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影片的设计思路，详细地谈一谈个人看法。内容较长，可分次阅读。
诺兰给出了可能是职业生涯中最佳的叙事结构，并将它完全作用在了主题的表达之上，这也是他往往忽略的地方。这让他不再是一个热衷于变戏法的花俏导演，而是将自己的技法作为对严肃内容与深度主题的表达途径。
他让奥本海默持续地受到冲击，并最终在反抗中得到了辩证的结局：以抹除理想的方式实现妥协于现实的理想，在毁灭世界后建造一个表面和平的短暂世界。
在《奥本海默》之前，诺兰发挥出全部文本架构天赋的作品更多停留在“炫耀”的阶段，耍杂技的技术展示与浅层的刺激观感成份极重，这让它们有趣而廉价，而更追求主题表达与个人思想的《蝙蝠侠》系列则大大削弱了其在结构上的天赋，有深度却“传统“。《星际穿越》，《敦刻尔克》，《信条》，是诺兰将两者逐渐结合的摸索过程，却终究没能达到对天赋的全盘发挥。
一直到《奥本海默》，我们才看到了最终的完成样态，结构天赋与主题思想的同步登顶。它应该是诺兰最好的作品，也是他最不接近大众的作品。这让他登上了我不曾认为其能抵达的神位，也让他必然遭遇各种“打卡式观影”，以及公映后接触更下沉群体而不可避免的“直接贬低”。
奥本海默被赋予了多个层次的理想阶段，将电影分为多个小的叙述阶段，建立了“回忆冲击理想信念”的模式。回忆中的“过往“是奥本海默从接触理论到限制核武的逐梦过程，是他围绕理想的一系列努力行为。而回忆以奥本海默与施特劳斯的两次听证会为相对的“现时点”基础，这两个时间点都非常靠后，则是对此前一切行为的复盘和解读，形成了“判定结果的现时”。这也是理想与世俗的终极对局：奥本海默已经走完了全部的理想征程，在此接受世界对他所为的判定，对抗施特劳斯代表的“世俗“语境。
借助这两个相对错位的“现时之结果时点”，以及两个主要回忆者对各自事件回忆的过往时点错位，创造了双重的表达效果：在现时的两个结果时点下，更晚的施特劳斯提供世俗视角下的“真相”，将奥本海默依然放在世俗化的语境中，从而否定了相对较早的奥本海默听证会中其人努力辩白的意义，每当奥本海默在自己的部分展现出一定的积极因素时，随后到来的施特劳斯便会由对答与回忆的方式进行精准对位的否定。同时，往往成组出现的“二战后”与“战前战时”过往内容，也同样以前者推翻后者，带来了极强的宿命意味，让奥本海默的种种让步几乎在其视角下的每一段彩色内容中都变得无意义，直到最后的反转。
在很多部分中，跨越时空的二人会面对同样的问询，做出基于各自属性和诉求的回答，前者想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主义初衷，并对抗后者遥控的官员，后者则在自己的听证会上试图坑害前者为意识形态语境下的叛国者，这也是前者要反抗的曲解，即世俗世界对他的情感走向与认知方式。事实上，以理想对抗世俗也正是奥本海默在全片的行为实质，这让两场听证会中的二人对决成为了“过往”多时点下奥本海默对抗世界的缩影与总结，他在“现时”与“过往”都尝试实现理想，并在不断的动摇中逐渐让它与世俗现实进行平衡。

在过往的部分，每一段的回忆都对当时的人物形成动摇，并在推进中逐渐叠加起多重的“回溯时间点”，让奥本海默在不同的过往时点下回忆相对更早期的经历，在每次动摇的积累深化中愈发意识到理想的不可行。而旁人回忆视角的设立，黑白与奥本海默彩色回忆的对比，结合“彩色“部分中的“真相”显化过程，则带来了对同一事件的客观真相揭露，在又一个角度上证明了奥本海默的天真，且同样随着回溯时点的推移而不断叠加。
进一步地说，这一切时点的动摇又一并构成了现时听证会的回溯内容，等同于他对两阶段的又一次复盘，形成了一种压力叠加的效果---随着听证会的不断问询与渐次回忆，冲击来源点愈发增加，动摇也越来越大，最终击溃奥本海默的理想阵地。
作为这一结构的映衬，诺兰非常大胆地采取了“全文戏”的做法，让大段且晦涩复杂的语言交流充斥几乎每一个场景，却没有给出“轰炸日本”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高潮。于是，奥本海默便始终处在了语言组成的凡俗世界中，于“过程”的回忆里暂时赢得畅快交流的逐梦伙伴，却无法逃脱繁杂言谈的笼罩，徒劳地捍卫理想，于“结果”现时中则一直在问答中疲于应对，而高潮的缺席则意味着理想的未曾实现，出现在现实里的终战爆炸---广岛与长崎----并非如奥本海默所愿，也完全超出了他对一切的掌控，因此由其缺席而表明其个人的失败。
诺兰放弃了视觉的奇观，取而代之的则是主题表达与内心冲击的结构奇观，深度作用于观众的感受。这也带来了他的又一“大胆”决定，以奥本海默的个人内心世界为绝对核心，一切都只是为了再现“所受影响”而运转，用更加电影化的设计思路去提供方方面面的“感受”，从时间结构结合“理想动摇力的堆叠”，到每一个场景中的微妙暗示。多重回溯的叙事结构高度作用于人物内心，而非对具体事件的完整再现，甚至每一句台词都是对“回忆出发点之现时”中主角的冲击，或由其本人回忆直接形成，或由施特劳斯回忆的“世俗世界”间接打压。即使是表面的客观真相“施特劳斯视角”，其实也是对奥本海默的内心影响：绝对的事件真相在结尾的反转中被打破，通通成为了施特劳斯的主观视角，这正是他之“俗世”的打压体现，而它带来的反转也构成了对“理想瞬间成功”之核爆实验幻影的再现，先由反转带来成功，随后再破除它，这正是奥本海默在理想明灭之高潮瞬间中受到的巨大影响。
相应地，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再现就必然退后了，因为个人出发的影片并不存在绝对的完整真理视角，相对的客观视角也是为了对其个人的影响而服务，而所有的事件、元素，乃至于其他人物，也都为了对奥本海默施加“影响”而存在，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完整性，甚至施特劳斯也是“压制奥本海默的世俗世界”之象征物。这也是”轰炸日本”并未出现的又一个原因，它不同于“压迫奥本海默”的施特劳斯视角下内容，而是完全独立于所有人物视角的遥远存在，因此无法被奥本海默直接看到，也不能出现在冲击奥本海默的施特劳斯回忆中。奥本海默能看到的只有被影响后的尸体与众人消失于强光的幻觉，甚至他接触到的日本实地照片也只存在于画面之外，以表现他对此非理想之景的内心反应。电影给出的“完整真相”是奥本海默的内心，以及由之延伸出的世界状态，而不是某个具体事件或其他历史人物。
它的主题当然有着现实性的成分，但整体上并不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与社会思考为绝对优先的作品。它关注的不是“事”，而是“人” ，现实性也是以“人”的延伸而出现。对主角在每一阶段的情感冲击与抉择影响才是最重要的呈现目的，而他能感觉与接受的人事也必然是局限性的，只与他个人相关。在“反思深度与批判力度”、“群戏角色弧光”等标准甚至“伪概念”为主的评论逻辑面前，采取这样的思路无疑非常大胆。
在“过往“中，奥本海默逐渐将理想调整到愈发妥协于世俗的状态，也试图利用自己在每一阶段中掌握的世俗规则，却始终未能完全参透现实世界的真相，终究是理想化的存在，以二战的“原子弹爆炸“作为本质性让步的节点。第一次的科学与政治纯粹理论完美化，核反应理论结果与共产主义大和谐理论目标的自然成功，第二次则开始意识到理论的局限性，即二战德国的存在与反应理论的局限性，开始涉入实际，将理论化为原子弹实验并以政治势力为实现平台，争取自行结束二战中阵营分化的世界格局，第三次则是对“二战德国之外的复杂对立”之二战世界真相的意识，明白终结德国不能带来世界和谐，而自身则在后知后觉的意识形态化世界中失去对力量的掌控权，转而寄希望于官方对世界和平的基本理想主义，在二战对立的格局下进行威慑而减少伤亡。最后则是最本质性让步的第四次，二战后对“美苏争霸”的彻底认知，“作为科学家的不足以主导核武器”的无力，进一步平衡于美苏两极化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追求“阵营分化世界下的去核化“，以转型政治家的方式更多利用世俗政治，在战后实现美苏极端分化下作为“限制伤亡”，却是以“抹除理想原本载体的核反应造物”的形式，所求的世界形态也同样与初目标完全不同。
理想在不同阶段下逐一破灭后渐次让步，试图在世俗现实中做出不同程度的实现，奥本海默本人对于世俗政治的接触也渐次深入，最终成为了一个与当初理论研究者相悖的政治家，却终究是叠加的失败，一直到最后以几乎放弃理想而换来相对和平的极致妥协。同时，奥本海默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对美国压迫共产主义的感知从无感到彻骨，对于共产党实践理论的信心也从一开始的“全力支援“变为“否定中立政策”的细部怀疑，再到对领头羊苏联追求称霸对立的根本失望。电影重复着这个过程，每个阶段的失败回忆又合拢在最高级别之“现时时点“的听证会上，等同于各自叠加冲击力的大集合，完成了对奥本海默的最后一击。
更有趣的是，冲击点的叠加并非只是奥本海默个人角度与时间的层面，更有多种形式。在现时的奥本海默听证会时点下，每个团队成员先后接受问询，做出了自保的发言，而奥本海默就坐在后面注视着他们。这便是“主观性镜头”，用越肩视角去表现人物对于他人的“凝视”，其产生的距离感便意味着双方的鸿沟，也是凝视者对凝视对象的主观性输出。而在奥本海默这一边，回忆部分采用非越肩形式，集中在现时的听证会中大量使用。他会偶尔在回忆起乐事时露出一丝笑意，例如凝视着旁人叙述格里菲斯在实验冲刺阶段的合作往事，却会马上被整体的氛围击沉，或是倾听与回忆起曾经表面美好下的分裂真相，或是看到对方进行沉默与伪证的只顾自保。
当然，它也用于旁人的身上，奥本海默凝视旁人，也被旁人同样地凝视，从主客观上共同组成了现时时点下逐梦团队的分裂事实---客观上旁人对奥本海默的“离心“，以及奥本海默在主观上基于人际的冲击叠加，让他意识到曾经伙伴在政治世俗环境下的分崩离析，同时又以各人的这般样态而展开他的回忆，在过去时点中回想起自己对各人从伙伴到“差异者”的认知改变经过，从过往一路回溯到分裂不可救的现时。时点与人数、过往与现时结合起来，形成了对奥本海默“一次次被迫确认其破灭”的信念冲击。在细节上，许多瞬间闪现的过往时点回忆画面，也都或“正面印证”或“反向推翻”地形成了对回溯时点中其人的冲击，进一步丰富了其多重性。
此时的他身处于“结果”时点的环境中，呈现被质问与怀疑的被动状态，因此他的越肩凝视镜头带来的是“被迫的接收”，对于麦卡锡主义的世俗世界让所有证人扭曲，打破曾经与自己的逐梦关系，并形成“听证会”之压迫力的一部分。而在通向“结果”的“过程”中，就像奥本海默视角下的彩色一样，这是大体上的理想化逐梦回忆，二战前中的时代也是“非理想因素隐藏而逐渐显露”的状态，因此奥本海默并没有得到越肩凝视视角给予最强烈的“对世俗压迫的被动感受”，而是处于逐步感受的递进过程中。
而在回忆中的“凝视镜头“，则主要用在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外人身上。这首先表现了他对奥本海默的差异感受，这与二人各自对同一事件回忆而形成的“理想认知”与“世俗真相”之对比相同，不停叠加着奥本海默在回忆里的“不谙世事”，成为其悲剧真相的暗示叠加。更重要的是，这也带来了他作为世俗世界象征而对奥本海默的“主观性输出”，这是由他出发的回忆，因此作用是与“奥本海默凝视”相反的“压迫给予”。他以世俗化的眼光审视奥本海默的理想姿态，并做出自己价值观下的理解，就像他用自己的“成名”之功利诉求推测奥本海默出于理想的行为，进而嫉恨地打压对方。世俗人视角下的“凝视奥本海默的理想行为”，构成了对奥本海默的“世俗笼罩与压迫理想”，与同时发生的剧情层面---施特劳斯的想法、理解方式、行为--内容合一。
而在施特劳斯之外，尼克尔斯的审视视角也非常重要，它出现在关键的“二战结束”时点上，奥本海默即将感受到终战实现理想的---即使已经多次让步调整---不可能，以及意识形态对立这一比纳粹更加永久持续之对立的牢固，本应吻合自己理想的共产主义领头人苏联的“霸权化现实”，而此时点下的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作为“第三场听证会”出现，以“现时回溯内容中的二重回溯”方式带领奥本海默回忆苏联对自己大同理想国之基地的间谍入侵，并在当刻强化了美苏核武器争霸的战后事实。他在这个时点彻底做出了理想的本质性让步，去到了属于施特劳斯回忆时点的“黑白色战后”，此前逐渐外露的非理想因素完全爆发。
而对应这个转折的，则是尼克尔斯的“凝视镜头”。他在会议上回忆了自己对研究者讨论的旁观，找出讨论者中的间谍，越肩视角下的他以怀疑的阵营化眼光审视这些民族、阵营、思想各异的人，即以世俗眼光笼罩“理想化大同画面”，而其中也确实有间谍存在，此前隐含非理想因素的彩色回忆也第一次被奥本海默以外的人明确“入侵”了。

在其他角色中，施特劳斯尤为特别，拥有独立的完整“现时“，同样作为“结果时点“而对一切行为进行回溯的又一场听证会，提供的是世俗视角的解读方式，黑白色彩赋予了其以相对的客观真相属性。一方面，他是“旁人”的代表，其回忆份量与奥本海默的回忆完全对等，拥有最完整的“分裂”线索，于自身构成了一条多重叠加的冲击过程。首先，在现时时点下，他完成了“反水”的两个阶段，而在不同的回忆时点下，他不停地对不谙世事、对己不尊、又不停试图压制官方力量的奥本海默进行“凝视”，叠加着对于二人本质不同命的认知与嫉妒，并在两次“跳反”的现时剧情节点上瞬间回溯了多个过往时点，自己感受过的差异叠加起无尽的自卑，逐渐冲击掉了他对奥本海默的友善，先露出了“自保“的意图，后则完全张开了“谋划坑害奥本海默“的獠牙--这是对他外在形象的逐步揭露，形成对奥本海默“逐梦伙伴”认知的动摇，也是他自身在漫长时光中逐渐陷入自卑与嫉妒的深渊，因其固有的世俗本性而无法挣脱俗人欲念，最终毁灭奥本海默的过程，既发生在时间推进的过往，也作用于他逐渐坚定并将听证会按计划执行到最后的现时。而施特劳斯受到叠加冲击后的反水，也正是奥本海默最坚信的“初识伙伴”的背叛，对他在现时中产生了最致命的终极一击。
并且，施特劳斯同样作用于奥本海默的“过往冲击叠加”。他的视角便是世俗化的真相，自身也正是世俗世界的代表，对自己与奥本海默的天赋差异与对方的蔑视而积累起巨大的嫉恨。他接触到的奥本海默已经是二战英雄并领导氢弹研究，因此对其的感受也正代表了世俗对其“以两弹工作追逐理想”之行为的接收方式，带来了其在世俗世界里的结局：对其理想的世俗化曲解，对其功绩的凡俗心理。后者与施特劳斯对名利的世俗化追求结合，正是他凡俗本质的体现，并对理想化的“差异者”奥本海默进行构陷报复，一直到精心谋划的听证会，成为了世俗世界打压奥本海默的具象。
施特劳斯的黑白回忆一方面是上述的个人心路历程，一方面也是对奥本海默“彩色回忆”的真相揭穿，在一个个时点与事件中叠加起奥本海默不谙世事的真相，“世事”则是他此刻的世俗化解读方式。而在另一个“时点回溯”的角度上，是在最终跳反时从“密谋“到“奥本海默听证会组局“这一阴谋过程的多时点快进式回溯，带来了与奥本海默完全无关的新时间线，而其时点叠加出的便是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致命一击“：听证会，对应着他本人作为最初伙伴却最极致背叛的动摇程度。
音乐、剪辑、念白、运镜节奏，都配合这个加力的急促化过程，这又对应了原子弹爆炸中反应的原理：反应不断发生而集成巨大威力，从而形成了对主题的表达侧面---它并没有实现奥本海默的理想，反而成为了摧毁他的理想与人生的存在。
在电影的开头，两个回忆就分别被赋予了“聚变”与“裂变”的标题，各自进行着不同角度与形式的“冲击叠加“，又对应了各自理想破灭的不同形式。奥本海默回忆里的“裂变“是原子弹，吻合他对战前与战时的回忆内容，这是他走向现实中理想实现高峰的过程，试图在二战的时代中终结纳粹导致的对立，创造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大和谐”。彩色画面下的原子弹研发作为“消除二战时代的阵营对立”的载体出现，通向理想实现瞬间的实验爆炸。理想的失败更多集中在与“聚变”衔接的收尾部分，事态迅速走向武器落入政府之手与苏联盗取技术的逆转，二战结束并不意味着阵营和解。“聚变”是氢弹，是代表世俗世界的施特劳斯视角，是现实中奥本海默被曲解与压迫的真相。战后美苏争霸的氢弹研究让阵营分化的世界格局不可消除，比“对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理想尚存而逐步动摇”的“裂变”时段，它对世界真相的展示更加明显，与视角提供者施特劳斯的属性一致，该时段下的奥本海默也在原始理想破灭的状态下本质性的让步，放弃原本的理想载体核力量，从科学家转为政治家，与曲解自己并高度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时代进行明显而徒劳的对抗。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回忆在时点上的错位，让战后内容的“聚变”成为更早时期“裂变”的明示性结果揭露，后者的努力与实现事实上毫无意义，并没有作用到前者所处的晚期世界，平行叙事中的微妙错位无疑否定了奥本海默基于二战与原子弹的理想根源。
时间、人物、理想阶段、电影技法，都各自形成了冲击性的叠加，并强迫奥本海默一并接受这一切层面上的合力。这就像是原子弹爆炸的本质一样，物理反应的叠加引发爆炸，并一路推进到了结尾的轰炸日本瞬间，时间与理想状态上的“裂变与聚变“切换节点。这似乎是奥本海默理想的实现瞬间，实际上却是其毁灭从暗流走向实质的开端，结果正是上述多重叠加的信念冲击后“承认自己败给世俗“的人生崩塌。这又将一切带回了最初的段落：他对教授的暴力杀伤。他以为自己摆脱了“向苹果注射毒药的私愤自我“，洗净了作为凡人的原罪而成神，实际上却用核爆让更多人吃下了毒苹果，终究被定义为带有罪孽的人类。他从最初的“洗净俗性”走向了核爆，核爆的非理想化结果却又将他带回了最初，始终未能逃离世俗的现实世界，随之因“强行成神”而毁灭。

在片中，奥本海默成为了当代世俗里的普罗米修斯，将上帝之力带给人间，却遭遇“妄图成神“的惩罚。更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处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时代，人类世界复杂的多，自身也非泰坦一族而只是凡人，因此作为“取火”的“造出核爆火焰”并没有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给予世界正向的改变，而是推向更黑暗的深渊，无论是外部的客观世界还是他自己的个体人生。他想要成神，却因自身不可消除的凡人属性，最终只能成为受难者普罗米修斯。
“爆炸“便是“取火“，电影的多线叙事最终相会于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它是电影在时间顺序上区别“二战前后”的宏观分界点，也是最主要的理想载体。随着它的反理想式爆炸，奥本海默的理想崩塌也变得表面化，其完全失去了对研究成果的掌控力，再行努力只是徒劳。”爆炸”成为了“追逐脱俗之神位”之表面成功的结果，“毁灭性的爆炸”则是“无法引导世界改变与世俗审视”之实质失败的起始。电影最初以自然元素和理论公式的画面方式呈现核爆，突出了“爆炸“的纯粹科学理想，随后则以“进入现实的爆炸“与“语言描述爆炸“的方式削弱了其隔绝于俗世的科学纯粹性---它终究会放置在世俗社会里，而不能单单是物理上的“取火”，引领出的爆炸其实是画面里的“美好世界毁灭”。
借助两重时间线的设计，电影实际上也创造了更深度的表达用意：奥本海默的坠落并非从二战后开始，而是从未飞升，只是他本人对此并无察觉，而这种无意识其实也体现在了所有的人生阶段，人生的悲剧从开始到最后终未停息。因此，我们在二战前的段落中，已经从旁人的叙述角度中看到了奥本海默的受困于世俗标准，也在当代的前半段中看到了奥本海默对科学的依旧热爱与对世俗的依旧迟钝，世俗永恒存在，而他却一直无所察觉。而最后的二重反转，则点睛了这一层表达。
为了表现这一点，诺兰将奥本海默走上核能研究之路的起点瞬间做了设计，并给出了全片非常重要的表意系统。最初的奥本海默有着毁灭性的暴力一面，他会因为教授的小排挤而给他的苹果下毒，对于爆炸自然反应画面的幻觉也感到困扰，最终则将之发展成科学理想而洗涤自己---在倾听珀尔的演讲而理想萌芽后，床上的他再次闪现出核爆反应之自然画面，表情却不再难受，作为科学理想人格的确立，随后匆忙前去收走自己俗欲一面带来的毒苹果，才巧遇了珀尔并得到了留学德国的指引，走上具体化的实现理想道路。这样的巧合看上去表现了奥本海默之于核能研究的“脱俗”宿命，他始终拥有脱离世俗的“核能运用”这一科学梦想，这引导了他的自我救赎与人生飞升，理应带来世界在结束二战后的美好与他个人去除暴力原罪的神格化，这也让他之于“毁灭与否”的个体人生与核爆实战之杀人毁灭性的外部世界形成了细致的对应。他用物理学的内心梦想环绕了自己的人生，从而与包括内心中暴力一面的世俗隔绝开来，而世界也将因此变得不再“世俗”，排除掉了争名逐利与政治对抗。
但事实上，真正的指引是完全负面的。奥本海默在核爆中得到的反而是对世俗的坠落，看似用核爆和其后的“限制核武器运动”中阻止了“吃毒苹果”，实际上无济于事，在“个人”层面上被定义为“通共份子”而接受审讯，同时作为暴力一面的延伸，也在“世界”层面上真的杀死了万千生命。由此，“核爆”的意义被完全扭曲，从他一开始执念与构思的物理学范畴之伟大发明梦想，变成了最世俗化存在的政治集团的武器，从二战胜利到战后竞赛与对立皆是如此。因此，这一幕中“机缘巧合”带来的宿命，其实并非“拒绝毒苹果”的理想实现者命运，而是“拒绝却造出更巨大毒苹果”之“追逐理想而不得”的失败者命运。
对此，电影设计了“核反应画面”与“密集台词”的对比关系。以前者来说，最开始，核爆画面基本发生在奥本海默的思想之中，完全独立于客观世界，随后逐渐过渡到了“客观性场景内的瞬间插入”形式，意味着它从纯粹物理学范畴向世俗人间的堕落。随着影片的推进，核爆画面之于奥本海默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助推他脱离世俗的驱动力与终极梦想，反而成为了打压他的世俗本身---它往往与责问奥本海默的台词并行出现，如接受听证会攻击时与骂声同步的“暗示核爆的闪电”，此刻奥本海默也以广角镜头的特写入镜，突出了“核爆”对他的压力，而以毁灭性姿态出现的核爆画面更不用赘言。
对于“台词语言”，最初的核爆由单纯的物理元素与算法公式组成，复杂但不需要“台词”，后者随着电影的推移而逐渐增加比重。此外，“台词语言“本身也是世俗化的体现。电影刻意地强化了台词的密度与信息量，让它显得不够明确、直接，仿佛永远在绕弯子而又极具频率与语气带来的攻击性，尤其是对于物理探讨之外的内容。这正是世俗化的复杂，各方以正义和道德包装自己的利益目的，操着暗示暧昧的政治性言谈，其复杂难解度不亚于核爆的物理反应，却是它的绝对反面存在。
作为“反理想式爆炸画面”的前导，核爆的“逐渐语言化”带来了它的世俗，这也正是奥本海默必须面对的人生与世界的本质---他必须身处俗世，也就必须接受其“语言“下语境的定义，“造福世界”的逐梦行为被理解为“通共“，世界也会必然地滑向深渊。这也充分对应了奥本海默在电影前后的语言表现--从前的他眼中只有科学造福人类的上帝理想，因此丝毫不注意言谈中的措辞规矩，无视了世俗中的交流礼节与分寸，而当他逐渐面临理想破灭的世俗打击，理想设定一次次地妥协，攻击性的本能也让他陷入愈重的麻烦，言谈渐渐开始世故谨慎起来，礼貌中却流露了对世俗法则的投降。

