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4-16

入殓师:沉重的尸身

一、

我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怕死。自顾才薄福浅，死的时候估计说不出“我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之类的话，不会在放荡的激情里狂欢而死，也不会感到自己做完了所有该做的事儿而死得很值。

我怕得有理。

既然如此，我的葬礼和追悼仪式理应简单为好。听说现在清明节烧祭的物事，从纸糊的房车别墅，到纸糊的二奶三奶，参差多态，这当然不适合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死后把我的骨灰倒进抽水马桶冲下去。这样，虽然做不成不知“悦生恶死”的“古之真人”，多少也能算是“翛然而往，安时处顺”了。就在我自我感觉良好之时，囧然发现有一位前辈文怀沙爷爷其实早已阐述过这种“便所葬仪”，并论述了其科学价值和诗学价值。他说：“骨灰与粪便合成有机肥料，可以肥田美地。对着大地上长得肥硕的高粱或玉米鞠躬就是了，那就是我。”

这样一看，我的想法又多少有些装逼。虽然我死时不可能像文爷爷那样留下几亿字的作品，和伟大的正清和33字真言，但也不至于让朋友们像对待仇人一样带着邪恶的微笑葬我于屎尿之中。我虽死去，虽是贱命一条，但贱命也至少还是有那么点尊严的吧？

二、

我们的古人自然深入地探讨过死和葬的问题。认为丧礼应大操大办者有之，认为居丧应满三年者有之，认为丧妻鼓盆而歌即可者亦有之。不管你想怎么死怎么葬，几乎都能找到理论支撑。可是自孔孟老庄之后，中国人就不怎么关心死了，而是关心怎么活着的问题。即使说到死，也不会双眉紧锁地苦苦琢磨“生存还是死亡”、“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倍儿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等等，那难免会显得太矫情。可是，因为这个，有些西方人觉得我们在智力及其他东西上落后了。

现代中国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相信有些人的死是让自己活得更好的条件。我们父辈的年代曾出现打死人的事件，最高领导人批示道：“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在我们的年代，有好些外省人徘徊在贫困和恶疾的边缘，我们管不了；像日本美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一些拥有可利用资源的小国，它们的人民的死亡就更是我们不关心的。

余世存先生说，“我们的文明对人的要求是很低的，一个人能活着就成了。也就是说，生存权就是人权，人有个性命就不错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性命是何等高明的事，从古至今，生生不已，生生为天地之大德，你活着就是俺给你的恩典。”中国人的生命尊严，已经让我们或比我们更高贵的人们顾之不暇，死的尊严就更不该让我们或者贵人们再劳神了。活着本身，已经近似于一种很好的美德，值得写一些文艺作品去歌颂了。难怪，那些几千年来一直对死亡双眉紧锁琢磨着的洋人们，总是和咱们谈不到一块去。

三、

尸体并不沉重，据说比人在世时要轻上21克。然而，当两个笨手笨脚的工作人员想要把父亲的尸体轻松地丢进棺木时，小林还是忍不住喝止他们。

日本人小林的职业逼着他对动物和人的尸体进行思考。虽然一只剖开的鸡曾让小林的胃猛烈痉挛，虽然还没有捱到放生就已死去的章鱼让人惋惜，但在大口大口享用炸鸡腿的快感中他克服了对动物尸体的过度思考。“死亡不是新鲜事，而活着也不新鲜。”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类的生命，首先就踩在无数动物的尸身之上，这是自然的法则，虽然这食物也许“好吃得让人为难”。

死人似乎和死去的动物没有区别，也是血肉一堆，也会发臭腐烂，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知道他是否还经历些什么。死我们无法逃避，而无法逃避的也许未必是我们。想想伊壁鸠鲁的话：“死亡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存在一天，死亡便不会来临；而死亡来临时，我们也不再存在了。”——这是一则优雅的诡辩。我们害怕的，并非“死亡”这一概念，我们怕的就是终有一天我们会不再存在。可是，说不定呢，我们在死后仍会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一个人死了，既然无法将他所历所感再次传达给我们，我们既无法确定是否它仍然存在着，思索着，感受着，我们唯一确定的，只是无法再知道它在精神上还遭遇什么这一现实，因此一口咬定他的精神已经开始了另一旅途又何尝不可？有限，胆小，自大，又总是贪心不足的人类，总是巴望死并非终结，死了都要爱，死了还要“在”。Coldplay说：“Those who are dead, are not dead, they are just living in my head.”庄子说：“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圣经》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人怎么能因为死去了就不在了呢？那样我们还怎么写歌，怎么歌颂自然，怎么礼赞神明呢？

四、

死，即使意味着肉体的终焉，灵魂，或者别的什么，却可能被带走了。入殓师就成了完成这个神圣交接的送别之人。于是，小林的职业也具有了美德，值得做一些文艺作品来称赞了。

小林为死人进行的最后服务，汉语叫“入殓”，而日语说得直白一点，叫做“纳棺”。片中的社长取其罗马字拼写的开头，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叫NK Agent。而片名就说得更温雅拂柔一些，叫おくりびと，执行运送的人，或送别之人。电影亲切地称呼遗体化妆师们，也许只是因为在日本他们并不受到尊敬，甚至属于边缘人。记得我的日语老师说过他在日本见到许多中国人做日本人不愿意做的行业，因为这样的职业常常不需要什么技能又有不错的薪水，抬尸体就是其中之一。颇为迷信的日本人，认为死人是带来晦气的，电影也并不讳言这一点。

然而，最好的日本电影却总是有关死亡的。七武士，讲述武者如何赴死。切腹，讲述如何捍卫死的尊严。怪谈，讲述生者和死者如何在一起生活。雨月物语，讲述死者如何惩罚生者。楢山节考，讲述如何维护死的神圣。东京物语，讲述现代都市里的生与死。在这些伟大的胶片中，死亡，是一个隐身的主角。

《入殓师》承递着对死亡的思考，但它不太像是我的菜。像著名的茶道和插花一样，入殓成了一个展现“日本性”的表演艺术。展现古老的仪式，旁人的歧视，亲人的不理解，再适当利用生与死的大话题制造一些催泪的画面和禅意的思考，这些内容在电影开始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能猜的到。就像《三丁目的夕阳》一样，这样的电影题材平实而独到，也能深深感人，但剧情上找不到亮点和新意，男女“优”们依然是动漫式演法，澡堂老板娘的丈夫表情凝重地说出“死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有点装模作样。

入殓师的话题是一个好题材。面对一个好题材，我自然希望看到多一点的什么。有很多主题并不发人深省，甚至可以说主题非常无聊的电影，因为编剧和导演的出色成了经典。而另外一些并没有很多过人之处的电影仅因为题材就可以赢得大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前者。今年奥斯卡最热的《贫民富翁》，还有这部《入殓师》，却都多少有些像后者。

《入殓师》并非多么有深度的电影。不要说日本继承了“慎终追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中国孝道，不要说日本的神道教传统相信大自然万物有灵，不要说热爱樱花短暂之美的岛国人民就是对死亡有特殊的情愫，不要说日本人都相信“死作为生的一部分而永存”，其实，它只是在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语气告诉西方观众：我们是一样的。不管文化如何不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关心人的死，我们也如此关心人的生。

而太多太多的中国电影依然在对着西方拼命摇头：不，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文化这么复杂，是你们很难了解的。我们对人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同意用许多人的死去换取几个人或一个帝国的生。我们的一切都是有“中国特色”的。

但据说，“中国特色”这个词是日本人提出来的。西乡隆盛说：“自孔子之后，历八十余世而不进步，乃中国特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