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启蒙之辩证》中所言，思乡之情限制了奥德赛的冒险征程，而归乡即是人类对恒常的渴望——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亦是人类之控制欲和回到恒常的棱镜。启蒙消除未知和模糊的许诺正走向其反面——科学成为了新的神话，工具/目的理性成为了新的帝王，其运行逻辑则是纯粹的自我保存。根据韦伯，奥本海默等科学家的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传教”，可以说是人类排除超价值观念后，通过科学叙事解释和控制世界（伴随着对自我的解释和控制）的欲求。奥本海默等人，特别是“纯粹理论”物理学家，所接受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知识分子式纯良理想，在战争中伴随着技术的武器化彻底烟消云散，随着历史演进，知识展示出它的非中立性。但是，出于对科学家天职的信奉和对命运的肯定，奥等人依旧坚持对知识的信念推动实用武器研究，这便显出些许希腊悲剧的兴味。奥本海默本人的忏悔，一方面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反思，另一方面似乎潜藏着尼采式的“生命的自我保留”“拒斥知识”的意志冲动，正如影片中的一系列死亡隐喻指涉的，对死亡的恐惧即是主角对自身筹划之命运的恐惧，这或许同时映照了现代技术的僵局，即既去蔽又安置的悖论——诚然，二战后许多科学家们并未失去对知识自身的信仰和对纯粹科学的希冀，而是秉持着如费曼所言的，“天堂之钥”和“地狱之钥”同体的信念，并积极寻求将科学引入正轨的契机（例如设立基金反对政府投资计划等保障“独立研究”的设想）——讽刺的是，今日学术领域的颓丧使得这些理想显得更加绝望。问题依旧变为了，如何将否定的翻转为肯定的，如何使技术从庸常的监督、震慑和规训脱身，释放其解放社会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