电影的“序幕”非常有趣。奥本海默看着雨水，随后闪过了原子弹爆炸的画面，雨水被蒸腾起来。雨水与爆炸时的火焰得到了连接，成为自然界中的物理元素，代表着人类文明社会以外的力量，也是他实现“取火”之核弹发明的重要基础。在他产生对宇宙幻象的视觉时，窗外落下了雨滴，赶去听教授讲座时同样跑过了雨夜。此外，在这个“序幕”阶段，奥本海默对“爆炸反应”的模仿只依靠打碎杯子，完全不借助任何“语言”，且不断与抽象画、古典乐、经典文学（预示实验基地与自然理想乡的《荒原》）、传统建筑等脱离当代人类社会的艺术造物亲密接触。它们的起始是珀尔将代数描述为“旋律”，这让其成为了纯粹科学的延伸，也是带给人类光明的存在，成为他研究发明的初衷，由其成果给予世界和平，更脱离了非艺术的俗世。
到了“现时”的听证会，奥本海默的第一个镜头是凝神回想核爆，然后念错了法官的称谓，这让他依然显得非常“非世俗”，待人接物与彼时对教授的尴尬应对并无差异，也依然坚信自己所为是无罪的，仍旧保持了当年逐梦的神位向往与内心纯净。然而，在同样的“结果现时”段落里，其他角色应对听证会就世俗很多，施特劳斯等人提前准备说辞，并在会场内长袖善舞，“谁会给一生辩护“。旁人视角的段落是黑白的，而奥本海默本人则始终是彩色，这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后者仍然没有放弃，但也不能战胜“外人”与世俗化的审查。
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初遇的回忆非常重要，它是奥本海默结束二战，在表面上实现“原子弹研发，结束同盟国与轴心国对立，抹除后者对犹太人的打压“的理想实现阶段，一切正在巅峰。另一方面，这也是施特劳斯涉足于此并产生差异感与“被排斥“之嫉恨的开始，由此展开了伤害力极大的确切打压。因此，它是“追逐理想”与“世俗打压”同时达到高位的时刻，是世人对似乎实现理想的奥本海默的真实态度，也为奥本海默的全部轨迹进行了定性，是此前二战中历程的明示与升级，也是对战后遭遇的开启与预示，必须用当时的声望争取限制核武器以维护阵营分化世界下的相对和平。原本的理想载体被否定了存在意义，带来了“裂变”到“聚变”之理想本质性让步的节点。
在施特劳斯的回忆中，他从黑白的当下进入了同样黑白的过往。在他的视角下，奥本海默首次身处于世俗世界而不自知，也首次诞生了二人的差异化与施特劳斯的嫉恨俗念，开启了世俗对奥本海默的压迫。虽然是初次见面，奥本海默对礼法规则的“非人化对待“已经有所体现。面对施特劳斯的奉承，他全程都在高姿态地羞辱对方，展示自己的学识背景并“真难以置信”对方的非科班出身，面对对方想介绍爱因斯坦的好意则是傲慢的“我早认识他了”，甚至说出“卑微的鞋商”，对施特劳斯“只是鞋商”的挽尊不屑一顾，最后面对接受“世界上最好的职位”也只是“考虑一下”。
由此可见，代表“世俗”的语言交流是奥本海默的缺陷，他不屑与旁人在言语上和睦相处，这看上去是他超越规则的神格化，实际上却在黑白色调下的“真相”中得到了不同的呈现：施特劳斯为首的世界是世俗化的，他们看待奥本海默的态度只能是差异感与排斥感，从而引发被“降维羞辱“后的嫉恨，带来后续的一切打压，奥本海默的“无视规则“在现实世界中只会于己不利。

对关键的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首次相会段落，诺兰在结尾来临前只给出了施特劳斯的视角，强调了其世俗理解的相对真相属性。他使用了一个远景，屏蔽了所有的言语交流，并延伸到了爱因斯坦之后对施特劳斯的言语关闭，不做回答便直接离开。这与二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对应了物理学得自于自然元素--雨、火、星星作为象征符号--的实质，完全脱离了政治化与功利化的世俗社会，和谐的交流也并非来自后者的语言，而是自然与物理，就像爱因斯坦“每天会在草坪上站一下午”。他们的世界与所长的世俗完全不同，这也体现在了运镜构图的环节：诺兰偶尔给出施特劳斯和奥本海默的同框镜头，但往往迅速转为后者移动出画后的单人镜头，更明显的则是前者对后者与爱因斯坦的数次越肩”凝视”镜头。施特劳斯只能远望二人，却无法消除距离，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奥本海默说自己坏话”的世俗化理解，引导出了一系列对他的报复，作为现实世界主体的“世俗化语境”的象征。
对于“奥本海默之理想在世界中的世俗化曲解”，施特劳斯加入的二人“战后回忆”是更明确外露的表达，而奥本海默自己的“战时回忆”则是对此的暗示。在更早的时间点上，他就已经逐渐感受到了世俗对理想的压制，也做出了理想形态的让步。他的战前与战时经历让他走向了与施特劳斯初遇时刻的彩色回忆内容，其实并非是表面看来的理想实现者，而是在失败中继续让步与挣扎。由此，施特劳斯在初遇时对奥本海默的态度便成为了对“二战前奥本海默所处世界对他的看待方式”的浓缩，随之升级成了二战后更加激烈极端的打压。
在奥本海默的战前回忆中，“非世俗”语言的运用延伸到了奥本海默组建团队的阶段，将之与“物理画面”连接。每当奥本海默遇到一个新伙伴时，电影总会让他们之间的语言交流非常通畅，甚至到了频繁“互相接话”的程度，显然是心有灵犀。这种默契共通与奥本海默对待非科学家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也由每次对话开始时的非世俗符号做出暗示---与拉比在火车上遇见时，奥本海默凝视着窗上的雨滴，面试数学家时则在黑板上写物理公式，在更多人的面前则是描述中闪现而出的火焰。他们的顺畅交流其实并不来自于语言本身，而是对物理知识与梦想的共通。作为对此的强化，诺兰特意设计了一个“拉比听奥本海默外语演讲”的桥段---他表示“他在说什么”，下一幕则是二人在火车上的畅谈，这个衔接无疑暗示了物理学家之间交流的“超越语言”。这也反映在了国别与母语的混杂聚合上，团队完全是“消除一切隔阂”的国际化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也说明了物理学家对于阵营理念--“世俗”的一个侧面---的无视。语言代表了民族，跨越语言便是超脱民族，以及其背后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彼此关系，只以科学梦想为主---奥本海默去见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他在对纳粹有意识的情况下依然与之相谈甚欢，将阵营的跨越展现无疑，而这也是他在原子弹爆炸中并未想到的事情---与海森堡的共同理想，最后反而成为了对对方轴心国阵营给予最后一击的王炸，这说明了世界的世俗，也会在爆炸后上升到更黑暗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完成了上述的要素概念铺陈后，诺兰将彩色与黑白混合了起来，带来了“彩色段落中的真相显露”手法，并随后贯穿全片。随着一句旁人质询的“奥本海默在建立研究所期间”，奥本海默一行人出现在彩色的画面中，他们在争论物理问题，时点与色调都证明了此时的“非世俗”状态。然而，引出这一幕的却是归属于黑白一方的听证会成员，这让世俗的因子悄然融入了最“物理”的时刻：即使在如此纯粹的时光中，世俗依然不可消除地潜伏着。这加深了彩色的不完美本质，说明了奥本海默始终不曾解决的世俗化命运，这也是客观世界的真正样貌。这也体现在了奥本海默本人的身上，正是他本人“无视人间规则“的言语随意加剧了施特劳斯对自己人生的压迫。

在第一阶段，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并非完全围绕“学术”的梦想实体。他的理想并非单纯针对科学，而是与周围的世界高度相关，是对于阵营分立之世界格局的优化，即对“消除隔阂之大和谐“的追求。他先寄托于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完美和谐，随后逐步变为“保留阵营分立的基础上消除阵营矛盾“，再行后续变化。这与其他物理学家的“纯搞研究“显然有所不同。他在课上讲西班牙内战，对劳伦斯的劝谏不置可否，在酒会上与语言学家谢瓦利埃大谈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随后参加对方操办的学生政治集会也主动发表演讲---从与对方各持“核反应”与“参加共产党运动”的理想与现实之分，到随后主动参与工会演讲，表现了他从理论到初入现实的变化。这种对现实的关联性，让他不能完全独立地进行理论研究，必须与外部世界的有力者合作，在政治集团的平台上对社会输出自己的影响，而其无法看清真相的理想化则导致失败。
可以看到，奥本海默的理想是政治与科学的结合，是双重的理想化，他希望“世界和平，隔阂与敌对消弭”，不仅作用于理论研究，更针对所有人类，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终极目标高度一致。这正是他热衷于共产运动的动机所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这显然只是他不了解客观世界的幼稚理想主义，他不了解共产主义的践行者共产党，也不了解任何现实里的政治。这在酒会的段落中由“语言”而得到了鲜明的展示--他自称熟读三本《资本论》，却弄错了专有名词的释义，而此刻与语言学家靠拢并大谈“语言”象征的“世俗化”内容。他的追求载体与“世俗”相关，其本人却并不能驾驭“世俗”的规则。
在研发初期的回忆中，奥本海默的政治诉求是对共产主义的完全理想化，与客观现实的距离完全不比物理学来得更近，二者都是他理想的承载，指向了“用物理学创造更好的世界，即技术升级的进步成果与战争结束的阵营敌对消除，从一开始的理论到后来的具体成品原子弹。他就是“获得神力而拯救世人”的普罗米修斯，而“核反应研究“则是“盗火”这一手段。
在这里，为了表现其人生悲剧在梦想攀登阶段中的潜藏，诺兰给出了奥本海默的第一段爱情线索，表现了此时保持之于外部社会绝对独立的奥本海默的理想受挫，带来了第一次的冲击与退让。简是年轻的理论派党员，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流血真相并不了解，甚至不愿意参加奥本海默的工会活动。在她的家中摆放着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书籍，将她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之相连，呈现出只基于封闭自我的纯粹性，与奥本海默的“理论与艺术相结合“形成对应。而她以“打断奥本海默与谢瓦利埃谈论捐款”的方式出场，同样暗示了自己的纯理想化政治属性。此时二人组成了纯粹理想化的组合，但当奥本海默遭遇与纳粹合作的德国科学家成果的打击，意识到自己理论未经实验的错漏，二战是纯政治理论不可解的阵营分化世界，独立研究无法战胜阵营分化现实下的政府合作者，科研与政治理论都必须涉足实际的时候，二人就必然走向分离---与简的关系恶化同步于奥本海默对工会活动开始参与演讲的时刻，正是对此的前导。
首先作为预言性的一幕是做爱的终止。失去做爱兴头的简让他念出象征民族区分（隔阂消弭之理想的反面）的梵文语言单词，这个单词正是昭示研发与其人最终结局的“世界毁灭者”。语言又一次作为“非通畅交流”的象征而出现，而此刻情侣做爱暂停也成为了“纯粹“的结束，闹僵原因的“政治化理想”则将引出奥本海默--以此刻爱情扩展开去--的个体人生与外部社会的“世界毁灭”。二人的做爱休止与“世界毁灭者”的单词，都给予了一种对未来的兆示：奥本海默必然离开纯粹理论者的简，用进入现实世界的方式追求政治与科学的二重性理想，因此也必然在世界不可改变的阵营分化之世俗规则下失败，一切努力反而成为“世界毁灭者”。简在正式分手时的“别以为你能超越规矩，别让真正理解你的人离开你”，则成为了更具体的预言。
在这个阶段，诺兰依旧给出了纯粹的理想之境，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在此阶段的具体理想状态。在自然的草原上，他们的语言隔绝了外部世界，与带来核反应的自然元素密切相连，也就格外通畅起来，甚至在政治话题上也顺遂了，弟弟入党的矛盾在他的上风中得到缓解，而他在此刻的态度也正表现出了其之于外部世界的独立性：就像和谢瓦利埃交流时说的一样，他以共产主义“消除隔阂的合一性“为理想，却不入政治党派，让自己保持距离，只用捐款的方式给到支持，相信共产党便是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执行者，对应着此时“用理论研究实现科学理想”的状态，这是最纯粹的完美理想阶段：一切都可以在纯理论的引导下走向大和谐。
然而，这种完美终究只能扎根于完全的自然，只有这里提供了核反应发生所需的全部元素，也与世俗社会完全隔开，不需要任何“物理项目“以外的的语言。奥本海默三人在壮阔的自然远景下骑马露营，他们看着天上的星星，将之爆炸描述为核反应的能量，思想中闪现出火焰，周围则是静谧的自然。但这毕竟只是短暂的郊游而已，画面也立刻切换到了下一幕，先是奥本海默与简的牵手特写，随后是看到弟弟后的“手分开”与具有“差异化”含义的“简愈发远离的伪凝视镜头”。当奥本海默回归日常环境后，他必然与独立于世的纯粹者简分离。
这一幕打破了此前的草原氛围，意味着其完美的不可持续，草原段落的结尾事实上也做出了预言式的类似表达--奥本海默念出了后来成为实验基地的草原名称，是梦想实践的场所，但是其出声时画面的瞬间全黑，削弱了力量，也让人物仿佛转身走入了黑暗之中，甚至直接预示了奥本海默在战前与战时的失败：坚持将核反应研究作为共产主义理想实现载体，从理论到原子弹，创造二战结束后的和谐---此刻的他只感受到了身为犹太人的打压，而其来源则被认为是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它具体又包括了两个阶段：“不身入政治力量而相信政治理论成功的完美纯粹“和“与政治势力初步联合而获取实践资源，用其成果的原子弹结束二战带来的阵营分化”。
作为“与简分离”的后续，奥本海默接触到了纯理论的局限性。他追逐着弟弟，并得到了海森堡实验成功的新闻，看上去是物理打断了爱情，实际上却是“理论”被“实践”的压制，从而带来了第一次的冲击和妥协。首先，他被劳伦斯告知了纯理论研究的局限性，而德国人已经靠着政治党派的力量进行了有价值的实践。随后，在同事拿到的报纸中，奥本海默理论研究的报道被希特勒闪击波兰占走了头版，这代表了外部世界中“利益与争斗大于一切”的真实本质：二战带来了纳粹与同盟国的阵营对立，纯粹的政治理论无法战胜它，而纯理论研究也无法超越与阵营合作的实践者，他必须实践出原子弹，才能终结战争并实现和谐理想。
因此，奥本海默必须完成双重的“进入实际“。他结束独立而与政治势力进行捆绑，也借助他们的资源去将理论落实为现实成品，利用他们与德国竞争的对抗式心理，变为“自行掌握力量并引导成功”的状态。这种现实里的国家思维与“一体化和谐”的初始理想有所区别，也会让自己亲身进入“现实”，但却可以与政府联手制造原子弹并亲自终结对立的二战时代。
在这里，他展现了自己对于阵营化世俗规则的“妥协应用“，在叙述计划竞速时提出了反犹太政策，海森堡与他相遇的闪回画面便转瞬即逝。这暗示了彼时“跨越阵营障碍”之理想的不复存在，他自以为了解并运用了世俗政治生态，以此结合来实现理想。在后续中，这种“运用”伴随着与政治势力的愈发绑定而多次出现，带来了理想的步步退让，也一次次面临失败，此阶段的他就被格里菲斯提出了“苏联人落后于我们”的美苏对立概念，而他却对此毫无意识，阵营对立显然并不限于他此刻理解的“反纳粹”，他的“运用规则”也就不能成功。

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曼哈顿计划构成了第一次变化妥协，也直观地导致了与简的分手。他找到了凯蒂，后者一方面是生物学家，更参与过西班牙内战，参与且知晓共产主义在世俗中的形态---运动的伤亡后果---而非纯理论的伴侣，对应着同步开始的曼哈顿计划，在现实中创造理论成果，用来终结二战的阵营对立以创造和谐。而简作为第一阶段完美理想化的对象，最终毁灭于自身的死亡。纯粹的最完美理想进行了退让，兼具研究者与现实政治接触者的凯蒂带来了似乎可实行的第二阶段理想。
奥本海默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理想化初步动摇是影片在二战初期的重要内容，也在“从简到凯蒂”的个人生活变化中得到表现。通过凯蒂讲述的内战经历，政治理想纯粹化的证伪从二战中的阵营对立延伸到了共产党之于理论落实的不完美。就像听证会中交代的一样，他只是听到了凯蒂对西班牙内战的痛感表述与无法遏制的纳粹势力，意识到共产的中立政策在应对二战世界中的不足，是对于共产党实践局限性的初步认知，如同科研理论的“黑板公式“之于“隔壁模拟实践”的核反应局限性，因此才由他来发明原子弹并亲手终结二战时代。奥本海默需要自行与政府联手，在政治和研发上“进入现实环境”，用原子弹争取共产主义理论的不完美实现：先是试图让轴心国阵营的德国战败，提前投降后则是让步的“威慑“，让日本在双方伤亡较小的情况下投降。他用自己与政府联手的成果实现相对和平，而非完全依赖于共产主义理论持有者的苏联，后者反而是窃取技术并激化对立的反面存在。凯蒂对他的警示正是二人对于实践的初步理想形态：必须由你来掌控核武器，确保它实现其之于世界和谐的目标，而不是劳伦斯等无政治理想的纯科学家。
奥本海默对阵营世界的接触，对现实中共产主义局限性的认知，理想的退让，与合作美国这一“进入研发实物与终结战争“的二阶段理想达成同步。他自己建立了一个接近理论目标的基地与团队，将理想世界带入现实，去制造理论落地的原子弹，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现实里的完成，形成了二战初期的理想形式。但是，在随后的战中泄密与战后竞赛中，奥本海默愈发意识到共产党与理想的差距，他的共产主义目标根本得不到苏联的丁点重视，对方反而愈发激化对立，而西方阵营也针锋相对，从而愈发动摇，被迫转入下一阶段的“深度绑定政治家身份”，试图用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方式来强行终止核武器竞赛。他对世俗政治的涉入加深，理想也又一次退让，已经接受了美苏争霸的极端激化格局，只是希望将核武器从中移出，对核弹价值与世界和平已经没有奢求。
随着原子弹研制计划的临近，电影带来了奥本海默在个人生活与科学理想上的双重“让步于世俗”：排除一切之“纯粹”的完结，确切地由自己主导理论实践，将共产主义的理论目标与“阵营分化存在且以其对立为核心的二战现实世界”结合起来，亲手促成它。“造福世界”的后者以原子弹的形式呈现出落实于二战时代的可能性。它将灭掉德国纳粹，消除因轴心国与同盟国而成的民族壁垒，引导出更和谐的战后世界，这与奥本海默最初的共产主义信仰高度一致---他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世界和谐的未来方向而投身工会运动，自然也会为了消除纳粹这一“不和谐集中体”而参与曼哈顿计划。
在这个阶段中，诺兰也细致地展现了奥本海默在两条战线上的对等性隐忧，并与上一阶段结合进行了对比设计。当他在听证会上回答问题时，理想与爱情就已然发生了同步的负面变化。他试图将自己洗脱出投身共产主义敌营的盟友指控，因此说出了“我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中立政策”，但又找补了一句“我认为并不是不相信就要敌对不同政见者”，这种不肯放弃的理想执念也是此刻彩色基调的所指。然而，此时镜头缓缓推向其身后的凯蒂，她正在不满地注视着背影，这个凝望视角与此前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注视一样，意味着二人的差异化。显然，此刻的凯蒂对奥本海默的同伴认知在动摇，这打破了他们曾经作为“在政治现实世界中追求和平理想”的伙伴关系。
奥本海默对夫妻关系的回忆段落，正是针对这一点的展开。首先是对二人“科学非世俗属性”的表现，凯蒂与奥本海默完成了“语言到自然物理”的转化过程，并成为了个人爱情生活的激发途径。奥本海默给她讲了物理知识，闪现出星辰的影像，随后伴着物理理论的实践而牵起了对方的手。如此一来，语言到自然完成了转化，原子弹的理想与个人的爱情也实现了合一。凯蒂表示并不在意丈夫与自己同去约会奥本海默，这说明了她与俗人丈夫的分化。
另一方面，当二人在大草原上骑马时，诺兰也给出了这与此前一段婚姻的不同。在曾经纯属于科学讨论的草原上，凯蒂叙说了前夫死于西班牙内战的过往，她认为共和派引领的运动毫无意义。这让她成为了即将迎来曼哈顿计划的奥本海默的完美对象：感受到现实中共产运动的缺陷，对外部共产主义势力实现理想的不信任，必须由自己来掌握力量并实践。这也体现在了语言的和谐上，二人最后进行了物理学家论道时的迅速接话，复杂晦涩的词汇并没有阻拦他们的拥吻，这也是此刻理想对世俗的压制。而这一切发生在草原中，带来了政治与运用自然元素之物理的理想二重结合，以科学手段造就政治理想化的世界。

