理论的条件，所以同样具有了普遍性。正因为王佳芝与易先生的爱和目前的政治理论都享有普遍性，两组内在的对立关系才能从重合上升为等同并被看作是同一组：即，易先生-日本与自我-中国的对立。

因此，王佳芝的爱与政治理念的对抗是普遍性和普遍性的对抗，没有高下之分；而在现实中，它们所对应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对抗却有高下之分。简要来说，王佳芝的悲剧就在于她无法使爱情脱离政治的捆绑，或者说，从一开始她的爱情就是她的政治：每一次为爱奉献又都是政治行为。最终，王佳芝选择了爱情，被政治所决定的肉体理所应当地被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