而在科学理想一边，奥本海默似乎也完成了对政治的更深介入与相应的理想落地。美国军方邀请他加入曼哈顿计划，这是他最佳的理想实现途径，在物理上获得资源支持而完成构思，在政治上则实现二战终止后的和谐世界。奥本海默似乎也压制了世俗政治属性更强、代表现任政府行事的美国将军格里菲斯。在二人的实验室内部交手中，他们于语言环节几乎势均力敌，在关于奥本海默其人描述词汇的方面针锋相对，但最终还是转为了奥本海默的上风--军方如施特劳斯一般地邀请加盟，奥本海默也再一次表示“考虑一下”，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得到了这个职位。而在组建团队的一大段快速剪辑中，上述的过程被又一次再现，奥本海默与格里菲斯同时对每个人发起“理想化”（物理野望和“世界和平”）和“世俗化”（敌对纳粹，报国义务）的说服，最终都会以前者取胜，而非强调阵营矛盾和狭隘民族性的军方。
事实上，当奥本海默用二战内容争取到同事时，他就完成了对纯粹科学的“政治理想化转型”，因为那些人都是曾经远离非科学的存在。这种二重性的理想形态也延伸到了随后的计划实施阶段。随着奥本海默对格里菲斯在实验室里的“压制”，镜头迅速来到了计划场地，他们凭空制造了一个设施完备、所有人全家生活的城镇，成为了脱离外部社会而独立运转的小世界，在这里完成非外部世俗的二重性理想，而其包容各种不同政见与出身者的团队构成本身也是政治理想化和谐的承载。说服军方造城时，奥本海默画了物理公式一样的图，成为了语言到物理的转化，这也带来了对“语言世俗”代表军方的压制成功，理想化城镇的建立，军方在此时甚至似乎成为了此间曾经坐着的奥本海默下属一般的从属存在，一样的房间与相似的公式。
奥本海默自行涉入政治，并建立自己的大和谐基地来实现终结二战的和谐理想，而非假手于共产党与美国，结束了此前对前者践行理论的旁观与支持。这也立即结合了个人爱情生活的部分，带来了夫妻二人对理想实践的预设目标。于奥本海默本人而言，他与凯蒂坐在脱离外部当代世界的自然中，讨论计划主导人的政治身份问题，凯蒂强调“不能是劳伦斯等人”，必须由奥本海默掌握研发的主导权，从而确保它用于实现“阵营隔阂消除（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化理想世界，而不是停留在纯粹物理层面，又不至于在对立的国家（美苏）手中被滥用。而作为“理想状态变化”的表现，类似的讨论在此处曾经发生过，但奥本海默却没有如彼时帐篷中一样一带而过，而是将话题进行到底，大草原的纯粹物理属性由此加入了“政治的理想化”。
然而，在这个阶段中，诺兰也做出了表里的暗示，理想化的实现无非是易碎的表面光辉。围绕着“无限反应导致毁灭”的奥本海默回忆，诺兰给出了原子弹研发结果的暗示。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讨论“不停止反应后的世界毁灭”假说，都处在是理想化的状态。对核反应的无休止假说没能让他们放弃，对其之于政治的应用也抱以“一旦假说属实还可以说服纳粹共同放弃，在这一点上消除分歧”的理想化奢求。然而，此刻爆炸的闪光从闪现画面进入了现实，在二人身边亮起，伴随的大风强化了此处的表达：“爆炸”首次入侵现实并破坏了理想环境的自然森林，这里此前还是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的“屏蔽语言之纯粹交流地”，此刻却以非语言之物理反应的方式打断二人。原子弹必然“毁灭世界”，奥本海默将理论上的“核反应爆炸画面”放入现实的做法不可能实现大和谐的政治理想。
在这一幕中，奥本海默在接受原子弹爆炸冲击后的再退让也有所暗示。结尾处对犹太科学家的远离镜头带来了预示性的信息：他身处象征科学自然的森林，始终担心德国人毒杀自己，正是无权柄科学家在政治世界里的状态，他们并不能真正在官方面前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更不用说去“掌控力量”。此时的奥本海默实际上也在原子弹的实际投弹中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从而进入到这种状态，对他的远离便意味着即将其进入战后的政治家状态。
在大架构中，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在时间相近、同处于“完结性状态”的时点下共同接受“对一切行为的定性判决”，与后者天差地别的他提供的无疑是现实反映性更强的世俗视角。在奥本海默以共产主义之身建立“多政见团队共同实现和谐世界理想”的独立基地，似乎压过了美国政府后，一段质询结束的施特劳斯也给出了“现实政治”的真相。他与自己的团队讨论自己“会被归咎于奥本海默的同党而无法升迁”，以及麦卡锡主义对奥本海默遭遇战后危机的影响。他的看法显然更加贴近政治现实，否定了奥本海默的理想政治形态，也由此得出了奥本海默难以脱身的结论：追求隔阂消除的“任用各种意识形态者“，必然导致其在大环境中的问题，导致机密泄露给苏联，自身立场也在阵营对立现实中受疑。
在这里，电影通过施特劳斯而否定的具体内容便是上述的“二重性理想实现”。在爱情方面，他的回忆在奥本海默叙述的夫妻初遇段落后出现，展示了政府对奥本海默夫妻的监视照片。显然，夫妻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没有得到接纳，这让他们的关系必然受到外界影响，无法保持奥本海默对初遇印象的“独立于俗世“，在现时听证会中落到奥本海默叙述夫妻初遇时的“背后凝望”状态，直到反转给予的最终表达。
事实上，在奥本海默接受计划并回家时，诺兰已经给出了对二人“亲手实践并结束战争实现和谐”的负面预兆。凯蒂与奥本海默形成了理想实践共同体的关系，实际上她也是奥本海默心中“坚固理想”部分的投射，在后者因简之死、施特劳斯压迫等动摇时刻促使他以理想目标继续前行。而她与奥本海默组成的“理想完美自我”中，酗酒与孩子就是世俗生活的阻碍。而在奥本海默接受计划并回家时，诺兰给出了对二人“亲手实践并结束战争实现和谐”的负面预兆。凯蒂纵酒后对拥抱的拒绝和对婴儿的无视，都动摇了二人此刻表面上对开启计划的庆祝状态，成为对最后结局的预示---孩子是打破二人密闭状态的“俗世生活存在”，让二人此刻的逐梦瞬间被干扰，这定义了奥本海默的全部经历。
奥本海默被迫寄养孩子，获得了谢瓦利埃的开解，但这只是暂时性的缓解，就像下一幕中夫妻二人在草原上强调计划时理想的暂时可行一样。这也延伸到了接手孩子的谢瓦利埃身上。他在随后的聚会中引诱奥本海默“叛国”，正是他间接导致了随后的基地泄密，对奥本海默表面上的“解决世俗干扰”反而带来了本质性的“导致世俗视角下的意识形态怀疑”，且直接动摇了奥本海默对基地与苏联之理想程度的信心。给他寄养孩子的奥本海默似乎解决了自己夫妻之“完美理想化自我”的世俗障碍，实际上却接触着一个更巨大的障碍，将自己卷入意识形态怀疑与打压之听证会的“助推帮凶之一”。
对于这一阶段的奥本海默，施特劳斯对博登翻阅战时资料的回忆已经给出了真相。通过其资料可知，调查监视奥本海默的警察从他初到美国便开始出现至今，只是得到了他的不解愤怒与无从察觉。这自然说明了奥本海默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夫妻二人根本不知道“隔阂消除”的不可能，对自己因阵营化现实而招致的信任危机也没有程度上的意识，必然不可能被赋予原子弹计划与成果的真正掌控权。在奥本海默最后说服拉比时，诺兰也打下了同样的暗示：拉比提出“原子弹可不看扔的是哪个国家”，对计划为阵营化政治所用的未来有所察觉。他虽然被奥本海默的“公式”如此前同事面试时一样地说服了，但对立时表现力量差距的俯拍反打镜头只是随着说服而略微调整小了角度，却远不是真正完美的水平构图。
就像简在分手时说的那样，“别以为你能超越规矩，别让真正理解你的那个人离开你”。奥本海默以为自己能够赶在公开亮相前二婚，就此遮掩住外界的指责，也认为自己在实验室宣传工会运动的行为没有问题。但他并不能凌驾于世俗--道德、法律、阵营---的约定俗成之上。同样地，他可以在快速剪辑的持续交锋中压过格里菲斯，用自己的一套说法争取到同事，并换下军装穿回西服，但整个计划却最终被世俗政治家与军人所掌控，而他在受挫后也要让步地穿回实质上的“军装“，成为官方的一员以争取限制核研发，不再是此时的科学家。
事实上，简的这句话也正是诺兰给奥本海默的预言：他不应该离开拥有纯粹性的简，一旦接触到外部世界便必然无法“无视规则”，从而迎来科学政治双重理想的灭亡。可以说，当奥本海默离开简并在初次的理想实践中决定拥抱“现实世界”时，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在这里，客观的真相同样由施特劳斯带来，甚至是更为“超前”的。他回忆了奥本海默与政府讨论氢弹研发的会议，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经来到了“获得政治地位以掌控研究影响并终止核武器研发”的战后阶段，在二战后与政治集团产生了更深度的交互，甚至自己成了政治家。即使如此，一切也并非奥本海默回忆中的“完全压制”---在反驳资源之说的时候，奥本海默始终以背影出现，这一方面由“凝视镜头“而说明了他与施特劳斯促成后者嫉恨报复的差异性，更埋下了“世俗力量打压奥本海默“的种子。这来自于施特劳斯在此刻的心绪，他看着奥本海默对研究所的肆意嘲讽只能勉强笑笑，进一步激发了嫉恨之情，与“凝视镜头”带来的与对方之差异感相结合，最终引发了现时里的报复。在这种对比下，奥本海默在战时甚至没有获得施特劳斯回忆里的声望，其对世俗者格里菲斯的“压制”也就肯定不可持续，只是他的不谙世事而已。
而在奥本海默建立起“理想团队“的基地，从而将“实践终结二战的理想”推进时，施特劳斯的回忆也完成了对其打压的推进，从而否定了前者。他咒骂着“那该死的基地“，并想起了“与不理睬自己的爱因斯坦擦肩而过”与“旁观奥本海默嘲弄自己”时的嫉恨，并意识到科学家与自己并非同类，反而是对自己所处世俗的自认居高临下者，因此才在科学家出庭的风险下决定证明“自己对抗奥本海默“，将计划推向“将其彻底恶人化”的下一步。
“实验进程中的泄密苏联事件“，成为了将此前潜在世俗化转到表面的激发节点。奥本海默等人的理论成果在苏联得到了更快的实践，这直接激化了美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立，引发了查内鬼的行动。这在当时宣告了奥本海默“世界大和谐”理想的破产。在“过往”中，他的基地根本不是独立于阵营分化之外部世界的理想化存在，而是出现了苏联间谍，成为了对战后世界非理想化的一种前导：现象已经给出，美苏却尚在暗战。在“现时”则是完全显露的“针锋相对”，美国彻查共产主义，与苏联直接竞赛，施特劳斯、格里菲斯、劳伦斯等与奥本海默面临听证会控诉的关键，也导致了旁人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环境中深陷危机的自保，抛弃了原本尚属于同一团队的奥本海默：施特劳斯为了洗白升迁而要坑害他，格里菲斯等人也必须厘清嫌疑。
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了苏联作为共产主义国家对于理论目标的违背。他们的成员会为了自己的阵营背叛奥本海默，打破团队在基地中追求“消除阵营对立“的氛围。其国家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核武器竞赛，这说明世界的阵营对立并不局限于二战，而是作用于所有国家的永恒现象，共产主义国家也无法超脱。这又一次标志了奥本海默的理想受挫，他以为的“不同见解者倾力合作”终于毁坏，变成了受困于政治现实的各自保命，终结二战消除对立与随后对共产党的信念也再次动摇。
在回忆中，施特劳斯和格里菲斯成为了终战前后的和谐团队分化者代表，他们在各自的时点中用低姿态配合着奥本海默，似乎与他组成了昭示“理想压过现实“的团队，到了判决一切的两个听证会之“现时“后，则或主动或被动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世俗地界。针对泄密事件而形成的问话让二人建立了跨时空的同步。在施特劳斯的听证会上，他回忆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自己对泄密事件的反应，并给出了“我在当时信任他”的说法，表明了自己现在对奥本海默的不信任，这是黑白色彩下的世俗化理解。同时，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也格里菲斯第一次出现在现时段落中，直接便是背离奥本海默的状态，在“是否现在依然会给予安全许可”的问题上无法作答，用更犹疑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离心。这是奥本海默的视角，因此尚且不那么黑暗，却已经露出了格里菲斯被迫背叛的迹象。这在画面上也有所体现---在多个奥本海默的侧越肩镜头里，他都成为了对格里菲斯的凝视者，而“凝视”镜头则是对“差异者感受”的象征。
由此可见，对于泄密事件的听证会段落非常有力，它第一次正面击溃了奥本海默对理想的信念铁壁，几乎是亲眼看到了自己逐梦盟友在现实压力下的倒戈，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他对“语言规则“的轻视，对二人--以及遭受类似待遇的劳伦斯和特勒等科学家---始终俯视而行的“不经思索之傲慢言语”。非科学家的格里菲斯甚。在世俗化的想法之中，他对奥本海默的感受就像施特劳斯决心抛弃他时回想起的一样：自己其实一直就不是他的盟友，而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暂时屈从，扮演一个似乎被他纯粹理想压制的“世俗伙伴”。
这也体现在了对该事件的彩色回忆之中，以奥本海默打造的理想化和谐基地的变质与失控为表现核心。他带来了所有科学家的妻儿，并建造生活设施，试图实现科学实验与个人生活的同步完美，由他一力负责且出于沙漠之中，完成了对外部世俗与政治力量的隔绝。在这个段落中，我们也看到了奥本海默继续为之的“对抗世俗”，他给被纳粹排挤的德国人打开基地大门，也吸纳了共产主义分子，最后更是拉来了军方坚决抵制的反战同伴，试图在这里延续超越国籍、阵营、思想观念的纯物理学研究，并根除战争以造福人类大和谐。他对世俗规则的对抗也一如既往，强行压制了军官关于取消科学家亲属聚会的保密要求，将想违规打电话的家属直接纳入有许可的研发团队，而劳伦斯更是用“我知道分区的规则但没说遵守”来嘲弄保密方案。
然而，就在这属于奥本海默的彩色回忆中，泄密事件干脆地发生了，这无疑意味着奥本海默的“彩色”理想信念遭遇到正面冲击。在电影进展到这个事件时，现时里的奥本海默看到了盟友的倒回世俗与团队分裂，而回忆里的泄密发生也意味着其在过往的同等感知，兼容并包的逐梦团队其实暗含来自共产党的世俗争斗，动摇与冲击同时发生在了两个时间点上。这也改变了第一阶段里的回忆状态，不再是表面完美之下的潜在暗流，而是来到了水面之上，“彩色”尚存，对应着此刻奥本海默尚未彻底崩盘的信念，却已经在两个时点下遭遇了更加直观的打击：诺兰第一次安排了外人对彩色回忆的视角切入，委员会会议时点下的军官尼克尔斯回想自己观察科学家会议时的情景，他带着“寻找阵营间谍”的姿态进入了彩色的回忆，而彩色回忆也从“奥本海默专属”与“模糊视角来源”的两阶段过渡，来到了更加连通外部世俗且打破奥本海默个人封闭性的新阶段。
被打破封闭的并非只有彩色回忆，还有更加确切的基地，奥本海默费心建立的双重理想之伊甸园的倒塌，这也正是泄密发生而理想证伪的场所，并处于“委员会会议”和“奥本海默听证会”的两重回溯之下，对各自时点下的奥本海默产生影响。
在原子能委员会会议时点出发的尼克尔斯视角中，彩色画面下的热烈讨论景象被放置在了黑白本质的意识形态怀疑眼光下，由此削弱了彩色对应的逐梦理想化氛围。这也在施特劳斯的委员会会议与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中得到了并行的延续：由二者出发而进行的“研发讨论与团队壮大”回忆里，彩色画面中的奥本海默在一步步组建起隔阂消除的理想化小世界，并以研发原子弹以终结二战为理想实现目标，一切却始终处在两个会议回溯此刻时针对政治立场的怀疑与质问语境下，结合泄密结果对质疑的佐证，便成为了对“彩色”理想化的证伪。

事实上，在他们初入基地的时候，关于基地世界的负面信号就已经出现了。先是夫妻二人驱车时孩子的不停哭闹，这是对此前婴儿作为“俗人生活存在而干扰夫妻二人逐梦“的延续，随后是凯蒂抱怨这里没有厨房，这是对上一阶段“接受军方指派”时开头一幕的再现，彼时的凯蒂同样与奥本海默发生了夫妻相处的不愉快。相比之下，这里妻子的不快更加明晰，预示了这一阶段的世俗化重点：研发对现实战争的非和谐影响，因为这是战争用地，因此才一切从简。奥本海默自己随后也提到了这一点，对朋友说“铁丝网，栅栏，这是战时”。类似的暗示也发生在了研发会议之中：虽然尚不是尼克尔斯视角与对格里菲斯的质问，还保持了从委员会会议出发的奥本海默视角，但特勒的呛声已经暗示了科学家团队的暗潮--他拥有对奥本海默的多个“越肩凝视”镜头，暗示了对后者的“差异化”心态，也与施特劳斯一样对嘲笑自己设想的对方心生嫉恨，埋下了听证会上背叛的伏笔，而他此时提出的类氢弹设想更对应了战后美苏争霸的非理想化升级，与此刻的会议氛围完全相反。
在实践阶段的开头处，家庭与科学便在妻子的不快中流露出双重的负面暗示，并确切地体现在了基地环境的“非理想”上：研发成果最终投放的战争绝不符合科学家的理想，这里也是战争绝密场所而非科学家的逐梦理想乡。
在表现基地的真相时，诺兰也细致地展现了奥本海默的转变过程。一开始，他描述了此前发生过的最大爆炸，“语言”由此有了新的延伸形式：与其“现实感”匹配的“现实中的爆炸画面”，随着描述出现在银幕上，所有事物毁于一旦，初步动摇了“爆炸画面”对理想的指向力。随后，奥本海默却依然将爆炸带回了自己掌控的理论模拟层面：火焰的闪现与现实里模拟物理反应的杯子与金属球，意味着他“掌控原子弹的现实力量来终结二战分化世界”的本阶段理想。这也带来了他抵抗军方时的小动作，在同伴宣布不遵守分区保密时将小球扔到杯子里。
但是，他已经愈发明显地遭到了军方的反压制，先是在比格里菲斯更强硬的尼克尔斯面前被拉到均势--俯仰拍的正反打变为水平正反打--然后则是泄密发生后面对“剥夺基地控制权”的颓然坐倒：镜头逐渐拉远，给到他的背影，与强势离去的军官形成力量对比的扭转。同时，他失去基地控制权也就意味着理想载体的旁落，基地严格执行的各种禁令也让它不再是独立于外部战争政治的理想乡，就像他研发的武器逐渐落入政府的手中，执行与理想目标完全相反的任务。
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人物转变表现来自于“语言”的压倒性。委员会会议中，奥本海默第一次让“语言”占了“物理理论展示”的上风，关于苏联研究内容的物理讲解全部停留在语言上，而更多的则是旁人对研究人员的分析推理，逐一指出奥本海默招募成员的政治倾向问题，以及对苏联掌握该研究的担忧，奥本海默也第一次在施特劳斯的面前语塞，他试图证明基地没有政治叛徒，并扭转大家对美苏氢弹争霸的预想，猜想美苏会共同放弃核研究，却在尝试辩白后无言以对，不得不接受对方对世界政治环境的凡俗化理解，并随之确立自己的下一阶段理想目标：转以政治家的身份获取话语权，尽全力限制氢弹研究。
在这个阶段，对于听证会与委员会会议，诺兰都强调了语言的压迫力，不仅仅是其对理论的取代，更包括了语速、节奏的加快。与说话速度同步，剪辑更快速地流转于众人之间，镜头也始终在非慢速地移动，整体质感变得急切而细碎，充分对应了语言对奥本海默的冲击：他擅长理论，语言则只是自己有利用价值时暂时的无视规则，不足以应付对方动真格时的攻击，理论对应的纯粹理想也敌不过语言接壤的政治世俗，对其他人的猜疑与责难哑口无言。在愈发犀利直接的意识形态言语中，奥本海默彻底意识到了研发对阵营化战争的从属关系，而现实语境下的自己正是属于“敌方阵营”的共产主义者，这让他参与研发时的超越阵营之理想化动机不可实现，反而必然引发他自己的覆灭。
更加巧妙的是，围绕着上述表达内容，为了强化基地泄密事件对奥本海默打击的重要性，诺兰更是将上述的原子能委员会会议赋予了更丰富的表达效果。他借此将叙事时间条理进一步复杂化，等同于带来了一个发生于过去的“听证会”：在此对泄密事件进行复盘，从这里出发而同样展开了诸多对研发时点的回忆，从多时点、多事件，到尼克尔斯加入的“多人物视角”，共同指向了原子弹开发时期的苏联暗流，对基地的小型和谐理想世界进行否定，也动摇了奥本海默对苏联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心。这构成了泄密事件这一剧情阶段的重头部分，是施特劳斯、奥本海默、两名军官的共同记忆交汇处，便成为了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全貌。它全程的黑白定义了真实世界的状态，也说明了奥本海默在这段回忆中感受到的现实冲击。这是听证会现实与复盘这两个时点下的双重打击，二者高度对等，奥本海默在后者中的动摇也等同于对听证会的感受。
而从全片结构上看，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也确实引发了奥本海默对现实世界认知的关键质变。此前的他对苏联与战后世界非理想化的真相已经有了逐渐积累的感知，从托管亲友的打探口风到格里菲斯的偶提竞赛，再到泄密事件的发生。但是，此前的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感受，一切都是不确切的，包括泄密事件可能也只是失误而已，更明确敌对的也是美国一方，甚至一直到该会议稍早些的“终战时点“也是如此，由杜鲁门明确表示了对苏联的核战假想敌之意。然而，以委员会会议为回溯出发点的泄密事件复盘中，奥本海默不得不回忆起当时涉案三人的一幕幕，并由“火车上复盘”的“二重回溯出发时点“带来的层层动摇，在事件、人物、出发时点上同时面对叠加合力的冲击。以会议开始时施特劳斯展示的苏联研发核武器为开端，他就被迫意识到了苏联主动参与争霸的真相。而在该会议之前由苏联主导的泄密与美苏争霸在双方共同意愿下的格局，则让他看到终止二战之于理想的无意义，从科学家转为政治家，开始争取限制核武器。一切从“裂变”彻底转为“聚变”。而整个委员会会议又是听证会之“现时”的回溯过往，因此完成了又一种“叠加”，成为了对“结局时点”中奥本海默的多重冲击。
具体而言，在委员会会议和听证会的两个时点下，奥本海默面对着泄密事件的四个可疑人物--简、谢瓦里耶、艾腾顿、鲁马尼次--的共产间谍质疑。他双线辩驳并进行回忆，却也在回溯里无法消除疑点。事实上，在回忆的时点中他已然意识到自己的过分理想化，经由回忆则进一步加深，从而动摇了两个会议中自己对三人皆无罪的信心，只能最后沉默以对质疑。随之带来了对“进入二战后”之下一阶段理想让步的铺垫。同时，从回溯时点内部出发，它们又构成了对“二战时期”的表现，引出了理想在二战中的第三阶段。在同一段落中实现双时空、多层级的人物曲线与主题呈现，是影片的一大特色。
在委员会会议回忆的时点中，奥本海默处在“掌控力量以实现和谐”与“抹除力量”之间的理想过渡阶段。他感受到二战中对立“并非德国原罪”的复杂事实，在官方对共产主义主义的怀疑中感受到理想载体基地的崩塌与自己在政治现实环境中的受压与无知。在日本与苏联以对立形态存在的情况下，他试图追求“承认对立前提下的威慑”，理想的动摇在表意上对应了自己在凡俗官方的面前的愈发弱势，这种弱势在具体情节层面上则让他处于世俗语境的怀疑与压迫下，从而失去了曾经谋求的“力量掌控权”。感受到世俗化真相的奥本海默在“二战消除分化之理想的不可落地”的认知前对应性地失去了对世俗代表官方的优势，也就将原子弹拱手让人。此时让步后的理想形态，变成了“对阵营化二战世界的承认与威慑”，作为理想载体的原子弹让给了官方，并相信官方会保有基本的和平理念，将它用在“威慑而不大杀戮”的程度。

作为“对共产党的理想寄托”与“不了解世俗政治”的表现，首先要看的是鲁马尼次和埃腾顿的部分。鲁马尼次被带走后，他找到尼克尔斯要人，却明显弱势，交锋中的正反打也首次变成了他一方的仰拍角度，预示了他与军方的优劣势反转，甚至自身都开始被怀疑，对方并没有爽快地给出拿到安全许可，处在了他没能料到的阵营对立环境中，此时二人身处的基地也露出了愈发明显的非理想样貌。而在他开脱因政治立场而被带走的鲁马尼次时，接受了马西的质询，交代出“值得关注的嫌疑人”艾腾顿。但当他与格里菲斯在火车上复盘此事时，对方又表示“马西是俄国东正教，恨不得将共产主义者全杀死”，带来了加入宗教因素的更复杂政治内容，让自以为掌握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奥本海默尴尬沉默，再受打击--马西对鲁马尼次的敌视并不那么简单，而是恨不得将他直接执行俄式酷刑以报宗教之仇，他所谓的“认为美国总统需要用这种暗自的方式与苏联交换技术“也是幼稚的理想主义。同样的打击也发生在与马西对谈的应对乏术上，他并不如对方那样掌握世俗化的政治怀疑思维。
显然，他并不如预想的一样了解阵营分化的程度，就像他无法理解二战中潜藏的美苏对抗，而不了解也就随后导致对“原子弹终结对立世界”的误判。这正是对他下一阶段让步的动摇点，并在此处有所铺垫---他一开始不想过多举报埃腾顿，却最终无奈地和盘托出，自行倒向了“对团队的拆解与怀疑”。
更重要的则是简。对泄密嫌疑人简的回忆带来了多重冲击的小高潮，说明了其事对奥本海默的冲击之大。在各种只鳞片爪中逐步意识到自己对阵营化看法与解决思路的幼稚，以及秉持世俗视角而愈发压制自己的官方后，他希望重回最开始的纯粹世界，却发现这也不过是又一个泡影，他能做的只有不断的妥协让步，从而引出了“向世俗平衡”的后续两阶段。同时，对简的回忆由复盘而起，中间又切到了听证会的问答，强化了对双时点下奥本海默的双重影响。既引导了他在二战时期的第三阶段理想，也由听证会时点而推动了对现时中其人的打击。
奥本海默密会简，试图找回曾经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等一切的理想化，同时期的他则感受到了自己之于政治的稚嫩与受压。寻找纯粹爱情也同样未能幸免，他的密会被军方跟踪，其人后续更是出现在听证会中作证。奥本海默回忆视角中的世俗入侵随之变得更加表面化，也非常直接地遭遇了“他人世俗视角叙述”的影响。与之呼应的则是“彩色回忆”的又一次“他人化”，格里菲斯对火车上质问奥本海默与马西对话一幕的回忆正是彩色的。在与简的密会中，二人虽然赤裸，奥本海默却无法如曾经一样地“永远回答简的问题”，出于基地的保密规定而保持沉默，二人已经回不去从前的美好，他也开始臣服于“意识形态对立下的质疑视角“这一外部规则。
这种动摇由委员会会议开始，并以听证会收尾，从而带来了双重打击。与简幽会而全身赤裸的奥本海默幻觉一般地出现在听证会中，麻木地回应着与简的做爱，这将这段爱情密会直接带入了最政治氛围的环境中，以最强烈的世俗眼光去批判性地审视它，将其纯粹性放置在道德伦理的羞耻与意识形态的怀疑之眼光下，彻底扭曲了它之于奥本海默的定性。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的打击由此可知。事实上，外人质询与怀疑的理由便是简对共产主义的皈依，其人在强大的世俗语境下已不再保持纯粹，而密会的麻烦来由则与“向其他势力保密”与“敌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密切相关，共同说明了奥本海默希望回归“纯粹之地“的不可实现，所有人事都不能摆脱现实的纠缠影响，并由简的自杀而进一步增强表达效果。这种影响也延伸到了奥本海默与凯蒂的关系上，听到出轨细节的凯蒂仿佛看到了简的挑衅，与丈夫进一步离心，这带来了丰富的表意--简破坏了凯蒂与丈夫的理想实践同盟关系，这意味着“纯粹理想”与“理想实践”的矛盾关系，奥本海默倒向前者即意味着实现的不可能，而转为后者本身便则意味着前者的原初目标分道扬镳，而二者又都被放置在意识形态世界的审视之下，走向扭曲与毁灭。显然，这是对后续内容的通盘概括。
针对与简的密会，现时中的他挣扎地表示自己再也没见过她，已然自行否定了这段爱情。这一刻，在他意识中的“爆炸”同样变成了毁灭性的样貌---简的自杀片段闪现而出，同时出现了就像爆炸毁坏的碎片，以及原子弹投下后人们庆祝终战的齐踏之声。这暗示了奥本海默对“纯粹完美理想“的彻底绝望，也感受到了来自于世俗世界的巨大压力，让涉足其中的他被迫对简保密，也让简在监控与怀疑中自杀。与二人爱情同步毁灭的则是对“原子弹”的理想认知，它在幻觉里的爆炸对应着阵营化世界对二人的摧残，原子弹带来的也正是阵营化的升级。这说明了奥本海默在听证会时点下对原子弹的真正看法，而男女关系对应的个人生活则与科学研发的“世界理想”形成对等，作为对“原子弹”理想看法的引导---男女是对后者的追逐者，关系的破裂也意味着追逐的失败。简在会面时扔掉花的细节复制了分手一幕，已经定义了这种失败：在每次约会中，奥本海默都不顾简的反对坚持送花，这是他认为正确的信念，实际上却只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从个人生活的分手到因“坚持理想”而招致的世界对立升级。
简之死与理想动摇的同步对应关系，在对泄密事件的回忆部分中也有更明确的表现。带来核反应元素的自然草原成为了奥本海默在初闻死讯时的悲伤之地，而在该消息到来之前，电影先让回忆段落成为了对理想终局的预言。研发以“杯子中投金属球”的理论化开始，经由老教授到来的短暂“科学家共会一堂”，最终却变成了老教授对他所做一切必将被曲解的提前定论：“你会成为普罗米修斯，面对自己的灭亡”，随后立即跟上了简的死讯。

随后则是双重打击的同步。奥本海默在纯粹爱人的死亡中沉默，对研发会议不再热心，其他人则是一言不合便辞职放弃，对离去者特勒的挽留也只是“一周来讨论一次”---此时特勒提出“你几乎是个政治家了“，而“一周一次”则变成了奥本海默“变回科学家”的时刻，这展现了他此时处于“科学家“到“政治家”之战后本质性妥协状态的过渡。这是非常微妙的一处，再现了曾经格里菲斯对他的妥协，此刻反而成为了他自己的让步--虽然他表示“是我不让卫兵放你走”，似乎仍拥有对基地事务的主导权，实际上却已经开始变为曾经军方的弱势，而特勒的研究者身份更是让他妥协性的挽留成为了对“实验”的让步，只能一周交流一次无疑是不完美的工作状态，与“基地失控”的含义相同。而这一切的动摇引发点，便是会议吵架时奥本海默沉默回想着的“简之死”，意识形态争斗对其个人生活的打压与“理想组合”的毁灭。
在这个部分中，过往委员会会议与现时听证会对身处两个时点的奥本海默达成了双线动摇，深化了“多重时点与多重回忆下的多重冲击”的模式，前者又显然可作为后者的记忆内容而形成又一重冲击。它随着奥本海默涉及事件的增加而增加，交叠在不同时间点上，彼此之间构成了“某一时点问答与回忆中过往”的关系，并最终一起归于现时发生的听证会，全部是此时对所有过往时点的回忆。如此一来，听证会中接受冲击的奥本海默的承受之力也就显著地愈发沉重。
可以看到，不同时点下的“质问者”是不同的，施特劳斯（委员会会议）、格里菲斯将军（奥本海默找鲁马尼次后的火车上）与马西（找鲁马尼次时）都担任过此职，而他们又都是听证会里的被质问者。只有奥本海默是所有时点中的被质问者，从而遭遇了所有人的冲击，成为“多重冲击”的一个形式。这也体现在了听证会的段落中，格里菲斯等人都在甩锅自保，只有奥本海默全程被动地接锅，所有的自辩均是对理想化的坚持，也就全然改变不了因世俗而形成的当前局面。
在多重的冲击下，奥本海默已经无法再维持信念，这构成了他在后半部电影中的主要行为：试图一步步地吻合世俗规则，将理想进行平衡妥协，却始终难以摆脱自己无法真正把握世界真相的限制。他也必然无法驾驭察言观色的世俗化言谈，像使用理论一样掌握语言，只能看着其他人的言语甩锅，自己却结结巴巴。
在诺兰的叙事架构中，委员会会议成为了影片正中间的节点，区分了前后半段，这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内心状态与所受冲击的变化。在委员会会议之前的“聚变”时期，奥本海默对计划的诉求没有本质变化，是凭借科学力量达成的“人类大和谐”，是共产主义的“消除一切隔阂”，从根本上解除世界里的阵营分化现象，他的身份与与他组成团队的都是科学家。其内部的区别更多在于“和谐的实现程度”，从最完美的和谐到自己掌控下的“结束纳粹消除二战分化“，再到最后的“相信官方的掌控，以威慑带来分化世界的相对无杀戮”。
然而，随着委员会会议对泄密三大疑点事件的回顾，奥本海默从中意识到了战后阵营化世界的不可避免，苏联作为共产主义实践者的反理想而行之真相：泄密确实发生在了自己建立的“共产主义、反战人士、多民族大熔炉”的基地中。同时，无论是在委员会还是二战后期回忆中，掌控权都在被迫地让渡给军方，而军方也始终或明或暗地流露着对苏联的敌意。因此，本质趋同的美苏官方必然掌控力量，也必然升级冲突，苏联由泄密而显露的“美国化”更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直接动摇，无论美苏都绝非可相信的理想对象。
委员会会议的结束部分，正是对前半部的总结，否定了奥本海默所为的意义，也将此前会议时点出发而形成的“多人多时点的多重冲击”进行了单一时空下的本质再现：奥本海默沉默地听着原子能委员会对美苏互相扔弹之可能性的商谈，意识到成果用于阵营争端之现实的不可避免，而带来“爆炸”影像的闪现画面则从自然中的蘑菇云变成了众人一致的脚踏，这是此前日本原子弹爆炸后的庆祝景象---爆炸与政治对立的必然相关性在二战中便到了大规模杀戮的地步，也将在随后继续延伸到美苏对立的时代。而在回忆的色彩上，带有直观“真相”的彩色回忆也首次出现：奥本海默对委员会会议结尾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对美苏争霸的他人言明，以及奥本海默对基地泄密与美苏和谐的抗辩无力。事实上，这也是他在更早时点的终战初期就从杜鲁门口中接收的信息，从而形成了其“理想化视角“下的自我动摇，与此刻委员会的“客观世界视角”给予他的外部冲击形成呼应。
这构成了他在战后世界的主要作为，也是“聚变“，却是以几乎放弃理想载体的巨大让步方式：原本以核研究为理想实现途径，却发现它只会升级阵营对立，因此只能将之抹除，来确保两极化世界下的“减少对立死伤”。这无疑是理想的巨大让步，也对应奥本海默身上的同等妥协，变成“科学“原点完全相反的“放弃研发”与“放弃科学家身份”，皆因为对立的世界是不可解的世俗真相。这事实上也推翻了他与凯蒂对于实践理想的最初设想，不再是“掌控力量来引导实现目标”，而是被迫的“放弃力量”。至于“掌控力量”的结果，委员会会议时点下的他已经非常清楚，是二战时代便不断涌现并在此刻被摆上战略地图的美苏争霸，以及由政府掌控下的“原子弹再现”，在几乎每次谈及氢弹时都会响起的“二战成功时的欢庆脚踏声”，看似成功实则毁灭。

对于战后时代，奥本海默放弃了对力量的掌握，拥有了对原子弹不可抗地被夺走后毁灭性后果的经验，也认清了美苏对立的不可避免。因此，他的计划似乎是契合实际的。但是，在委员会会议的结尾，也是奥本海默在时间线上即将“通向战后之下一阶段”的时候，依然流露出了理想化的特质：作为军人的博登找到他描述了导弹轰炸的记忆画面，他直接回应“我们会避免它”，将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而当镜头给回到博登时，对方却是一脸无语的表情。
显然，博登的本意是相反的“支持研发氢弹”，而其也正是上交奥本海默证据的举证者，是对共产主义敌意最大、对奥本海默身份的“阵营质疑”最明显的存在之一。奥本海默会错了博登的意，正是他依然有所理想化的表现，以为对方与自己一样反核战争，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一幕的设计非常有趣，这个节点是他开启政治家身份去限制研究的前导，却也让博登对他产生了必须诛之的念头，这便带来了一种信息的交叉，让他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成为了一个古怪的存在，越是努力便越会加剧打压。同样的非现实之理想化还出现在他与拉比的谈话中，他认为自己是“人们会听的先知”，才会将希望寄托在不停的演讲上，实际上到了战后的两次演讲却只面对了台下的鸦鹊无声。显然，即使奥本海默的理想在战后已经让步到放弃其载体和核研究一切努力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因不谙世事而被曲解。
在委员会结尾部分的引导下，电影后半部的核心得以凸显：对于“世俗”的更深绑定，成为政治家，呼吁限制核研究，争取在两极化对立严重的现实世界中保护人命层面的“无事”。一切距离最初的理想都无比遥远，不再是科学家，作为二战后期失去掌控权的回应，他必须接受政治舞台中的身份地位，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同时也不再追求创造理想载体，不再信任共产主义目标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阵营结束后的可实现。他只是在以一个几乎完全世俗的状态去应对现实世界，争取以放弃一切的代价换取最底线的理想目标：不再大规模杀戮。
如前所述，本片借助两个相对错位的“现时之结果时点”，以及两个主要回忆者对各自事件回忆的过往时点错位，创造了双重的表达效果：在现时的两个结果时点下，更晚的施特劳斯提供世俗视角下的“真相”，将奥本海默依然放在世俗化的语境中，从而否定了相对较早的奥本海默听证会中其人努力辩白的意义，而往往成组出现的“二战后”与“战前战时”过往内容，也同样以前者推翻后者，带来了极强的宿命意味，让奥本海默的种种让步几乎在其视角下的每一段彩色内容中都变得无意义。
这种手法也延续到了“委员会会议”与奥本海默听证会之中，前者率先出现并给出原子弹爆炸的毁灭结果与“阵营依然对立的非理想”，而随后出现的则是二战后期的奥本海默回忆，是他处于“相信官方的掌控，以威慑带来分化世界的相对无杀戮”之理想让步阶段，并最终看到失败而通往“委员会时点状态”的过程。
在这种错位表达带来的必然失败之宿命感中，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对于掌控权的失去与妥协。首先，在他与格里菲斯的交流中，经历了泄密事件与简之死的奥本海默不再保持此前俯视视角下的盛气凌人，变成了水平视角正反打下的平等对话，从“语言”和镜头上都表现出了对世俗礼仪的接受与世俗之人的容纳。而在反复实验的回忆段落中，我们看到了他与军方的话语权高下，格里菲斯强硬地给了他一个交工时间。这也吻合了计划的进展阶段，从前半部的理论研究环节与“爆炸的想象画面”，进入了后半部的应用实验环节与“爆炸的现实画面”。
这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对计划理想的让步。他又一次骑马行走在大自然中，象征“理论”之“原初形态”的杯子与小球也再次出现，意味着他对核反应理想的信念回归。随即，他以先知的姿态与演说“德国已投降，要放弃研发”的同事辩论，表示“研发成功后的威慑会让美国兵减少死亡”，赢得了众人的信奉与仰视。同时，基地似乎也又一次成为了反映第二重理想的伊甸园，人口越来越多，正像他希望原子弹做到的“挽留生命，减少死亡”。
如果获得掌控权的格里菲斯等人将原子弹只扔入海里或单纯持有，去保持威慑，自然就可以做到对草原上抗议传单“技术改变文明”的消除。此时的奥本海默寄希望于此，因此才推开了科学家伙伴的取消实验情愿书，接受了“我们制造它却不能决定怎么用”的事实。他也能像快速剪辑中的实验准备画面一样，攀登上高塔，触及拯救世人的神明之位，将原子弹赋予“三位一体”的耶稣称号。就像反复出现的实验用弹画面所强调的一样，一个被严密保护、威慑“敌方”而不做杀伤应用的实体研发成果与“在阵营对抗环境中保护人命“的研发意义，便是新的目标与对官方的期望。
然而，他的让步恰恰是又一次的不谙世事，当武器掌握到政治家与军人的手中，他不会有任何的话语权，对方也是全无底线理想信念的彻底“对立思想者”，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还是任何国家都如此。因此，在后半部中，听证会对轰炸计划准备期的追问与回溯，便成为了奥本海默对该阶段理想失败的回忆。前半部的多时空回忆形成了多重冲击，后半部则更加复杂，对奥本海默的打击来自于多方。

回溯实验阶段的过程中，美苏实际存在的原子弹对抗，带来了损伤人命的战争发生风险，继续让他加深对阵营对立真相的理解，武器必然成为双方当权者进行无底线竞争的砝码，所谓的“保住生命”也是不可行的，而他自己对力量的掌控权也在愈发流失。为了表现这一点，电影设置了多个角度上的“理想实现与推翻”之变化过程。
首先，是政治家们与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使用的交互。在众人与高官商谈投弹事宜的段落中，一切似乎尚且向好，高官说着“保护文明，不投京都，迫使投降而减少伤亡”，似乎印证了奥本海默试图避免传单所言的心思，并且在一番讨论后也达成了“在波茨坦会议上将原子弹告知苏联，展示成果也是一种胜利”，回应了奥本海默在这里的建议，也对应着“美苏互相保持基本盟友信任”与“威慑取得和平”的理想内容。
但是，负面的信息却深埋在了这一幕之中。高官不在意地表示“我和妻子在那里度假“，将关于生命的投弹地点讨论变得戏谑起来，“军工厂工人为主，减少老百姓死亡”实际上也变成了一句空话。同时，奥本海默也直接地感受到了话语权被夺的压力。当他说出“一部分科学家对投弹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格里菲斯直接打断他并表示“研究完成就要将他们分割出去“，在此前面对奥本海默陈词时的多个沉默镜头已经说明了他的忍耐积累。原子弹的决定权已经离开了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在此处首次得到了无比明确的强调，而奥本海默的地位也在构图中进一步下降：他一直处在全景镜头中的边缘，而个人也只得到了斜侧构图，与水平对称的政客单人镜头形成了强弱的对比，而被格里菲斯打断的瞬间，同一人物近景中的斜向角度再次扩大，意味着他此前已经失去掌控权的状态进一步恶化。而在对讨论发言者的频繁切镜中，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的逐渐边缘化，他慢慢地离开了讨论中心，沉默地无法再被剪辑入画面，而高速切镜展现的热烈讨论便只停留在了军人与政治家---两种最强调意识形态对立的世俗之人---的身上。
在投弹结束而日本尚未投降的时间间隙中，奥本海默彻底意识到了政治家的无底线与自身的掌控不能。格里菲斯没有如他要求的那样提前通知轰炸，他甚至没有了知情权，而电台里的杜鲁门也说着“我们会更彻底更高效地消灭日本人”，显然与“减少伤亡的威慑促使投降”的理想目标大相径庭。同时，杜鲁门也没有如同承诺的那样与苏联告知原子弹的存在，只是如格里菲斯说的一样“只说了有个新炸弹”，美苏的戒备与敌意显然远大于此前会议上的“盟友互信”。随后，在他与杜鲁门的接触中，也无法阻止对方提出的美苏核弹竞争计划，而二人在正反打中的力量对比也很明显，杜鲁门的镜头中只有奥本海默的一小部分身影，反之则有杜鲁门仿佛笼罩一半画面的轮廓。这推翻了政治家的底线，展示了对立意识的牢固，结合奥本海默对力量的掌控不再，便带来了对二战后核武器竞赛的合理担忧。
而在听证会的现时之中，他也意识到了伙伴团队的分裂：在“麦卡锡主义时代“这一意识形态对立发展到极端的社会环境下，格里菲斯、施特劳斯、特勒，后两人虽然都在一开始强调了“我可以给他作证”，但面对“是否认为他现在依然可以信任”的问题时却均被直接切掉了画面，暗示二人的不答。他们终究都在听证会上为了自保而甩锅给他。在听证会中，即使奥本海默自认已经足够现实，但他依然低估了世俗阵营斗争的程度，所有人都会处在意识形态信仰的怀疑之中，哪怕稍有问题就会有巨大危机，连他本人在内都是受害者。因此，更加世俗的旁人会甩锅给他，而始终未能完全放弃理想主义的他则只能“语言应对无力”地毁灭。在实验收尾阶段的回忆与听证会现时的双重冲击下，奥本海默得到的正是对自身如此结局的被迫承认与无奈接受。
围绕着“原子弹爆炸”，“理想的实现与推翻”同样有详细的表现。在最终讨论与准备实验的平行剪辑中，我们看到了爆炸从“理论”向“现实”的一步步转化，并由不断出现的秒表声音与愈发快速的剪辑节奏而体现了急切性。这个过程带有双重性的意义。在表面上看，它是终结二战的关键，也是杜鲁门向斯大林展示其存在而“互信”的表现，为了赶上后者的波茨坦会议，实验时间才如此紧迫，一切似乎都在走向理想，将掌控权交给官方后的底限完成。然而，它实际上是毁灭的象征，成功时间的迫切内因是“着急向日本投放”，而非真的要给斯大林展示，因为杜鲁门只是含糊其辞。由此，它的急切就成为了官方出于杀戮目标的心态，也由官方要求而带来了科学家的被动---在高速剪辑中，原子弹逐渐化为实验状态，好像是由他们在一步步地筹备实验，其急切却来自于官方要求，“制造原子弹”于内里层面是“被动性”的。
科学家之于“爆炸“的被动，结合官方对其使用的无底线，意味着它在世俗掌控下用于阵营对立的不可避免。在高速剪辑中，我们看到了原子弹放入保护外壳，此时由科学家主导，随后则在格里菲斯等官方的催促下不断完成“解除保护”的行为：格里菲斯逼迫奥本海默过早地下达试爆时间，属下则表示“还有什么比轰炸日本更危险”，点出了实验的本质，与时间决定权一样说明了奥本海默的无掌控力，随后在实验当天，即使下雨且可能因失败而污染大地，奥本海默依然要在政府的时间要求下被迫决定照常实验，让“爆炸“带来毁灭，让自己成为“世界毁灭者”。
因此，奥本海默基于和谐世界理想的“神明”身份也是脆弱的，他先是眺望高塔，而在一步步爬上高塔并抚摸弹头的时候，其人与实验弹却都笼罩在阴影之中，削弱了此时“登上天空神位与执掌神力兵器“的理想化姿态。

实验成功则是最重要的“理想实现与失败“之完整段落。它先带来了一瞬间的理想达成。在试爆之前的当天，奥本海默似乎重新展现出了对一切的掌控。即将带来大雨的乌云代表着实验之于理想的反向意义，自然本是核反应中“宇宙基本能量”的来源，也是纯粹理想的象征，此时却在阻碍实验的发生。然而，奥本海默却掌控了它，断言停雨时间并进行试爆安排，最后也如他所料，这让自然重新成为了对实验的正向存在。同时，这也让“预言雨停”后的节奏有了一些变化，仍多处于走表的背景声音中而有急迫性，却有了如“奥本海默与格里菲斯对话”这样的缓慢片段，放低了那种“几乎失控的被动前行”之感。科学家拿回了自己对试爆的掌控权，就像最后时刻格里菲斯去前线，引爆室中只有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
而在他与格里菲斯对谈“无法控制反应而世界毁灭”的时候，电影同样带来了暂时性的圆满：二人都有些担忧实验杀死一切，这种情况最终却没有发生，水平角度正反打意味着二人的对等。这似乎抹除了开篇时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担忧，让奥本海默不至于成为“世界毁灭者”，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而格里菲斯在此刻的“同状态”也带来了世俗力量与奥本海默的共通，似乎大家都会将原子弹用在“和平”目标之上。
试爆的段落中，爆炸的火焰发生在了现实世界里，却因只是实验而未伤人性命，此刻的它由实验主导者奥本海默全权负责，甚至一步抵达了最理想的状态：将核武器力量掌控在作为科学家的自己手中，而不是交由政府去“使用“或哪怕“威慑”。同时，基地也呈现出了理想乡的状态，所有意识形态信仰的人都在拥抱欢呼，军方的格里菲斯等人也加入其中，一派消除争端与猜忌的大和谐景象，甚至连同第一阶段的保密规则也被无视了：奥本海默让人给凯蒂带去暗号，似乎让自己的婚姻生活变得更好了，而凯蒂接听电话时婴儿的哭声骤止，更说明了此刻理想对“凡俗存在”的成功压制。
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完美，实验的爆炸马上会变成实战的投弹，原子弹也会马上从奥本海默掌控的实验品转到官方把握的武器。试爆成功时的大团圆也终究只是暂时的景象。格里菲斯在庆祝人群的边缘离开了太阳照射下的光晕，走入背阴地的黑暗中，拨通了政府的电话，准备开始实战投放。
值得注意的是，爆炸瞬间响起了奥本海默的心声，或许是当时的想法，也可能是现时听证会中回忆此处的“复盘”：“我成为了世界毁灭者”。此时伴随爆炸的完全寂静似乎是“脱离喧闹现实的世界”，实际上却更像生命凋零后的死亡现实。奥本海默制造了原子弹，没有让它在物理层面无限反应，却难以阻止它出现后带给阵营化世界的“无限反应”：为了与对方阵营对抗而投放实战，在二战后则不断进行军备竞赛，将对立与核战争的危机层层推高。有趣的一个设计是，离开引爆室前的格里菲斯让他“尽量不要毁灭世界”，这指的是二人针对试爆风险的物理层面希冀，他做到了这一点，却没能阻止阵营化世界中的“毁灭”，因为那恰恰是由格里菲斯等官方人物决定的。他有对“使用时反应状态“的大致把握，却没有对“如何使用”的掌控权。
作为落地，实验完成后的奥本海默也迅速失去了短暂达成的理想。当他注视着实弹被送走并投放日本时，诺兰带来了对等于第一阶段“火车上回忆”的小型回溯节点，他想起了自己向士兵提供用法却被告知“我们会接管一切”的经历，从这个回忆中充分意识到了此刻围绕原子弹的一切之于自己的失控，作为大和谐理想伊甸园的基地的失去更带来了进一步的破灭，从而构成了后半部中的“多重冲击”。此时的他已经有所预感，对特勒表示“一旦使用原子弹就会每一战都有原子弹，直到更大的核弹出现”。他已经完成了作为实验研发者的任务，就如同格里菲斯所说的，“捧着他直到他做出来炸弹”，现在已经是失去所有权限的时刻，只能目送弹头远去---在弹头投放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得到任何通知。
结合上述种种，力量的掌控权落到了无底线的官方手中，因此原子弹被投放就意味着“用于现实威慑而保住人命“这一妥协理想的破灭。更大的打击则来自于弹头对二战后世界的影响。他与官方的力量与权限对比愈发鲜明，在与杜鲁门谈话的时候则被明确提出了美苏核武器争霸的任务。原子弹完全不利于战后的“保护人命”，阵营对立程度反而在核武器竞赛与实战的阴影中愈发严峻。这又是比“在二战中造成死亡”更深远的危机，让理想的破灭变得绵延无尽。
随着原子弹的爆炸，奥本海默成为了一个与初心截然相反的不情愿的“神明”，这也是他第三重理想破灭冲击下的阶段性结果。他是终结战争的人，获得了众人的欢呼，走过人群的跟随镜头高度对应了第二阶段开始时步入讨论人群的一幕，发言后获得一致追捧的“福音发布者”姿态也是如出一辙。然而，彼时的他说出了第三重的理想，是真正的先知，此刻却只是勉强吻合现实环境的不情愿者，赐予了人类以用法全然扭曲的神力，带来了与自己神明之心截然相反的结果---说出“日本人肯定不高兴”的话语，实际上却与“减少伤亡”的本心并不相符。他成为了与初衷背道而驰的伪神，众人只是在听信他那些不由衷的欢乐谎言。神力的真相则是彻底进入现实状态的爆炸，在幻象中摧毁了一切，只剩下焦黑的尸体与静寂的环境---与实验爆炸完全相同，代表了生机丧尽的安静世界。而作为理想乡的基地也彻底地被破坏了，先是他看到的哭泣者，然后是杜鲁门为了美苏对抗而长期化的征用，蔑视苏联的研发和资源，让“还给印第安人”的“回归自然”（纯粹理想化）不可实现，他在该阶段开头想要对抗的那份“技术改变文明”的传单反而成为了现实。
与杜鲁门的终战会面是关键的一幕，它使得奥本海默加深了自己对原子弹失控的认知，充分了解自己之于政治家的弱势，才有了对政治家身份与抹除核研究的本质性转变。电影细致地表现了他与杜鲁门的区别，出于理想与现实背离的他认为自己沾满了鲜血，是心灵的自我鞭笞，而杜鲁门则以现实思维表示日本人只关心扔弹的人是谁，则是仇恨的来源考量，让奥本海默在极度广角的斜向特写下承受巨大压迫与信念动摇---在现实的世界中，他的意志没有任何作用，甚至连“担责”都不会被任何人重视，重要的只是阵营之间对进行杀戮的政治家的仇恨，而不针对“制造杀戮工具”的科学家，这种视角下的他甚至是与原子弹割裂的。
同时，当官员说出“继续使用基地”时，他的身边出现了巨大的地球仪，这显然是对此前一幕的呼应：实验成功的时刻，奥本海默被抬到了美国国旗右前方，此刻的他是实验的掌控者，在弹头尚未应用的一瞬间实现了理想，是真正符合本心认知的国家英雄；而到了白宫办公室，研究被确定为争霸工具，掌控者变为政治家，他们试图做地球仪对应的世界王者，奥本海默则只是杜鲁门口中“不必让他再来”的“娘娘腔”。
因此，为了维护二战后冷战世界的基本和平，离开时再次看到《时代》封面的奥本海默必须彻底进入“现实”，同时也意味着对理想形式的完全逆转：接受杜鲁门提供的职位，成为“不情愿”的世俗之神。他作为政治家与演说家频频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涉及科学则少之又少。但是，就像此前让步后依然不够力的结果一样，奥本海默终究是一个不真正世俗化的人，他自以为的让步妥协都会以理想主义为基础，并最终被“完全世俗”的现实击溃。

有趣的是，随着回忆推进到战后时代，奥本海默和施特劳斯的回忆线完成了重叠，对同样事件的回溯也就带来了回忆段落的合一，并由此带来了奥本海默努力失败的“真相”。彩色与黑白的回忆段落在这里完成了互融，它代表着二人回忆的合一，更说明了彩色一方的溃败结局：此前的“旁人彩色回忆“只是一瞬，这里却由施特劳斯多次完成这种“对理想化的入侵“。而在内容上看，彩色部分也成为了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言谈随性而让自己嫉恨升级的世俗视角，以及随后对奥本海默信念的直接冲击，在宴会上告知对方“你任命的福克斯被确定是苏联间谍”，坐实了基地理想氛围破灭的泄密事件与奥本海默出于“大和谐”信仰的错信旁人。
“彩色”完全变质，也对应了奥本海默在这些段落中的“变质”。在自己的彩色回忆中，他也记起了自己在发言时对施特劳斯的间接羞辱，以及签署文件时对方的诱骗，最后则是对方遥控下对自己的窃听。特别是第一个场景，它在电影里多次出现，直到此时才变成了奥本海默出于凡俗视角的回溯与理解，并引发了又一次冲击---自己听证会的现时中，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看着凯蒂“就是施特劳斯干的“的咆哮，意识到施特劳斯对自己的报复，不再如前一秒的“他带我去的普林斯顿”一样强调旧情，只是沉默无语，意识到了自己认知中“伙伴”的分裂。
基于上述设计，奥本海默在彻底外露的政府极端行为中受到了理想动摇的完全打击，他也转向了更加非理想的世俗一边。而在这个部分中，施特劳斯也直接定义了“奥本海默利用政治影响力试图限制研究”的身份转变，随后出现的黑白闪回则带来了对此转变的结果：他的各种曝光、演讲，全部都处在黑白色调之中，而无视鲁马尼次等人被麦卡锡主义坑害的继续活动则愈发加重了危机，被fbi密切追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特劳斯开启这段回忆的时候，电影先以闪回的形式回溯了弟弟、鲁马尼次、谢瓦利埃被政治迫害的结局，最后则闪回到了委员会会议上的奥本海默。后者的时间点与战后初期的闪回接近，是奥本海默“以政治家身份活动”的开始，委员会会议上的他因简与上述几人的泄密嫌疑而动摇，最后依然向博登表达了“不再让爆炸发生”的信念，通向了战后的状态。而施特劳斯引出的战后回忆就成为了对委员会一幕的再现：同样受到几人结局与共产主义打压的奥本海默，同样目标的“政治活动”，而结局则是下一段的第一个镜头：施特劳斯“被杜鲁门拒绝后他很伤心”的话外音，以及奥本海默扔在桌子上写着“氢弹研究开始”的新闻。
同时，他的“影响力“也是不成立的。在委员会会议的最后，奥本海默表示“我说话时，他们听先知的”，似乎可以靠政治影响力而成为避免战后世界伤亡的神明，实际上在两次演讲中却只看到了官员的不满与台下的沉默。两期《时代》杂志封面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比表达，终战初期的奥本海默成为封面人物，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在施特劳斯听证会的时点下，他也登上了封面，并在随后的私谈中说明了自己运用舆论进行坑害计划的手段。两相比较之下，施特劳斯是更会运用世俗元素的人，目的也是政治向的“污名化”，而奥本海默则无法运用妥当，演讲换来听众的沉默，目的也是理想主义的“世界和平”。因此，他作为政治家的世俗化活动定会失败，就像他在动用“语言”的战后演讲与听证会答辩时并不如施特劳斯那般有效---吻合理想的演讲只在最开始的聚会上成功，在二战结束后则变成了“扭曲本愿的虚假成功”的投弹成功演讲，以及无人喝彩的两次战后演讲，“先知”称号名不副实。
作为失败的结果，就像杜鲁门说的，“这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他在战后的努力并不能扭转一切。他研发了“终结纷争”的神力，却引爆了升级纷争的危局，彩色回忆部分的“真相”彻底外显，意味着奥本海默信念的摇摇欲坠。在他自己的两段回忆中，我们也非常直观地看到了他的思想质变，这也是又一层的“回溯冲击时点”，带来了最关键与直接的“失败”认知：先是被施特劳斯告知共产主义分子被抓，意识到阵营对立的极端程度，下一次则是观看原子弹爆炸的尸体影像，意识到研发的现实结果，二者相结合便是不可扭转的“研发恶果在战后的延续”。
即使变成政治家身份，奥本海默依然不完全懂麦卡锡主义下的社会，忽略了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立程度。他依然没能彻底摆脱理想主义，更多的是摇摆与迷茫，在与特勒的交谈中面对“你到底信仰什么”的质问无法作答，既不相信自己方才演讲中的“结束核研究”可行，也没有应承对方关于“继续让我研究氢弹”的请求。作为结果，他所有的活动都会被怀疑是“服务于苏联”而曲解，并导致自己的人生毁灭与努力无果后依然持续的世界纷争。
由此，在听证会行将进入尾声时，他未曾抹除的“非世俗”本性再次暴露，且有了新的叠加，合力将他推上了被意识形态语境曲解的结果----此前多次铺垫的“与露西私情”在这里揭晓，这与“不讲礼仪的言谈”一样，是他“不守伦理”的一面，完整贯穿于三个时期，甚至在他转为政治家的战后也依然存在，并导致了劳伦斯的拒绝作证，伙伴再次分裂；而在听证会中，他也无法编造说辞，只能承认自己“为了保护谢瓦利埃等共产主义者而撒谎”，理想者的姿态显露无遗。这让他与其理想行为必然在世俗视角下被压迫与曲解，受到伪证的政治陷害与打字机特写下对自己的“有罪定性”。

在影片的最终部分，诺兰带来了第二阶段中又一种形式的“多重冲击”：出自施特劳斯的对“奥本海默听证会”之回溯。这也正是此前两个阶段中基于不同时点的“多重叠加冲击”的集合点，将“多重时间点”以叠加打包的方式给出。奥本海默坐在听证会上，回忆不同时期中自己的“不谙世事“之错误，而往昔回忆里又有回溯，从而承受了套娃一般的打击，愈发明白自己的不通世俗，哪怕妥协合作并压低理想也无济于事。而最后带来的回溯，便是作用于听证会这一“冲击凝聚点”的施特劳斯回溯：他才是筹划质询证据的人，我们在他的回溯中看到了听证会组建的过程，从提交物证到商量计策再到摆桌上人，一直通到了奥本海默面前的听证会画面，给予他多重冲击。同时，这在此刻的剧情上带来了对奥本海默的致命一击，完成施特劳斯的阴谋陷害。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多重“不仅是时间点上的，更因为施特劳斯的正式跳反而增加了“人物来源”的形式：他明确地成为了奥本海默本人之外的又一打击者，一手促成了冲击奥本海默的听证会。而施特劳斯其人也正是奥本海默自认“将自己带到委员会高位”的同伴，在剧情上足以给奥本海默的残存信念以最终一击，让他明白自己对“意识形态”与“凡俗人心“的理解浅薄。
施特劳斯说自己必须用坑害奥本海默的方式自保，因为不想在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位置后变回“平庸的鞋商”。这是他的世俗一面，同时也说明了对侮辱过他的奥本海默的嫉恨，等于是对二人初识的回溯，随后则是对对方嘲讽自己关于“同位素出口带来核危险“时自己尴尬心境的回忆---如前所述，这一幕是施特劳斯嫉恨激化的关键，多次在闪回中出现，也是他以阵营对立视角看待核研究时，与奥本海默产生的对立。在这里，施特劳斯给出了自己视角下回溯出的两个时点，既是对他自己的影响，让他明白自己与奥本海默的本质差异，心生嫉恨，又由此引出了对奥本海默的外力冲击：因嫉恨而带来了让他崩溃的奥本海默听证会。更进一步地说，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就展现的“不服从言谈与伦理等规矩”，导致了其在世俗规则统治世界中的必然毁灭，因此为了理想的所有努力都是失败且被曲解的徒劳。自身的“非世俗”与由此引发他人嫉恨的听证会，从宏观/内在与微观/外力的两个角度上构成了对奥本海默的毁灭。
在两次听证会的同步收尾部分，此前的种种叠加冲击都已经完毕，对“理想对抗世俗”的宣判结果即将到来，诺兰也带来了最后的点睛设计：施特劳斯的“世俗化坑害”与奥本海默“理想化反击”的正面对决。他让理想与世俗的对立回滚到了最初的阶段，并以建立了两场听证会在跨越时空状态下的交锋。平行剪辑之下，施特劳斯将奥本海默判定为“假装受到道德煎熬的虚伪受难者”，这是他出于自身世俗视角的名利化思路，认为奥本海默只是想以此来获得地位，因此要用意识形态敌人的定性去埋葬他，而奥本海默则努力陈述自己的煎熬，证明自己确实是受难者，所做一切无关阵营斗争，世俗与理想的表达都在各自语境下达到了最外露与最极致的形态。
在奥本海默这一边，他的彩色段落被证人自保的世俗行为“入侵”。特勒和格里菲斯无法完全违背本心，却也迫于压力与嫉恨，前者否认奥本海默叛国的同时也都认为“不应该给交给他委员会职务”，后者则表示“不会给他安全许可，但也不会给任何人，承认奥本海默在基地的意义”，劳伦斯则放弃作证，还有完全做伪证的博登，这都构成了“妥协性的局限胜利”。另一边，施特劳斯的黑白段落则在劳伦斯等“伙伴“抛弃奥本海默后，自己团队里的伙伴同样开始离心，并在最后两位科学家支持奥本海默并控诉施特劳斯坑害的证词中遭遇了反抗，被控诉“出于对奥本海默的私怨”。此二人不同于拉比和特勒一样涉足政治，与鼓励奥本海默“让他们下地狱”的爱因斯坦一样，是完全纯粹的科学家，他们与奥本海默形同团队的申张与反击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对最初理想状态的回滚，以研究带来世界大和谐”。
由此，二人以最初也最本质的“回滚“状态形成了跨时空的一对一。入侵奥本海默的“世俗”源头是施特劳斯私下闪回而再次强调的“凡俗嫉恨“，奥本海默听证会上的一切走向都源于他的设计。反击施特劳斯的”纯粹科学“则对应了奥本海默的最初理想化阶段。进一步地说，由于时间点的错位，施特劳斯一边被指出“罗伯是他安排的人”时，镜头切换到早几年的奥本海默一边，罗伯正在进行引导证言的逼问，这种连接方式无疑强化了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陷害---后者的整个听证会都是他在被控诉且自身表现出的嫉恨产物。
随之，奥本海默一方也摆脱了“自认受难者”的心理而激烈抗辩，由他的“实践理想的最坚实伙伴”凯蒂代行。命运共同体一般的她代替奥本海默对施特劳斯遥控的罗伯全面反攻，在对方的诱导与曲解证词中应对自如，施特劳斯也在反复强调自己对奥本海默基于差异感的嫉恨，认为他导致了自己的被排斥，是为“反击坑害”与“驱使坑害”的对决。随后，在跨越时空的平行剪辑中，对决进一步升级：施特劳斯与罗伯提出同样的质问，跨时空地借助后者之口，将奥本海默“不愿研究氢弹”的原因定性为世俗化的“要保护自己研发的原子弹的地位”，名利导向正如他本人，而奥本海默则强调自己的愧疚内因，其与理想目标背道而驰。

“回滚”对决的结果也是复杂的，是“实验核爆”的又一次再现。看上去，“现时”的理想得到了重建，信仰的底线在最后扭转了一切。但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假象，真正到来的是一种微妙的结局。
听证会的最后自辩便是有力印证。奥本海默反击罗伯的指控，最后更是直接说出了“我担心我们会使用一切拥有的武器”，完全坦白了自己出于理想破灭的根本心境。这是他的理想内容，与对方“不帮助研发就是叛国”的阵营分化语境针锋相对。在这里，毁灭性的原子弹出现，并延伸为原初理想伙伴简的象征意义死亡，先是庆祝二战胜利的跺脚，然后是杀死人类的幻觉，最后则是现实里与罗伯逼问同步的压迫来源，自身的“世俗化使用恶果”与对方的构陷完美结合。奥本海默此前一直回避明言前者带来的心境，因为那会触发毁灭的痛感，到了此时则终于一吐胸臆，将自己出于理想的本心说了出来，非理想的原子弹爆炸闪光与二战幻觉也随之消失，似乎带来了他的暂时胜利。落到与施特劳斯的跨时空角力之上，作为阴谋执行者的罗伯注视着联系凯蒂时的奥本海默，带来了施特劳斯对此刻中间性结果的感知，这带来了他在下一场听证会的续盘阴谋，也对应了彼端时空中其本尊的又一次失败。看上去，科学研究与个人生活似乎都得到了最后防线的捍卫，回到了初时的状态。
但是，就像彼时实验的后续一样，理想实现仍旧只是一瞬间。奥本海默在判决公布后让凯蒂“别收床单”，推翻了实验爆破成功时刻的暗号。而在判决的时刻，胜利的不完美更得到了表现：他免于指控，道德煎熬的状态被接受，却依然失去了安全许可，出于意识形态阵营的不信任与曲解并没有消失。这同样对应了世界的状态，核武器竞赛逐渐停止，但争霸却依然持续，真正的世界和谐不曾出现，而承载着其理想的“核研究”也被他亲自否定了。这种微妙感也落到了对施特劳斯的“胜利”上---他证明了的东西，不过是自己出于理想不成功的“受难”而已。
在这里，肯尼迪是一个有趣的细节，他投上反对票，似乎破坏了施特劳斯在听证会上的计划，让施特劳斯丢掉了晋升的机会，也宣告了---他此刻再次想起的---“同位素出口中二人意见对立”一事上的本方失败，也没有让此前“对奥本的非彻底陷害”在又一次的听证会阴谋中再次推进，没能将奥本海默打入更极端的被否定深渊。而且，肯尼迪本人也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以总统之尊实现了“理想照进世俗政治世界”，缓解了美苏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机，但他死于非命的结果又让其理想国一般的“卡米洛特时代”如此短暂，达成的不过是表面的平稳，终究要因对立的本质而灭亡，就像“实验核爆”后瞬间的表面完美，以及奥本海默得到的妥协式表面和平与虚伪的世界认可。在对立严峻的2023年，这样的表达无疑极有暗示性，它彰显了“理想世界”在每一次表面复兴中的不可持续，一直到当今时代。
更重要的表达设计则是结尾处，“过往”、“现时“、“未来“的同步与交互。电影在最关键的“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这一关键时点进行了回滚，在叙事结构上最为决定性的点睛部分完成了对此前各种回忆追溯的暂时推翻与其后重现。在此前的电影中，“过往”与“现时”进行了对奥本海默的双重冲击，在结尾则依然同步地带来了对奥本海默的理想重建，实际上却是对“原子弹爆炸”之虚幻辉煌的再现：既复述了毁灭的高潮瞬间，也以对“未来”的连接而牵起人物在“原子弹“与“氢弹”两个大时期的终局状态，将二个时期里的晦暗结果连接起来，强化了毁灭的程度，成为了影片主题的升级。
电影回到奥本海默与施特劳斯和爱因斯坦初见的时刻，二人的谈话内容得以揭晓。其与施特劳斯以为的“排斥自己”并无关系，他从此时点下感到并逐渐积累叠加的嫉恨也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看上去，这是对此前施特劳斯视角下“客观真相”的推翻，证伪了施特劳斯听证会时点下其表达的本心理解，也否定了其世俗视角对世界真相的绝对反映作用，其终究是有局限的：一次次叠加下被当作“世俗化差异者”的嫉恨，让他的视角成为另一种主观，而两个科学家的理想化空间才是最终的真相，施特劳斯则成为了远处虚化的一个斑点。一切回滚到二战胜利这一“毁灭与理想二选一“的高潮时刻，前者对应着原子弹毁灭世界的非理想，后者则实现了“以理论实践结束二战的阵营分化世界”的理想。作为落地，施特劳斯的极致世俗在此萌生，随后逐渐形成对奥本海默的显化压迫，其被推翻便意味着“非理想“的败北，因此其后引出的时代本质也会有所变化---他逐渐产生并实行压迫的动机不成立，由此刻原子弹终战所引导的对立升级世界也不成立，就像核竞赛最终会达成的一致。
但是，二人给出的却是对理想破灭的预言。爱因斯坦将奥本海默视为自己的同命运者，以经历预言了他“倍受折磨，最后被谅解，却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你”的非理想化未来。作为呼应，奥本海默的未来也确实出现了，从而带来了新的“未来”时点。在听证会结束的多年后，奥本海默来到了“为了他们自己而被谅解”的授勋仪式，接受了政府授勋和老友宽慰，但作为其共同体的凯蒂却拒绝与曾经陷害丈夫的对方握手，就像她在听证会时痛斥奥本海默“不要握他的脏手”---一切其实并未改变，奥本海默的“握手”依然只是听证会被出卖后的“自认受难者”心理，凯蒂也依然不接受对方不变的世俗之举，从听证会的背离到授勋会的试图和解，对其行为的不认可与不满私愤始终存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凯蒂在这里非常重要，直接作用于收尾阶段的表意。在听证会的最后，奥本海默想起了二人“发誓以理想之心掌握核武器主权“的最初时刻，回到了“政治理想化逐梦“的实践起点时刻，凯蒂也抵抗住了听证会的压力，没有败给世俗政治力量，并在最后与丈夫携手回家。在各时点下多次经受世俗政治环境压力之后，夫妻通过了考验，凯蒂成为了奥本海默的共同体。然而，当奥本海默接受授勋时，她却依然拒绝与背叛者握手，镜头落到她对旁人一笑的瞬间，给出了关键的表达：作为共同体的她是奥本海默内心中“理想坚守”一面的具象，此刻便带来了她对眼前一切的不满，因此唯独对这些坑害者保持敌意，这说明了奥本海默心中“凯蒂“的依然存在。
由此可见，在“终极结局”的受勋仪式上，世俗世界依旧，奥本海默的理想也依旧，后者无法改变前者，前者也无法让后者与自己达成和解，后者的受难也就持续下去。仪式的表面平和正是对美苏世界“似乎非核战，实则对立竞赛”之表面和谐的具象。奥本海默并未得到世界以非世俗语境的认可和致歉，也并未真正放下理想而接受世俗，他承受的曲解打压、理想破灭依然存在，对世俗礼仪也只是委屈求全，依然是不情愿的受难者姿态，此刻正是对一切的浓缩：它带来了不甘心的受难之痛，其非神性也正代表了奥本海默的本质，让他无法成神，只能成为强行攀登神位的盗火者。
奥本海默似乎以授勋的方式重新被国家承认，但他理想化的逐梦团队却依然是分崩离析的，而国家对他的认可也不过是虚情假意的自我开解，一切仍是凯蒂在听证会后判断的“你以为他们会原谅你吗，不”。正如他在听证会结尾的遭遇一样，虽然免于严重判罚，却承受了撤销安全许可的结果，并不被完全信任。这对应了他与凯蒂的关系，作为二重性理想伙伴的他们恢复了夫妻关系，回到了理想实践的“起点”，但其努力其实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就像二人结识初期的种种暗示一样。他们即使回到了起点，迎来的也不过是受勋仪式的“受难者”结局而已。当奥本海默离开纯粹科学者简，将理想对象投向现实世界的时候，结局就已经不可更改，而简其实也无法维持其纯粹性，奥本海默能获得的至多也只是瞬间的光辉而已，正如他在原子弹实验成功时的短暂圆满，以及经由核竞赛缓解而得到的表面和平，实际上却无法停止本质上的对立，而理想载体也已经消失。

在结尾处，借由“湖边一聚“与“最终未来“的连接，奥本海默的身上出现了奇妙的被冲击效果。首先，前者是原子弹时期的末尾，后者则可以作为氢弹时代的结束，构成了奥本海默在两个大阶段里的理想争取结果，而它们呈现的则是同样的“世界毁灭”：大和谐的世界理想未能实现，奥本海默本人则分别被世俗代表施特劳斯与更多人所曲解。
同时，由爱因斯坦进行的“人生定性”包含了奥本海默的“战后“，具有基于此时点的未来预兆性，且同时针对之于“听证会之现时“的“过往、现时、未来“的多重时点。一方面，他被爱因斯坦告知的“未来”对此时的心理形成了冲击，并与此前经历的“战前战时之过往”相结合，他已经预见到理想目标在未来的受挫，此前的遭遇会延续下去，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包括了战后的限制核运动之“过往”、听证会的辩驳之“现时”，以及最后的授勋会之“未来”。同时，这一幕也冲击了“未来”授勋会中的他，让他确切地意识到了爱因斯坦的正确，从而再次受到打击，以吻合爱因斯坦告知的“受难者”姿态接受了他人的宽慰，由虚情假意给予自己的痛苦而开解了对方。这就是爱因斯坦告知他的唯一结局，以其预言性而凸显宿命感，他则通过确认而最终接受了宿命。
事实上，预兆性的元素多次出现在电影中之中，作为对“宿命感”的强化。“纯粹理论与独立理想“的第一阶段本身便是一则预言。简对他的“世界毁灭者“预言，基地名称初次提及时的全黑画面，简给他人生遭遇所下的忠告，都来自于这个时间段。这起到了对结尾表达的铺垫作用：在他的人生中，对毁灭性结局的预兆出现在最初的时刻，一次次地强化着对其随后理想尝试的否定，构成了最终悲剧的宿命感。而在每个时代中，官方的监视、基地中对共产分子拉上的窗帘，一直到显化的打压怀疑，包括每个时代中暗示的“对露西必然被批判的私情”，都贯穿其人生始终，带来了恶性预兆的逐步落地过程。
此外，电影中多次出现了“第一人称视角下的人物渐远”镜头，它象征着作为“观者“的奥本海默各阶段理想的动摇与让步，远离的人物即是他即将抛弃的阶段性理想状态，同样形成了一种预兆性暗示。首先是对简的远离，他即将告别纯粹理想化的完美状态。第二次则是在湖边结尾对犹太科学家的远离，他即将远离二战中“政府控制的无权力科学家”，进入战后的政治家状态。类似的还有实验成功后对原子弹运车的远离，此处加入了奥本海默的背影，进行移动的是车而非镜头，强化了此刻的重要性：理想实现瞬间的载体终究还是远离了自己的掌控。
并且，在最终的湖边一聚中，奥本海默的反应便昭告了他对过往、现时、未来的认知---湖水变成了启发公式的雨滴，随后却又从“自然”变成了“身处于投弹机舱”的幻觉，最后则是无限反应后点燃大气层的爆炸。“爆炸”从美好的理想变成了争斗的世俗，而他最终也说出了“我觉得我们确实摧毁了世界”，个人的生活面临事业的破碎，世界则陷入敌对的升级。当这一幕在电影结尾出现时，无疑是奥本海默对全部人生的定性，既针对此前发生过的一切，也针对彼时尚未发生的基于听证会之“现时”与“未来”。
这种“多重时点的交叠”成为了对“多重回忆叠加指向现时”之理想冲击结构的浓缩再现，又以基于相对时点的“过往”与“未来”之混合属性而完成了进一步的冲击复杂化升级，不再是绝对的“回溯过往”与“现时受制”。这也正是对“反应叠加引发爆炸”之“核爆”的升级，带来的却是彻底的毁灭之受难者宿命：以美苏竞赛为代表的阵营对立阴云仍在，理想主义的行为也始终不被世俗真正接受，特勒、劳伦斯、格里菲斯的最终态度都是暧昧的平衡，看似认可的受勋仪式更源于国家对他不由衷的虚伪，其中包含着对异见者的怀疑与敌意。它们并未消除，一直以其存在而证明着世界的意识形态化对立，对奥本海默的理想给予失败的定性，且延续到了受勋仪式的终局未来。
这也吻合了他最后对原子弹爆炸结果的描述：“我们确实毁灭了世界”。在与简初遇的“预言性“场景中，他是被动地念出了“世界毁灭者“，到了这里则变成了主动的姿态，意味着他对此命运的经历与接受。在他思想的闪现中，首先是即将实验的原子弹，正是理想的短暂实现瞬间，就像夫妻最初设想的一样，有关武器的一切都由他掌控，随后是委员会会议后奥本海默产生的“自身处于实战爆炸机舱中操作投弹”的幻觉，最后则是无限反应带来的大气燃烧与世界毁灭--这是他们曾在物理层面上避免，却不能在现实层面同样做到的“永久毁灭”，而非二战后的“从毁灭中重建”。
这里的“世界”，既是原子弹爆炸而引发的美苏足以灭绝人类的核武器竞赛之战后世界，也是奥本海默理想中的“大和谐世界”。因为原子弹的爆炸，现实朝着理想的反向急剧恶化下去。以此时点出发，它是对过往的总结，以及随之形成的对未来预言，也是对理想实现的否定：只有“抹除理想”，才能创造极其局限的和平，而他的理想者身份也依然会与世俗的世界继续冲突下去，受到对方虚伪和解之下的永恒压迫。
在与简的“纯粹理想化”阶段，二人都认可“对一切留有余地”的观念，这正是奥本海默对世界的根本理想，也是他的一贯做法。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极化对立，而是能有余地去缓冲中和，创造一个异见者们大和谐的理想世界。而在对理想的践行中，他则同样留有余地，不一味追求理想的完美实现，而是在挫折后向现实逐步平衡，执念于阵营之间“余地“的最大化，寻找妥协而可行的理想落地之道。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没能创造“有余地”的世界，哪怕最后时刻的“余地面积”已经无比之小。这个观念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行的，因为世俗阵营的争霸世界里全无余地可言。
对湖边时点中的奥本海默来说，他尝试用原子弹终结二战导致的阵营分化，实际上却发现阵营分化并非仅限于二战而是世界日常，原子弹失去了掌控成为政府手里的分化升级。奥本海默没有让他和爱因斯坦猜测的“无限反应并毁灭世界“出现，这是物理自然层面的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世俗因素，这种成功在世俗的世界中没有意义，只会带来政治对立上的“反理想”，因其出现而激化阵营冷战与核战争威胁，毁灭世界与理想人生。
而从此时点下独立存在的奥本海默来说，说出这句话的他又带来了新角度上的“多重冲击”结构，指向的内容却有所不同。预言的加入、对原子弹的总结、平行出现的终局，共同形成了独立出现于“湖边时点“的“过往”、“现时”、“未来”之三重叠加，此刻的他同时接收了三个时点的冲击。这让他此后在冷战时代的继续努力成为了一种对“受难”的拥抱：明知一切也要尝试，不惜成为被世俗世界压迫曲解的受难者。
并且，最后一镜的“我们确实毁灭了世界”也成为了对其全部既有与未来人生的定性：以抹除理想的毁灭方式实现妥协于现实的理想，在毁灭世界后建造一个表面和平的短暂世界，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理想世界---局部实践的基地那样的大同形态---大相径庭。他在原子弹爆炸中毁灭的是二战世界，也是理想化战后世界的可能性，由一战后苏联开启的天下大同之社会主义理想在二战后的冷战时代被美苏彻底证伪，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斗争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其限制研究的行为完成了对理想的直接推翻，甚至因其巨大威力带来的背离而比战前时代更加尖锐，更等同于对其主观世界的人生毁灭。矛盾与离心的趋势已经开启，并不会因为核武器的限制而得到本质性的改变，这也由如今的现实世界得到了印证。
在最后一个镜头中，奥本海默闭上了眼睛，隐约间对应了相对此时之“未来”的听证会。彼时的第一个镜头正是他的“睁眼”，这让结尾时的他与之无缝衔接，成为了对随后发生的一切的预示。“睁眼前“的“看到自然元素与物理反应“只是幻觉，“睁眼后“看到的则是冰冷的听证会，这正是他在人生中每一阶段的状态曲线。由此，这个衔接也成为了在影片结构上的“人生总结”，在结尾处的时间点上成为了对二战经历的回顾与二战后一切的预知，它指向二战前的“过去”、终战的“此刻”、战后努力与听证会的“以后“，一直到受勋仪式的终极“未来结局”。
这种复杂的毁灭认知与世界不认可带来的人生扭曲相结合，让他的内心始终处在最后一幕的状态：直到最后的受勋仪式，都保持了“受难”的心境，且内心煎熬程度甚至远超完美造福世界的普罗米修斯。这种抹杀式妥协换来的局限性成功，也对应了结尾传达的虚无感，以其“开放式结局”引导观众对此的辩证思索，进而触摸到奥本海默的受难心灵。
在结尾的时候，他的受难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化，来自于世俗之外部世界的打压，更有理想置于世俗中的内心折磨，来自于对生命毁灭的愧疚，对理想动摇的受伤，更有新加入的部分，来自于对必须亲手抹除理想载体“核研究”才能实现表面和平的巨大妥协之痛。他一直在对世俗妥协，最后牺牲自我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极致的妥协式“胜利”而已。而这一切的感知，对二战前的总结、终战时刻的体验、听证会乃至终极未来的感知，都在结尾的“闭眼”中汇聚在了一起，由前两者引出了对第三者---开头位于结尾更晚时点的听证会上的“睁眼”---的预兆。这也加成了“我们毁灭了世界”与无限反应燃烧大气层的表达效果，此刻的他还未去到二战后的终极结局，却已经由过往的体验而预见到了自己在未来的必然宿命。

从起初到最后，奥本海默都无法成为完美的神明，也不能在世俗中实现“造福人类”的神之理想，只能得到含糊的妥协式结果。他在多个人生阶段中都就接收到预兆，也确实有所体验，只是不同于施特劳斯等自甘堕落的凡人，依旧要去徒劳地努力。他成为了普罗米修斯，一个想要将神力赋予人类的非神，但却终究不是具备此等资格的神明本尊，因此也就只能如普罗米修斯一样地陷入无尽的痛苦，成为“受难者”。
在影片的最终升华部分来看，人性才是诺兰给出的极致，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终极世俗，以人心嫉恨而引出了以阵营斗争为质询内容的听证会。阵营的斗争形式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但人性基于世俗一面的“嫉恨““暴力”“自大”等攻击性却是永恒存在的，这也引导了阵营斗争的永存，变化的只是形式而已。
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电影，也让诺兰做到了奥本海默未曾触及的事情。当他扔掉玩乐心态，拒绝用叙事把戏让观众露出廉价的惊讶表情，而是将之化为内存塑造与主题表达的途径，引发观众的深度震撼时，他成为了电影的神。
当然，它也用于旁人的身上，奥本海默凝视旁人，也被旁人同样地凝视，从主客观上共同组成了现时时点下逐梦团队的分裂事实---客观上旁人对奥本海默的“离心“，以及奥本海默在主观上基于人际的冲击叠加，让他意识到曾经伙伴在政治世俗环境下的分崩离析，同时又以各人的这般样态而展开他的回忆，在过去时点中回想起自己对各人从伙伴到“差异者”的认知改变经过，从过往一路回溯到分裂不可救的现时。时点与人数、过往与现时结合起来，形成了对奥本海默“一次次被迫确认其破灭”的信念冲击。在细节上，许多瞬间闪现的过往时点回忆画面，也都或“正面印证”或“反向推翻”地形成了对回溯时点中其人的冲击，进一步丰富了其多重性。
此时的他身处于“结果”时点的环境中，呈现被质问与怀疑的被动状态，因此他的越肩凝视镜头带来的是“被迫的接收”，对于麦卡锡主义的世俗世界让所有证人扭曲，打破曾经与自己的逐梦关系，并形成“听证会”之压迫力的一部分。而在通向“结果”的“过程”中，就像奥本海默视角下的彩色一样，这是大体上的理想化逐梦回忆，二战前中的时代也是“非理想因素隐藏而逐渐显露”的状态，因此奥本海默并没有得到越肩凝视视角给予的“对世俗压迫的被动感受”。
而在回忆中的“凝视镜头“，则主要用在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外人身上。这首先表现了他对奥本海默的差异感受，这与二人各自对同一事件回忆而形成的“理想认知”与“世俗真相”之对比相同，不停叠加着奥本海默在回忆里的“不谙世事”，成为其悲剧真相的暗示叠加。更重要的是，这也带来了他作为世俗世界象征而对奥本海默的“主观性输出”，这是由他出发的回忆，因此作用是与“奥本海默凝视”相反的“压迫给予”。他以世俗化的眼光审视奥本海默的理想姿态，并做出自己价值观下的理解，就像他用自己的“成名”之功利诉求推测奥本海默出于理想的行为，进而嫉恨地打压对方。世俗人视角下的“凝视奥本海默的理想行为”，构成了对奥本海默的“世俗笼罩与压迫理想”，与同时发生的剧情层面---施特劳斯的想法、理解方式、行为--内容合一。
而在施特劳斯之外，尼克尔斯的审视视角也非常重要，它出现在关键的“二战结束”时点上，奥本海默即将感受到终战实现理想的---即使已经多次让步调整---不可能，以及意识形态对立这一比纳粹更加永久持续之对立的牢固，本应吻合自己理想的共产主义领头人苏联的“霸权化现实”，而此时点下的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作为“第三场听证会”出现，以“现时回溯内容中的二重回溯”方式带领奥本海默回忆苏联对自己大同理想国之基地的间谍入侵，并在当刻强化了美苏核武器争霸的战后事实。他在这个时点彻底做出了理想的本质性让步，去到了属于施特劳斯回忆时点的“黑白色战后”，此前逐渐外露的非理想因素完全爆发。而对应这个转折的，则是尼克尔斯的“凝视镜头”。他在会议上回忆了自己对研究者讨论的旁观，找出讨论者中的间谍，越肩视角下的他以怀疑的阵营化眼光审视这些民族、阵营、思想各异的人，即以世俗眼光笼罩“理想化大同画面”，而其中也确实有间谍存在，此前隐含非理想因素的彩色回忆也第一次被奥本海默以外的人明确“入侵”了。

在其他角色中，施特劳斯尤为特别，拥有独立的完整“现时“，同样作为“结果时点“而对一切行为进行回溯的又一场听证会，提供的是世俗视角的解读方式，黑白色彩赋予了其以相对的客观真相属性。一方面，他是“旁人”的代表，其回忆份量与奥本海默的回忆完全对等，拥有最完整的“分裂”线索，于自身构成了一条多重叠加的冲击过程。首先，在现时时点下，他完成了“反水”的两个阶段，而在不同的回忆时点下，他不停地对不谙世事、对己不尊、又不停试图压制官方力量的奥本海默进行“凝视”，叠加着对于二人本质不同命的认知与嫉妒，并在两次“跳反”的现时剧情节点上瞬间回溯了多个过往时点，自己感受过的差异叠加起无尽的自卑，逐渐冲击掉了他对奥本海默的友善，先露出了“自保“的意图，后则完全张开了“谋划坑害奥本海默“的獠牙--这是对他外在形象的逐步揭露，形成对奥本海默“逐梦伙伴”认知的动摇，也是他自身在漫长时光中逐渐陷入自卑与嫉妒的深渊，因其固有的世俗本性而无法挣脱俗人欲念，最终毁灭奥本海默的过程，既发生在时间推进的过往，也作用于他逐渐坚定并将听证会按计划执行到最后的现时。而施特劳斯受到叠加冲击后的反水，也正是奥本海默最坚信的“初识伙伴”的背叛，对他在现时中产生了最致命的终极一击。
并且，施特劳斯同样作用于奥本海默的“过往冲击叠加”。他的视角便是世俗化的真相，自身也正是世俗世界的代表，对自己与奥本海默的天赋差异与对方的蔑视而积累起巨大的嫉恨。他接触到的奥本海默已经是二战英雄并领导氢弹研究，因此对其的感受也正代表了世俗对其“以两弹工作追逐理想”之行为的接收方式，带来了其在世俗世界里的结局：对其理想的世俗化曲解，对其功绩的凡俗心理。后者与施特劳斯对名利的世俗化追求结合，正是他凡俗本质的体现，并对理想化的“差异者”奥本海默进行构陷报复，一直到精心谋划的听证会，成为了世俗世界打压奥本海默的具象。
施特劳斯的黑白回忆一方面是上述的个人心路历程，一方面也是对奥本海默“彩色回忆”的真相揭穿，在一个个时点与事件中叠加起奥本海默不谙世事的真相，“世事”则是他此刻的世俗化解读方式。而在另一个“时点回溯”的角度上，是在最终跳反时从“密谋“到“奥本海默听证会组局“这一阴谋过程的多时点快进式回溯，带来了与奥本海默完全无关的新时间线，而其时点叠加出的便是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致命一击“：听证会，对应着他本人作为最初伙伴却最极致背叛的动摇程度。
音乐、剪辑、念白、运镜节奏，都配合这个加力的急促化过程，这又对应了原子弹爆炸中反应的原理：反应不断发生而集成巨大威力，从而形成了对主题的表达侧面---它并没有实现奥本海默的理想，反而成为了摧毁他的理想与人生的存在。
在电影的开头，两个回忆就分别被赋予了“聚变”与“裂变”的标题，各自进行着不同角度与形式的“冲击叠加“，又对应了各自理想破灭的不同形式。奥本海默回忆里的“裂变“是原子弹，吻合他对战前与战时的回忆内容，这是他走向现实中理想实现高峰的过程，试图在二战的时代中终结纳粹导致的对立，创造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大和谐”。彩色画面下的原子弹研发作为“消除二战时代的阵营对立”的载体出现，通向理想实现瞬间的实验爆炸。理想的失败更多集中在与“聚变”衔接的收尾部分，事态迅速走向武器落入政府之手与苏联盗取技术的逆转，二战结束并不意味着阵营和解。“聚变”是氢弹，是代表世俗世界的施特劳斯视角，是现实中奥本海默被曲解与压迫的真相。战后美苏争霸的氢弹研究让阵营分化的世界格局不可消除，比“对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理想尚存而逐步动摇”的“裂变”时段，它对世界真相的展示更加明显，与视角提供者施特劳斯的属性一致，该时段下的奥本海默也在原始理想破灭的状态下本质性的让步，放弃原本的理想载体核力量，从科学家转为政治家，与曲解自己并高度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时代进行明显而徒劳的对抗。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回忆在时点上的错位，让战后内容的“聚变”成为更早时期“裂变”的明示性结果揭露，后者的努力与实现事实上毫无意义，并没有作用到前者所处的晚期世界，平行叙事中的微妙错位无疑否定了奥本海默基于二战与原子弹的理想根源。
时间、人物、理想阶段、电影技法，都各自形成了冲击性的叠加，并强迫奥本海默一并接受这一切层面上的合力。这就像是原子弹爆炸的本质一样，物理反应的叠加引发爆炸，并一路推进到了结尾的轰炸日本瞬间，时间与理想状态上的“裂变与聚变“切换节点。这似乎是奥本海默理想的实现瞬间，实际上却是其毁灭从暗流走向实质的开端，结果正是上述多重叠加的信念冲击后“承认自己败给世俗“的人生崩塌。这又将一切带回了最初的段落：他对教授的暴力杀伤。他以为自己摆脱了“向苹果注射毒药的私愤自我“，洗净了作为凡人的原罪而成神，实际上却用核爆让更多人吃下了毒苹果，终究被定义为带有罪孽的人类。他从最初的“洗净俗性”走向了核爆，核爆的非理想化结果却又将他带回了最初，始终未能逃离世俗的现实世界，随之因“强行成神”而毁灭。

在片中，奥本海默成为了当代世俗里的普罗米修斯，将上帝之力带给人间，却遭遇“妄图成神“的惩罚。更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处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时代，人类世界复杂的多，自身也非泰坦一族而只是凡人，因此作为“取火”的“造出核爆火焰”并没有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给予世界正向的改变，而是推向更黑暗的深渊，无论是外部的客观世界还是他自己的个体人生。他想要成神，却因自身不可消除的凡人属性，最终只能成为受难者普罗米修斯。
“爆炸“便是“取火“，电影的多线叙事最终相会于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它是电影在时间顺序上区别“二战前后”的宏观分界点，也是最主要的理想载体。随着它的反理想式爆炸，奥本海默的理想崩塌也变得表面化，其完全失去了对研究成果的掌控力，再行努力只是徒劳。”爆炸”成为了“追逐脱俗之神位”之表面成功的结果，“毁灭性的爆炸”则是“无法引导世界改变与世俗审视”之实质失败的起始。电影最初以自然元素和理论公式的画面方式呈现核爆，突出了“爆炸“的纯粹科学理想，随后则以“进入现实的爆炸“与“语言描述爆炸“的方式削弱了其隔绝于俗世的科学纯粹性---它终究会放置在世俗社会里，而不能单单是物理上的“取火”，引领出的爆炸其实是画面里的“美好世界毁灭”。
借助两重时间线的设计，电影实际上也创造了更深度的表达用意：奥本海默的坠落并非从二战后开始，而是从未飞升，只是他本人对此并无察觉，而这种无意识其实也体现在了所有的人生阶段，人生的悲剧从开始到最后终未停息。因此，我们在二战前的段落中，已经从旁人的叙述角度中看到了奥本海默的受困于世俗标准，也在当代的前半段中看到了奥本海默对科学的依旧热爱与对世俗的依旧迟钝，世俗永恒存在，而他却一直无所察觉。而最后的二重反转，则点睛了这一层表达。
为了表现这一点，诺兰将奥本海默走上核能研究之路的起点瞬间做了设计，并给出了全片非常重要的表意系统。最初的奥本海默有着毁灭性的暴力一面，他会因为教授的小排挤而给他的苹果下毒，对于爆炸自然反应画面的幻觉也感到困扰，最终则将之发展成科学理想而洗涤自己---在倾听珀尔的演讲而理想萌芽后，床上的他再次闪现出核爆反应之自然画面，表情却不再难受，作为科学理想人格的确立，随后匆忙前去收走自己俗欲一面带来的毒苹果，才巧遇了珀尔并得到了留学德国的指引，走上具体化的实现理想道路。这样的巧合看上去表现了奥本海默之于核能研究的“脱俗”宿命，他始终拥有脱离世俗的“核能运用”这一科学梦想，这引导了他的自我救赎与人生飞升，理应带来世界在结束二战后的美好与他个人去除暴力原罪的神格化，这也让他之于“毁灭与否”的个体人生与核爆实战之杀人毁灭性的外部世界形成了细致的对应。他用物理学的内心梦想环绕了自己的人生，从而与包括内心中暴力一面的世俗隔绝开来，而世界也将因此变得不再“世俗”，排除掉了争名逐利与政治对抗。
但事实上，真正的指引是完全负面的。奥本海默在核爆中得到的反而是对世俗的坠落，看似用核爆和其后的“限制核武器运动”中阻止了“吃毒苹果”，实际上无济于事，在“个人”层面上被定义为“通共份子”而接受审讯，同时作为暴力一面的延伸，也在“世界”层面上真的杀死了万千生命。由此，“核爆”的意义被完全扭曲，从他一开始执念与构思的物理学范畴之伟大发明梦想，变成了最世俗化存在的政治集团的武器，从二战胜利到战后竞赛与对立皆是如此。
对此，电影设计了“核反应画面”与“密集台词”的对比关系。以前者来说，最开始，核爆画面基本发生在奥本海默的思想之中，完全独立于客观世界，随后逐渐过渡到了“客观性场景内的瞬间插入”形式，意味着它从纯粹物理学范畴向世俗人间的堕落。随着影片的推进，核爆画面之于奥本海默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助推他脱离世俗的驱动力与终极梦想，反而成为了打压他的世俗本身---它往往与责问奥本海默的台词并行出现，如接受听证会攻击时与骂声同步的“暗示核爆的闪电”，此刻奥本海默也以广角镜头的特写入镜，突出了“核爆”对他的压力，而以毁灭性姿态出现的核爆画面更不用赘言。
对于“台词语言”，最初的核爆由单纯的物理元素与算法公式组成，复杂但不需要“台词”，后者随着电影的推移而逐渐增加比重。此外，“台词语言“本身也是世俗化的体现。电影刻意地强化了台词的密度与信息量，让它显得不够明确、直接，仿佛永远在绕弯子而又极具频率与语气带来的攻击性，尤其是对于物理探讨之外的内容。这正是世俗化的复杂，各方以正义和道德包装自己的利益目的，操着暗示暧昧的政治性言谈，其复杂难解度不亚于核爆的物理反应，却是它的绝对反面存在。
作为“反理想式爆炸画面”的前导，核爆的“逐渐语言化”带来了它的世俗，这也正是奥本海默必须面对的人生与世界的本质---他必须身处俗世，也就必须接受其“语言“下语境的定义，“造福世界”的逐梦行为被理解为“通共“，世界也会必然地滑向深渊。这也充分对应了奥本海默在电影前后的语言表现--从前的他眼中只有科学造福人类的上帝理想，因此丝毫不注意言谈中的措辞规矩，无视了世俗中的交流礼节与分寸，而当他逐渐面临理想破灭的世俗打击，理想设定一次次地妥协，攻击性的本能也让他陷入愈重的麻烦，言谈渐渐开始世故谨慎起来，礼貌中却流露了对世俗法则的投降。

电影的“序幕”非常有趣。奥本海默看着雨水，随后闪过了原子弹爆炸的画面，雨水被蒸腾起来。雨水与爆炸时的火焰得到了连接，成为自然界中的物理元素，代表着人类文明社会以外的力量，也是他实现“取火”之核弹发明的重要基础。在他产生对宇宙幻象的视觉时，窗外落下了雨滴，赶去听教授讲座时同样跑过了雨夜。此外，在这个“序幕”阶段，奥本海默对“爆炸反应”的模仿只依靠打碎杯子，完全不借助任何“语言”，且不断与抽象画、古典乐、经典文学（预示实验基地与自然理想乡的《荒原》）、传统建筑等脱离当代人类社会的艺术造物亲密接触。它们的起始是珀尔将代数描述为“旋律”，这让其成为了纯粹科学的延伸，也是带给人类光明的存在，成为他研究发明的初衷，由其成果给予世界和平，更脱离了非艺术的俗世。
到了“现时”的听证会，奥本海默的第一个镜头是凝神回想核爆，然后念错了法官的称谓，这让他依然显得非常“非世俗”，待人接物与彼时对教授的尴尬应对并无差异，也依然坚信自己所为是无罪的，仍旧保持了当年逐梦的神位向往与内心纯净。然而，在同样的“结果现时”段落里，其他角色应对听证会就世俗很多，施特劳斯等人提前准备说辞，并在会场内长袖善舞，“谁会给一生辩护“。旁人视角的段落是黑白的，而奥本海默本人则始终是彩色，这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后者仍然没有放弃，但也不能战胜“外人”与世俗化的审查。
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初遇的回忆非常重要，它是奥本海默结束二战，在表面上实现“原子弹研发，结束同盟国与轴心国对立，抹除后者对犹太人的打压“的理想实现阶段，一切正在巅峰。另一方面，这也是施特劳斯涉足于此并产生差异感与“被排斥“之嫉恨的开始，由此展开了伤害力极大的确切打压。因此，它是“追逐理想”与“世俗打压”同时达到高位的时刻，是世人对似乎实现理想的奥本海默的真实态度，也为奥本海默的全部轨迹进行了定性，是此前二战中历程的明示与升级，也是对战后遭遇的开启与预示，必须用当时的声望争取限制核武器以维护阵营分化世界下的相对和平。原本的理想载体被否定了存在意义，带来了“裂变”到“聚变”之理想本质性让步的节点。
在施特劳斯的回忆中，他从黑白的当下进入了同样黑白的过往。在他的视角下，奥本海默首次身处于世俗世界而不自知，也首次诞生了二人的差异化与施特劳斯的嫉恨俗念，开启了世俗对奥本海默的压迫。虽然是初次见面，奥本海默对礼法规则的“非人化对待“已经有所体现。面对施特劳斯的奉承，他全程都在高姿态地羞辱对方，展示自己的学识背景并“真难以置信”对方的非科班出身，面对对方想介绍爱因斯坦的好意则是傲慢的“我早认识他了”，甚至说出“卑微的鞋商”，对施特劳斯“只是鞋商”的挽尊不屑一顾，最后面对接受“世界上最好的职位”也只是“考虑一下”。
由此可见，代表“世俗”的语言交流是奥本海默的缺陷，他不屑与旁人在言语上和睦相处，这看上去是他超越规则的神格化，实际上却在黑白色调下的“真相”中得到了不同的呈现：施特劳斯为首的世界是世俗化的，他们看待奥本海默的态度只能是差异感与排斥感，从而引发被“降维羞辱“后的嫉恨，带来后续的一切打压，奥本海默的“无视规则“在现实世界中只会于己不利。

对关键的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首次相会段落，诺兰在结尾来临前只给出了施特劳斯的视角，强调了其世俗理解的相对真相属性。他使用了一个远景，屏蔽了所有的言语交流，并延伸到了爱因斯坦之后对施特劳斯的言语关闭，不做回答便直接离开。这与二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对应了物理学得自于自然元素--雨、火、星星作为象征符号--的实质，完全脱离了政治化与功利化的世俗社会，和谐的交流也并非来自后者的语言，而是自然与物理，就像爱因斯坦“每天会在草坪上站一下午”。他们的世界与所长的世俗完全不同，这也体现在了运镜构图的环节：诺兰偶尔给出施特劳斯和奥本海默的同框镜头，但往往迅速转为后者移动出画后的单人镜头，更明显的则是前者对后者与爱因斯坦的数次越肩”凝视”镜头。施特劳斯只能远望二人，却无法消除距离，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奥本海默说自己坏话”的世俗化理解，引导出了一系列对他的报复，作为现实世界主体的“世俗化语境”的象征。
对于“奥本海默之理想在世界中的世俗化曲解”，施特劳斯加入的二人“战后回忆”是更明确外露的表达，而奥本海默自己的“战时回忆”则是对此的暗示。在更早的时间点上，他就已经逐渐感受到了世俗对理想的压制，也做出了理想形态的让步。他的战前与战时经历让他走向了与施特劳斯初遇时刻的彩色回忆内容，其实并非是表面看来的理想实现者，而是在失败中继续让步与挣扎。由此，施特劳斯在初遇时对奥本海默的态度便成为了对“二战前奥本海默所处世界对他的看待方式”的浓缩，随之升级成了二战后更加激烈极端的打压。
在奥本海默的战前回忆中，“非世俗”语言的运用延伸到了奥本海默组建团队的阶段，将之与“物理画面”连接。每当奥本海默遇到一个新伙伴时，电影总会让他们之间的语言交流非常通畅，甚至到了频繁“互相接话”的程度，显然是心有灵犀。这种默契共通与奥本海默对待非科学家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也由每次对话开始时的非世俗符号做出暗示---与拉比在火车上遇见时，奥本海默凝视着窗上的雨滴，面试数学家时则在黑板上写物理公式，在更多人的面前则是描述中闪现而出的火焰。他们的顺畅交流其实并不来自于语言本身，而是对物理知识与梦想的共通。作为对此的强化，诺兰特意设计了一个“拉比听奥本海默外语演讲”的桥段---他表示“他在说什么”，下一幕则是二人在火车上的畅谈，这个衔接无疑暗示了物理学家之间交流的“超越语言”。这也反映在了国别与母语的混杂聚合上，团队完全是“消除一切隔阂”的国际化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也说明了物理学家对于阵营理念--“世俗”的一个侧面---的无视。语言代表了民族，跨越语言便是超脱民族，以及其背后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彼此关系，只以科学梦想为主---奥本海默去见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他在对纳粹有意识的情况下依然与之相谈甚欢，将阵营的跨越展现无疑，而这也是他在原子弹爆炸中并未想到的事情---与海森堡的共同理想，最后反而成为了对对方轴心国阵营给予最后一击的王炸，这说明了世界的世俗，也会在爆炸后上升到更黑暗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完成了上述的要素概念铺陈后，诺兰将彩色与黑白混合了起来，带来了“彩色段落中的真相显露”手法，并随后贯穿全片。随着一句旁人质询的“奥本海默在建立研究所期间”，奥本海默一行人出现在彩色的画面中，他们在争论物理问题，时点与色调都证明了此时的“非世俗”状态。然而，引出这一幕的却是归属于黑白一方的听证会成员，这让世俗的因子悄然融入了最“物理”的时刻：即使在如此纯粹的时光中，世俗依然不可消除地潜伏着。这加深了彩色的不完美本质，说明了奥本海默始终不曾解决的世俗化命运，这也是客观世界的真正样貌。这也体现在了奥本海默本人的身上，正是他本人“无视人间规则“的言语随意加剧了施特劳斯对自己人生的压迫。

在第一阶段，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并非完全围绕“学术”的梦想实体。他的理想并非单纯针对科学，而是与周围的世界高度相关，是对于阵营分立之世界格局的优化，即对“消除隔阂之大和谐“的追求。他先寄托于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完美和谐，随后逐步变为“保留阵营分立的基础上消除阵营矛盾“，再行后续变化。这与其他物理学家的“纯搞研究“显然有所不同。他在课上讲西班牙内战，对劳伦斯的劝谏不置可否，在酒会上与语言学家谢瓦利埃大谈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随后参加对方操办的学生政治集会也主动发表演讲---从与对方各持“核反应”与“参加共产党运动”的理想与现实之分，到随后主动参与工会演讲，表现了他从理论到初入现实的变化。这种对现实的关联性，让他不能完全独立地进行理论研究，必须与外部世界的有力者合作，在政治集团的平台上对社会输出自己的影响，而其无法看清真相的理想化则导致失败。
可以看到，奥本海默的理想是政治与科学的结合，是双重的理想化，他希望“世界和平，隔阂与敌对消弭”，不仅作用于理论研究，更针对所有人类，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终极目标高度一致。这正是他热衷于共产运动的动机所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这显然只是他不了解客观世界的幼稚理想主义，他不了解共产主义的践行者共产党，也不了解任何现实里的政治。这在酒会的段落中由“语言”而得到了鲜明的展示--他自称熟读三本《资本论》，却弄错了专有名词的释义，而此刻与语言学家靠拢并大谈“语言”象征的“世俗化”内容。他的追求载体与“世俗”相关，其本人却并不能驾驭“世俗”的规则。
在研发初期的回忆中，奥本海默的政治诉求是对共产主义的完全理想化，与客观现实的距离完全不比物理学来得更近，二者都是他理想的承载，指向了“用物理学创造更好的世界，即技术升级的进步成果与战争结束的阵营敌对消除，从一开始的理论到后来的具体成品原子弹。他就是“获得神力而拯救世人”的普罗米修斯，而“核反应研究“则是“盗火”这一手段。
在这里，为了表现其人生悲剧在梦想攀登阶段中的潜藏，诺兰给出了奥本海默的第一段爱情线索，表现了此时保持之于外部社会绝对独立的奥本海默的理想受挫，带来了第一次的冲击与退让。简是年轻的理论派党员，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流血真相并不了解，甚至不愿意参加奥本海默的工会活动。在她的家中摆放着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书籍，将她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之相连，呈现出只基于封闭自我的纯粹性，与奥本海默的“理论与艺术相结合“形成对应。而她以“打断奥本海默与谢瓦利埃谈论捐款”的方式出场，同样暗示了自己的纯理想化政治属性。此时二人组成了纯粹理想化的组合，但当奥本海默遭遇与纳粹合作的德国科学家成果的打击，意识到自己理论未经实验的错漏，二战是纯政治理论不可解的阵营分化世界，独立研究无法战胜阵营分化现实下的政府合作者，科研与政治理论都必须涉足实际的时候，二人就必然走向分离---与简的关系恶化同步于奥本海默对工会活动开始参与演讲的时刻，正是对此的前导。
首先作为预言性的一幕是做爱的终止。失去做爱兴头的简让他念出象征民族区分（隔阂消弭之理想的反面）的梵文语言单词，这个单词正是昭示研发与其人最终结局的“世界毁灭者”。语言又一次作为“非通畅交流”的象征而出现，而此刻情侣做爱暂停也成为了“纯粹“的结束，闹僵原因的“政治化理想”则将引出奥本海默--以此刻爱情扩展开去--的个体人生与外部社会的“世界毁灭”。二人的做爱休止与“世界毁灭者”的单词，都给予了一种对未来的兆示：奥本海默必然离开纯粹理论者的简，用进入现实世界的方式追求政治与科学的二重性理想，因此也必然在世界不可改变的阵营分化之世俗规则下失败，一切努力反而成为“世界毁灭者”。简在正式分手时的“别以为你能超越规矩，别让真正理解你的人离开你”，则成为了更具体的预言。
在这个阶段，诺兰依旧给出了纯粹的理想之境，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在此阶段的具体理想状态。在自然的草原上，他们的语言隔绝了外部世界，与带来核反应的自然元素密切相连，也就格外通畅起来，甚至在政治话题上也顺遂了，弟弟入党的矛盾在他的上风中得到缓解，而他在此刻的态度也正表现出了其之于外部世界的独立性：就像和谢瓦利埃交流时说的一样，他以共产主义“消除隔阂的合一性“为理想，却不入政治党派，让自己保持距离，只用捐款的方式给到支持，相信共产党便是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执行者，对应着此时“用理论研究实现科学理想”的状态，这是最纯粹的完美理想阶段：一切都可以在纯理论的引导下走向大和谐。
然而，这种完美终究只能扎根于完全的自然，只有这里提供了核反应发生所需的全部元素，也与世俗社会完全隔开，不需要任何“物理项目“以外的的语言。奥本海默三人在壮阔的自然远景下骑马露营，他们看着天上的星星，将之爆炸描述为核反应的能量，思想中闪现出火焰，周围则是静谧的自然。但这毕竟只是短暂的郊游而已，画面也立刻切换到了下一幕，先是奥本海默与简的牵手特写，随后是看到弟弟后的“手分开”与具有“差异化”含义的“简愈发远离的伪凝视镜头”。当奥本海默回归日常环境后，他必然与独立于世的纯粹者简分离。
这一幕打破了此前的草原氛围，意味着其完美的不可持续，草原段落的结尾事实上也做出了预言式的类似表达--奥本海默念出了后来成为实验基地的草原名称，是梦想实践的场所，但是其出声时画面的瞬间全黑，削弱了力量，也让人物仿佛转身走入了黑暗之中，甚至直接预示了奥本海默在战前与战时的失败：坚持将核反应研究作为共产主义理想实现载体，从理论到原子弹，创造二战结束后的和谐---此刻的他只感受到了身为犹太人的打压，而其来源则被认为是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它具体又包括了两个阶段：“不身入政治力量而相信政治理论成功的完美纯粹“和“与政治势力初步联合而获取实践资源，用其成果的原子弹结束二战带来的阵营分化”。
作为“与简分离”的后续，奥本海默接触到了纯理论的局限性。他追逐着弟弟，并得到了海森堡实验成功的新闻，看上去是物理打断了爱情，实际上却是“理论”被“实践”的压制，从而带来了第一次的冲击和妥协。首先，他被劳伦斯告知了纯理论研究的局限性，而德国人已经靠着政治党派的力量进行了有价值的实践。随后，在同事拿到的报纸中，奥本海默理论研究的报道被希特勒闪击波兰占走了头版，这代表了外部世界中“利益与争斗大于一切”的真实本质：二战带来了纳粹与同盟国的阵营对立，纯粹的政治理论无法战胜它，而纯理论研究也无法超越与阵营合作的实践者，他必须实践出原子弹，才能终结战争并实现和谐理想。
因此，奥本海默必须完成双重的“进入实际“。他结束独立而与政治势力进行捆绑，也借助他们的资源去将理论落实为现实成品，利用他们与德国竞争的对抗式心理，变为“自行掌握力量并引导成功”的状态。这种现实里的国家思维与“一体化和谐”的初始理想有所区别，也会让自己亲身进入“现实”，但却可以与政府联手制造原子弹并亲自终结对立的二战时代。
在这里，他展现了自己对于阵营化世俗规则的“妥协应用“，在叙述计划竞速时提出了反犹太政策，海森堡与他相遇的闪回画面便转瞬即逝。这暗示了彼时“跨越阵营障碍”之理想的不复存在，他自以为了解并运用了世俗政治生态，以此结合来实现理想。在后续中，这种“运用”伴随着与政治势力的愈发绑定而多次出现，带来了理想的步步退让，也一次次面临失败，此阶段的他就被格里菲斯提出了“苏联人落后于我们”的美苏对立概念，而他却对此毫无意识，阵营对立显然并不限于他此刻理解的“反纳粹”，他的“运用规则”也就不能成功。

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曼哈顿计划构成了第一次变化妥协，也直观地导致了与简的分手。他找到了凯蒂，后者一方面是生物学家，更参与过西班牙内战，参与且知晓共产主义在世俗中的形态---运动的伤亡后果---而非纯理论的伴侣，对应着同步开始的曼哈顿计划，在现实中创造理论成果，用来终结二战的阵营对立以创造和谐。而简作为第一阶段完美理想化的对象，最终毁灭于自身的死亡。纯粹的最完美理想进行了退让，兼具研究者与现实政治接触者的凯蒂带来了似乎可实行的第二阶段理想。
奥本海默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理想化初步动摇是影片在二战初期的重要内容，也在“从简到凯蒂”的个人生活变化中得到表现。通过凯蒂讲述的内战经历，政治理想纯粹化的证伪从二战中的阵营对立延伸到了共产党之于理论落实的不完美。就像听证会中交代的一样，他只是听到了凯蒂对西班牙内战的痛感表述与无法遏制的纳粹势力，意识到共产的中立政策在应对二战世界中的不足，是对于共产党实践局限性的初步认知，如同科研理论的“黑板公式“之于“隔壁模拟实践”的核反应局限性，因此才由他来发明原子弹并亲手终结二战时代。奥本海默需要自行与政府联手，在政治和研发上“进入现实环境”，用原子弹争取共产主义理论的不完美实现：先是试图让轴心国阵营的德国战败，提前投降后则是让步的“威慑“，让日本在双方伤亡较小的情况下投降。他用自己与政府联手的成果实现相对和平，而非完全依赖于共产主义理论持有者的苏联，后者反而是窃取技术并激化对立的反面存在。凯蒂对他的警示正是二人对于实践的初步理想形态：必须由你来掌控核武器，确保它实现其之于世界和谐的目标，而不是劳伦斯等无政治理想的纯科学家。
奥本海默对阵营世界的接触，对现实中共产主义局限性的认知，理想的退让，与合作美国这一“进入研发实物与终结战争“的二阶段理想达成同步。他自己建立了一个接近理论目标的基地与团队，将理想世界带入现实，去制造理论落地的原子弹，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现实里的完成，形成了二战初期的理想形式。但是，在随后的战中泄密与战后竞赛中，奥本海默愈发意识到共产党与理想的差距，他的共产主义目标根本得不到苏联的丁点重视，对方反而愈发激化对立，而西方阵营也针锋相对，从而愈发动摇，被迫转入下一阶段的“深度绑定政治家身份”，试图用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方式来强行终止核武器竞赛。他对世俗政治的涉入加深，理想也又一次退让，已经接受了美苏争霸的极端激化格局，只是希望将核武器从中移出，对核弹价值与世界和平已经没有奢求。
随着原子弹研制计划的临近，电影带来了奥本海默在个人生活与科学理想上的双重“让步于世俗”：排除一切之“纯粹”的完结，确切地由自己主导理论实践，将共产主义的理论目标与“阵营分化存在且以其对立为核心的二战现实世界”结合起来，亲手促成它。“造福世界”的后者以原子弹的形式呈现出落实于二战时代的可能性。它将灭掉德国纳粹，消除因轴心国与同盟国而成的民族壁垒，引导出更和谐的战后世界，这与奥本海默最初的共产主义信仰高度一致---他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世界和谐的未来方向而投身工会运动，自然也会为了消除纳粹这一“不和谐集中体”而参与曼哈顿计划。
在这个阶段中，诺兰也细致地展现了奥本海默在两条战线上的对等性隐忧，并与上一阶段结合进行了对比设计。当他在听证会上回答问题时，理想与爱情就已然发生了同步的负面变化。他试图将自己洗脱出投身共产主义敌营的盟友指控，因此说出了“我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中立政策”，但又找补了一句“我认为并不是不相信就要敌对不同政见者”，这种不肯放弃的理想执念也是此刻彩色基调的所指。然而，此时镜头缓缓推向其身后的凯蒂，她正在不满地注视着背影，这个凝望视角与此前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注视一样，意味着二人的差异化。显然，此刻的凯蒂对奥本海默的同伴认知在动摇，这打破了他们曾经作为“在政治现实世界中追求和平理想”的伙伴关系。
奥本海默对夫妻关系的回忆段落，正是针对这一点的展开。首先是对二人“科学非世俗属性”的表现，凯蒂与奥本海默完成了“语言到自然物理”的转化过程，并成为了个人爱情生活的激发途径。奥本海默给她讲了物理知识，闪现出星辰的影像，随后伴着物理理论的实践而牵起了对方的手。如此一来，语言到自然完成了转化，原子弹的理想与个人的爱情也实现了合一。凯蒂表示并不在意丈夫与自己同去约会奥本海默，这说明了她与俗人丈夫的分化。
另一方面，当二人在大草原上骑马时，诺兰也给出了这与此前一段婚姻的不同。在曾经纯属于科学讨论的草原上，凯蒂叙说了前夫死于西班牙内战的过往，她认为共和派引领的运动毫无意义。这让她成为了即将迎来曼哈顿计划的奥本海默的完美对象：感受到现实中共产运动的缺陷，对外部共产主义势力实现理想的不信任，必须由自己来掌握力量并实践。这也体现在了语言的和谐上，二人最后进行了物理学家论道时的迅速接话，复杂晦涩的词汇并没有阻拦他们的拥吻，这也是此刻理想对世俗的压制。而这一切发生在草原中，带来了政治与运用自然元素之物理的理想二重结合，以科学手段造就政治理想化的世界。

而在科学理想一边，奥本海默似乎也完成了对政治的更深介入与相应的理想落地。美国军方邀请他加入曼哈顿计划，这是他最佳的理想实现途径，在物理上获得资源支持而完成构思，在政治上则实现二战终止后的和谐世界。奥本海默似乎也压制了世俗政治属性更强、代表现任政府行事的美国将军格里菲斯。在二人的实验室内部交手中，他们于语言环节几乎势均力敌，在关于奥本海默其人描述词汇的方面针锋相对，但最终还是转为了奥本海默的上风--军方如施特劳斯一般地邀请加盟，奥本海默也再一次表示“考虑一下”，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得到了这个职位。而在组建团队的一大段快速剪辑中，上述的过程被又一次再现，奥本海默与格里菲斯同时对每个人发起“理想化”（物理野望和“世界和平”）和“世俗化”（敌对纳粹，报国义务）的说服，最终都会以前者取胜，而非强调阵营矛盾和狭隘民族性的军方。
事实上，当奥本海默用二战内容争取到同事时，他就完成了对纯粹科学的“政治理想化转型”，因为那些人都是曾经远离非科学的存在。这种二重性的理想形态也延伸到了随后的计划实施阶段。随着奥本海默对格里菲斯在实验室里的“压制”，镜头迅速来到了计划场地，他们凭空制造了一个设施完备、所有人全家生活的城镇，成为了脱离外部社会而独立运转的小世界，在这里完成非外部世俗的二重性理想，而其包容各种不同政见与出身者的团队构成本身也是政治理想化和谐的承载。说服军方造城时，奥本海默画了物理公式一样的图，成为了语言到物理的转化，这也带来了对“语言世俗”代表军方的压制成功，理想化城镇的建立，军方在此时甚至似乎成为了此间曾经坐着的奥本海默下属一般的从属存在，一样的房间与相似的公式。
奥本海默自行涉入政治，并建立自己的大和谐基地来实现终结二战的和谐理想，而非假手于共产党与美国，结束了此前对前者践行理论的旁观与支持。这也立即结合了个人爱情生活的部分，带来了夫妻二人对理想实践的预设目标。于奥本海默本人而言，他与凯蒂坐在脱离外部当代世界的自然中，讨论计划主导人的政治身份问题，凯蒂强调“不能是劳伦斯等人”，必须由奥本海默掌握研发的主导权，从而确保它用于实现“阵营隔阂消除（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化理想世界，而不是停留在纯粹物理层面，又不至于在对立的国家（美苏）手中被滥用。而作为“理想状态变化”的表现，类似的讨论在此处曾经发生过，但奥本海默却没有如彼时帐篷中一样一带而过，而是将话题进行到底，大草原的纯粹物理属性由此加入了“政治的理想化”。
然而，在这个阶段中，诺兰也做出了表里的暗示，理想化的实现无非是易碎的表面光辉。围绕着“无限反应导致毁灭”的奥本海默回忆，诺兰给出了原子弹研发结果的暗示。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讨论“不停止反应后的世界毁灭”假说，都处在是理想化的状态。对核反应的无休止假说没能让他们放弃，对其之于政治的应用也抱以“一旦假说属实还可以说服纳粹共同放弃，在这一点上消除分歧”的理想化奢求。然而，此刻爆炸的闪光从闪现画面进入了现实，在二人身边亮起，伴随的大风强化了此处的表达：“爆炸”首次入侵现实并破坏了理想环境的自然森林，这里此前还是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的“屏蔽语言之纯粹交流地”，此刻却以非语言之物理反应的方式打断二人。原子弹必然“毁灭世界”，奥本海默将理论上的“核反应爆炸画面”放入现实的做法不可能实现大和谐的政治理想。
在这一幕中，奥本海默在接受原子弹爆炸冲击后的再退让也有所暗示。结尾处对犹太科学家的远离镜头带来了预示性的信息：他身处象征科学自然的森林，始终担心德国人毒杀自己，正是无权柄科学家在政治世界里的状态，他们并不能真正在官方面前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更不用说去“掌控力量”。此时的奥本海默实际上也在原子弹的实际投弹中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从而进入到这种状态，对他的远离便意味着即将其进入战后的政治家状态。
在大架构中，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在时间相近、同处于“完结性状态”的时点下共同接受“对一切行为的定性判决”，与后者天差地别的他提供的无疑是现实反映性更强的世俗视角。在奥本海默以共产主义之身建立“多政见团队共同实现和谐世界理想”的独立基地，似乎压过了美国政府后，一段质询结束的施特劳斯也给出了“现实政治”的真相。他与自己的团队讨论自己“会被归咎于奥本海默的同党而无法升迁”，以及麦卡锡主义对奥本海默遭遇战后危机的影响。他的看法显然更加贴近政治现实，否定了奥本海默的理想政治形态，也由此得出了奥本海默难以脱身的结论：追求隔阂消除的“任用各种意识形态者“，必然导致其在大环境中的问题，导致机密泄露给苏联，自身立场也在阵营对立现实中受疑。
在这里，电影通过施特劳斯而否定的具体内容便是上述的“二重性理想实现”。在爱情方面，他的回忆在奥本海默叙述的夫妻初遇段落后出现，展示了政府对奥本海默夫妻的监视照片。显然，夫妻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没有得到接纳，这让他们的关系必然受到外界影响，无法保持奥本海默对初遇印象的“独立于俗世“，在现时听证会中落到奥本海默叙述夫妻初遇时的“背后凝望”状态，直到反转给予的最终表达。
事实上，在奥本海默接受计划并回家时，诺兰已经给出了对二人“亲手实践并结束战争实现和谐”的负面预兆。凯蒂纵酒后对拥抱的拒绝和对婴儿的无视，都动摇了二人此刻表面上对开启计划的庆祝状态，成为对最后结局的预示---孩子是打破二人密闭状态的“俗世生活存在”，让二人此刻的逐梦瞬间被干扰，这定义了奥本海默的全部经历。奥本海默被迫寄养孩子，获得了谢瓦利埃的开解，但这只是暂时性的缓解，就像下一幕中夫妻二人在草原上强调计划时理想的暂时可行一样。极具暗示性的另一个细节则来自于接手孩子的谢瓦利埃，他在随后的聚会中引诱奥本海默“叛国”，正是他间接导致了随后的基地泄密，对奥本海默表面上的“解决世俗干扰”反而带来了本质性的“导致世俗视角下的意识形态怀疑”，且直接动摇了奥本海默对基地与苏联之理想程度的信心。
对于这一阶段的奥本海默，施特劳斯对博登翻阅战时资料的回忆已经给出了真相。通过其资料可知，调查监视奥本海默的警察从他初到美国便开始出现至今，只是得到了他的不解愤怒与无从察觉。这自然说明了奥本海默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夫妻二人根本不知道“隔阂消除”的不可能，对自己因阵营化现实而招致的信任危机也没有程度上的意识，必然不可能被赋予原子弹计划与成果的真正掌控权。在奥本海默最后说服拉比时，诺兰也打下了同样的暗示：拉比提出“原子弹可不看扔的是哪个国家”，对计划为阵营化政治所用的未来有所察觉。他虽然被奥本海默的“公式”如此前同事面试时一样地说服了，但对立时表现力量差距的俯拍反打镜头只是随着说服而略微调整小了角度，却远不是真正完美的水平构图。
就像简在分手时说的那样，“别以为你能超越规矩，别让真正理解你的那个人离开你”。奥本海默以为自己能够赶在公开亮相前二婚，就此遮掩住外界的指责，也认为自己在实验室宣传工会运动的行为没有问题。但他并不能凌驾于世俗--道德、法律、阵营---的约定俗成之上。同样地，他可以在快速剪辑的持续交锋中压过格里菲斯，用自己的一套说法争取到同事，并换下军装穿回西服，但整个计划却最终被世俗政治家与军人所掌控，而他在受挫后也要让步地穿回实质上的“军装“，成为官方的一员以争取限制核研发，不再是此时的科学家。
事实上，简的这句话也正是诺兰给奥本海默的预言：他不应该离开拥有纯粹性的简，一旦接触到外部世界便必然无法“无视规则”，从而迎来科学政治双重理想的灭亡。可以说，当奥本海默离开简并在初次的理想实践中决定拥抱“现实世界”时，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在这里，客观的真相同样由施特劳斯带来，甚至是更为“超前”的。他回忆了奥本海默与政府讨论氢弹研发的会议，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经来到了“获得政治地位以掌控研究影响并终止核武器研发”的战后阶段，在二战后与政治集团产生了更深度的交互，甚至自己成了政治家。即使如此，一切也并非奥本海默回忆中的“完全压制”---在反驳资源之说的时候，奥本海默始终以背影出现，这一方面由“凝视镜头“而说明了他与施特劳斯促成后者嫉恨报复的差异性，更埋下了“世俗力量打压奥本海默“的种子。这来自于施特劳斯在此刻的心绪，他看着奥本海默对研究所的肆意嘲讽只能勉强笑笑，进一步激发了嫉恨之情，与“凝视镜头”带来的与对方之差异感相结合，最终引发了现时里的报复。在这种对比下，奥本海默在战时甚至没有获得施特劳斯回忆里的声望，其对世俗者格里菲斯的“压制”也就肯定不可持续，只是他的不谙世事而已。
而在奥本海默建立起“理想团队“的基地，从而将“实践终结二战的理想”推进时，施特劳斯的回忆也完成了对其打压的推进，从而否定了前者。他咒骂着“那该死的基地“，并想起了“与不理睬自己的爱因斯坦擦肩而过”与“旁观奥本海默嘲弄自己”时的嫉恨，并意识到科学家与自己并非同类，反而是对自己所处世俗的自认居高临下者，因此才在科学家出庭的风险下决定证明“自己对抗奥本海默“，将计划推向“将其彻底恶人化”的下一步。
“实验进程中的泄密苏联事件“，成为了将此前潜在世俗化转到表面的激发节点。奥本海默等人的理论成果在苏联得到了更快的实践，这直接激化了美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立，引发了查内鬼的行动。这在当时宣告了奥本海默“世界大和谐”理想的破产。在“过往”中，他的基地根本不是独立于阵营分化之外部世界的理想化存在，而是出现了苏联间谍，成为了对战后世界非理想化的一种前导：现象已经给出，美苏却尚在暗战。在“现时”则是完全显露的“针锋相对”，美国彻查共产主义，与苏联直接竞赛，施特劳斯、格里菲斯、劳伦斯等与奥本海默面临听证会控诉的关键，也导致了旁人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环境中深陷危机的自保，抛弃了原本尚属于同一团队的奥本海默：施特劳斯为了洗白升迁而要坑害他，格里菲斯等人也必须厘清嫌疑。
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了苏联作为共产主义国家对于理论目标的违背。他们的成员会为了自己的阵营背叛奥本海默，打破团队在基地中追求“消除阵营对立“的氛围。其国家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核武器竞赛，这说明世界的阵营对立并不局限于二战，而是作用于所有国家的永恒现象，共产主义国家也无法超脱。这又一次标志了奥本海默的理想受挫，他以为的“不同见解者倾力合作”终于毁坏，变成了受困于政治现实的各自保命，终结二战消除对立与随后对共产党的信念也再次动摇。
在回忆中，施特劳斯和格里菲斯成为了终战前后的和谐团队分化者代表，他们在各自的时点中用低姿态配合着奥本海默，似乎与他组成了昭示“理想压过现实“的团队，到了判决一切的两个听证会之“现时“后，则或主动或被动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世俗地界。针对泄密事件而形成的问话让二人建立了跨时空的同步。在施特劳斯的听证会上，他回忆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自己对泄密事件的反应，并给出了“我在当时信任他”的说法，表明了自己现在对奥本海默的不信任，这是黑白色彩下的世俗化理解。同时，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也格里菲斯第一次出现在现时段落中，直接便是背离奥本海默的状态，在“是否现在依然会给予安全许可”的问题上无法作答，用更犹疑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离心。这是奥本海默的视角，因此尚且不那么黑暗，却已经露出了格里菲斯被迫背叛的迹象。这在画面上也有所体现---在多个奥本海默的侧越肩镜头里，他都成为了对格里菲斯的凝视者，而“凝视”镜头则是对“差异者感受”的象征。
由此可见，对于泄密事件的听证会段落非常有力，它第一次正面击溃了奥本海默对理想的信念铁壁，几乎是亲眼看到了自己逐梦盟友在现实压力下的倒戈，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他对“语言规则“的轻视，对二人--以及遭受类似待遇的劳伦斯和特勒等科学家---始终俯视而行的“不经思索之傲慢言语”。非科学家的格里菲斯甚。在世俗化的想法之中，他对奥本海默的感受就像施特劳斯决心抛弃他时回想起的一样：自己其实一直就不是他的盟友，而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暂时屈从，扮演一个似乎被他纯粹理想压制的“世俗伙伴”。
这也体现在了对该事件的彩色回忆之中，以奥本海默打造的理想化和谐基地的变质与失控为表现核心。他带来了所有科学家的妻儿，并建造生活设施，试图实现科学实验与个人生活的同步完美，由他一力负责且出于沙漠之中，完成了对外部世俗与政治力量的隔绝。在这个段落中，我们也看到了奥本海默继续为之的“对抗世俗”，他给被纳粹排挤的德国人打开基地大门，也吸纳了共产主义分子，最后更是拉来了军方坚决抵制的反战同伴，试图在这里延续超越国籍、阵营、思想观念的纯物理学研究，并根除战争以造福人类大和谐。他对世俗规则的对抗也一如既往，强行压制了军官关于取消科学家亲属聚会的保密要求，将想违规打电话的家属直接纳入有许可的研发团队，而劳伦斯更是用“我知道分区的规则但没说遵守”来嘲弄保密方案。
然而，就在这属于奥本海默的彩色回忆中，泄密事件干脆地发生了，这无疑意味着奥本海默的“彩色”理想信念遭遇到正面冲击。在电影进展到这个事件时，现时里的奥本海默看到了盟友的倒回世俗与团队分裂，而回忆里的泄密发生也意味着其在过往的同等感知，兼容并包的逐梦团队其实暗含来自共产党的世俗争斗，动摇与冲击同时发生在了两个时间点上。这也改变了第一阶段里的回忆状态，不再是表面完美之下的潜在暗流，而是来到了水面之上，“彩色”尚存，对应着此刻奥本海默尚未彻底崩盘的信念，却已经在两个时点下遭遇了更加直观的打击：诺兰第一次安排了外人对彩色回忆的视角切入，委员会会议时点下的军官尼克尔斯回想自己观察科学家会议时的情景，他带着“寻找阵营间谍”的姿态进入了彩色的回忆，而彩色回忆也从“奥本海默专属”与“模糊视角来源”的两阶段过渡，来到了更加连通外部世俗且打破奥本海默个人封闭性的新阶段。
被打破封闭的并非只有彩色回忆，还有更加确切的基地，奥本海默费心建立的双重理想之伊甸园的倒塌，这也正是泄密发生而理想证伪的场所，并处于“委员会会议”和“奥本海默听证会”的两重回溯之下，对各自时点下的奥本海默产生影响。
在原子能委员会会议时点出发的尼克尔斯视角中，彩色画面下的热烈讨论景象被放置在了黑白本质的意识形态怀疑眼光下，由此削弱了彩色对应的逐梦理想化氛围。这也在施特劳斯的委员会会议与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中得到了并行的延续：由二者出发而进行的“研发讨论与团队壮大”回忆里，彩色画面中的奥本海默在一步步组建起隔阂消除的理想化小世界，并以研发原子弹以终结二战为理想实现目标，一切却始终处在两个会议回溯此刻时针对政治立场的怀疑与质问语境下，结合泄密结果对质疑的佐证，便成为了对“彩色”理想化的证伪。

事实上，在他们初入基地的时候，关于基地世界的负面信号就已经出现了。先是夫妻二人驱车时孩子的不停哭闹，这是对此前婴儿作为“俗人生活存在而干扰夫妻二人逐梦“的延续，随后是凯蒂抱怨这里没有厨房，这是对上一阶段“接受军方指派”时开头一幕的再现，彼时的凯蒂同样与奥本海默发生了夫妻相处的不愉快。相比之下，这里妻子的不快更加明晰，预示了这一阶段的世俗化重点：研发对现实战争的非和谐影响，因为这是战争用地，因此才一切从简。奥本海默自己随后也提到了这一点，对朋友说“铁丝网，栅栏，这是战时”。类似的暗示也发生在了研发会议之中：虽然尚不是尼克尔斯视角与对格里菲斯的质问，还保持了从委员会会议出发的奥本海默视角，但特勒的呛声已经暗示了科学家团队的暗潮--他拥有对奥本海默的多个“越肩凝视”镜头，暗示了对后者的“差异化”心态，也与施特劳斯一样对嘲笑自己设想的对方心生嫉恨，埋下了听证会上背叛的伏笔，而他此时提出的类氢弹设想更对应了战后美苏争霸的非理想化升级，与此刻的会议氛围完全相反。
在实践阶段的开头处，家庭与科学便在妻子的不快中流露出双重的负面暗示，并确切地体现在了基地环境的“非理想”上：研发成果最终投放的战争绝不符合科学家的理想，这里也是战争绝密场所而非科学家的逐梦理想乡。
在表现基地的真相时，诺兰也细致地展现了奥本海默的转变过程。一开始，他描述了此前发生过的最大爆炸，“语言”由此有了新的延伸形式：与其“现实感”匹配的“现实中的爆炸画面”，随着描述出现在银幕上，所有事物毁于一旦，初步动摇了“爆炸画面”对理想的指向力。随后，奥本海默却依然将爆炸带回了自己掌控的理论模拟层面：火焰的闪现与现实里模拟物理反应的杯子与金属球，意味着他“掌控原子弹的现实力量来终结二战分化世界”的本阶段理想。这也带来了他抵抗军方时的小动作，在同伴宣布不遵守分区保密时将小球扔到杯子里。
但是，他已经愈发明显地遭到了军方的反压制，先是在比格里菲斯更强硬的尼克尔斯面前被拉到均势--俯仰拍的正反打变为水平正反打--然后则是泄密发生后面对“剥夺基地控制权”的颓然坐倒：镜头逐渐拉远，给到他的背影，与强势离去的军官形成力量对比的扭转。同时，他失去基地控制权也就意味着理想载体的旁落，基地严格执行的各种禁令也让它不再是独立于外部战争政治的理想乡，就像他研发的武器逐渐落入政府的手中，执行与理想目标完全相反的任务。
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人物转变表现来自于“语言”的压倒性。委员会会议中，奥本海默第一次让“语言”占了“物理理论展示”的上风，关于苏联研究内容的物理讲解全部停留在语言上，而更多的则是旁人对研究人员的分析推理，逐一指出奥本海默招募成员的政治倾向问题，以及对苏联掌握该研究的担忧，奥本海默也第一次在施特劳斯的面前语塞，他试图证明基地没有政治叛徒，并扭转大家对美苏氢弹争霸的预想，猜想美苏会共同放弃核研究，却在尝试辩白后无言以对，不得不接受对方对世界政治环境的凡俗化理解，并随之确立自己的下一阶段理想目标：转以政治家的身份获取话语权，尽全力限制氢弹研究。
在这个阶段，对于听证会与委员会会议，诺兰都强调了语言的压迫力，不仅仅是其对理论的取代，更包括了语速、节奏的加快。与说话速度同步，剪辑更快速地流转于众人之间，镜头也始终在非慢速地移动，整体质感变得急切而细碎，充分对应了语言对奥本海默的冲击：他擅长理论，语言则只是自己有利用价值时暂时的无视规则，不足以应付对方动真格时的攻击，理论对应的纯粹理想也敌不过语言接壤的政治世俗，对其他人的猜疑与责难哑口无言。在愈发犀利直接的意识形态言语中，奥本海默彻底意识到了研发对阵营化战争的从属关系，而现实语境下的自己正是属于“敌方阵营”的共产主义者，这让他参与研发时的超越阵营之理想化动机不可实现，反而必然引发他自己的覆灭。
更加巧妙的是，围绕着上述表达内容，为了强化基地泄密事件对奥本海默打击的重要性，诺兰更是将上述的原子能委员会会议赋予了更丰富的表达效果。他借此将叙事时间条理进一步复杂化，等同于带来了一个发生于过去的“听证会”：在此对泄密事件进行复盘，从这里出发而同样展开了诸多对研发时点的回忆，从多时点、多事件，到尼克尔斯加入的“多人物视角”，共同指向了原子弹开发时期的苏联暗流，对基地的小型和谐理想世界进行否定，也动摇了奥本海默对苏联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心。这构成了泄密事件这一剧情阶段的重头部分，是施特劳斯、奥本海默、两名军官的共同记忆交汇处，便成为了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全貌。它全程的黑白定义了真实世界的状态，也说明了奥本海默在这段回忆中感受到的现实冲击。这是听证会现实与复盘这两个时点下的双重打击，二者高度对等，奥本海默在后者中的动摇也等同于对听证会的感受。
而从全片结构上看，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也确实引发了奥本海默对现实世界认知的关键质变。此前的他对苏联与战后世界非理想化的真相已经有了逐渐积累的感知，从托管亲友的打探口风到格里菲斯的偶提竞赛，再到泄密事件的发生。但是，此前的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感受，一切都是不确切的，包括泄密事件可能也只是失误而已，更明确敌对的也是美国一方，甚至一直到该会议稍早些的“终战时点“也是如此，由杜鲁门明确表示了对苏联的核战假想敌之意。然而，以委员会会议为回溯出发点的泄密事件复盘中，奥本海默不得不回忆起当时涉案三人的一幕幕，并由“火车上复盘”的“二重回溯出发时点“带来的层层动摇，在事件、人物、出发时点上同时面对叠加合力的冲击。以会议开始时施特劳斯展示的苏联研发核武器为开端，他就被迫意识到了苏联主动参与争霸的真相。而在该会议之前由苏联主导的泄密与美苏争霸在双方共同意愿下的格局，则让他看到终止二战之于理想的无意义，从科学家转为政治家，开始争取限制核武器。一切从“裂变”彻底转为“聚变”。而整个委员会会议又是听证会之“现时”的回溯过往，因此完成了又一种“叠加”，成为了对“结局时点”中奥本海默的多重冲击。
具体而言，在委员会会议和听证会的两个时点下，奥本海默面对着泄密事件的四个可疑人物--简、谢瓦里耶、艾腾顿、鲁马尼次--的共产间谍质疑。他双线辩驳并进行回忆，却也在回溯里无法消除疑点。事实上，在回忆的时点中他已然意识到自己的过分理想化，经由回忆则进一步加深，从而动摇了两个会议中自己对三人皆无罪的信心，只能最后沉默以对质疑。随之带来了对“进入二战后”之下一阶段理想让步的铺垫。同时，从回溯时点内部出发，它们又构成了对“二战时期”的表现，引出了理想在二战中的第三阶段。在同一段落中实现双时空、多层级的人物曲线与主题呈现，是影片的一大特色。
在委员会会议回忆的时点中，奥本海默处在“掌控力量以实现和谐”与“抹除力量”之间的理想过渡阶段。他感受到二战中对立“并非德国原罪”的复杂事实，在官方对共产主义主义的怀疑中感受到理想载体基地的崩塌与自己在政治现实环境中的受压与无知。在日本与苏联以对立形态存在的情况下，他试图追求“承认对立前提下的威慑”，理想的动摇在表意上对应了自己在凡俗官方的面前的愈发弱势，这种弱势在具体情节层面上则让他处于世俗语境的怀疑与压迫下，从而失去了曾经谋求的“力量掌控权”。感受到世俗化真相的奥本海默在“二战消除分化之理想的不可落地”的认知前对应性地失去了对世俗代表官方的优势，也就将原子弹拱手让人。此时让步后的理想形态，变成了“对阵营化二战世界的承认与威慑”，作为理想载体的原子弹让给了官方，并相信官方会保有基本的和平理念，将它用在“威慑而不大杀戮”的程度。

作为“对共产党的理想寄托”与“不了解世俗政治”的表现，首先要看的是鲁马尼次和埃腾顿的部分。鲁马尼次被带走后，他找到尼克尔斯要人，却明显弱势，交锋中的正反打也首次变成了他一方的仰拍角度，预示了他与军方的优劣势反转，甚至自身都开始被怀疑，对方并没有爽快地给出拿到安全许可，处在了他没能料到的阵营对立环境中，此时二人身处的基地也露出了愈发明显的非理想样貌。而在他开脱因政治立场而被带走的鲁马尼次时，接受了马西的质询，交代出“值得关注的嫌疑人”艾腾顿。但当他与格里菲斯在火车上复盘此事时，对方又表示“马西是俄国东正教，恨不得将共产主义者全杀死”，带来了加入宗教因素的更复杂政治内容，让自以为掌握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奥本海默尴尬沉默，再受打击--马西对鲁马尼次的敌视并不那么简单，而是恨不得将他直接执行俄式酷刑以报宗教之仇，他所谓的“认为美国总统需要用这种暗自的方式与苏联交换技术“也是幼稚的理想主义。同样的打击也发生在与马西对谈的应对乏术上，他并不如对方那样掌握世俗化的政治怀疑思维。
显然，他并不如预想的一样了解阵营分化的程度，就像他无法理解二战中潜藏的美苏对抗，而不了解也就随后导致对“原子弹终结对立世界”的误判。这正是对他下一阶段让步的动摇点，并在此处有所铺垫---他一开始不想过多举报埃腾顿，却最终无奈地和盘托出，自行倒向了“对团队的拆解与怀疑”。
更重要的则是简。对泄密嫌疑人简的回忆带来了多重冲击的小高潮，说明了其事对奥本海默的冲击之大。在各种只鳞片爪中逐步意识到自己对阵营化看法与解决思路的幼稚，以及秉持世俗视角而愈发压制自己的官方后，他希望重回最开始的纯粹世界，却发现这也不过是又一个泡影，他能做的只有不断的妥协让步，从而引出了“向世俗平衡”的后续两阶段。同时，对简的回忆由复盘而起，中间又切到了听证会的问答，强化了对双时点下奥本海默的双重影响。既引导了他在二战时期的第三阶段理想，也由听证会时点而推动了对现时中其人的打击。
奥本海默密会简，试图找回曾经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等一切的理想化，同时期的他则感受到了自己之于政治的稚嫩与受压。寻找纯粹爱情也同样未能幸免，他的密会被军方跟踪，其人后续更是出现在听证会中作证。奥本海默回忆视角中的世俗入侵随之变得更加表面化，也非常直接地遭遇了“他人世俗视角叙述”的影响。与之呼应的则是“彩色回忆”的又一次“他人化”，格里菲斯对火车上质问奥本海默与马西对话一幕的回忆正是彩色的。在与简的密会中，二人虽然赤裸，奥本海默却无法如曾经一样地“永远回答简的问题”，出于基地的保密规定而保持沉默，二人已经回不去从前的美好，他也开始臣服于“意识形态对立下的质疑视角“这一外部规则。
这种动摇由委员会会议开始，并以听证会收尾，从而带来了双重打击。与简幽会而全身赤裸的奥本海默幻觉一般地出现在听证会中，麻木地回应着与简的做爱，这将这段爱情密会直接带入了最政治氛围的环境中，以最强烈的世俗眼光去批判性地审视它，将其纯粹性放置在道德伦理的羞耻与意识形态的怀疑之眼光下，彻底扭曲了它之于奥本海默的定性。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的打击由此可知。事实上，外人质询与怀疑的理由便是简对共产主义的皈依，其人在强大的世俗语境下已不再保持纯粹，而密会的麻烦来由则与“向其他势力保密”与“敌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密切相关，共同说明了奥本海默希望回归“纯粹之地“的不可实现，所有人事都不能摆脱现实的纠缠影响，并由简的自杀而进一步增强表达效果。这种影响也延伸到了奥本海默与凯蒂的关系上，听到出轨细节的凯蒂仿佛看到了简的挑衅，与丈夫进一步离心，这带来了丰富的表意--简破坏了凯蒂与丈夫的理想实践同盟关系，这意味着“纯粹理想”与“理想实践”的矛盾关系，奥本海默倒向前者即意味着实现的不可能，而转为后者本身便则意味着前者的原初目标分道扬镳，而二者又都被放置在意识形态世界的审视之下，走向扭曲与毁灭。显然，这是对后续内容的通盘概括。
针对与简的密会，现时中的他挣扎地表示自己再也没见过她，已然自行否定了这段爱情。这一刻，在他意识中的“爆炸”同样变成了毁灭性的样貌---简的自杀片段闪现而出，同时出现了就像爆炸毁坏的碎片，以及原子弹投下后人们庆祝终战的齐踏之声。这暗示了奥本海默对“纯粹完美理想“的彻底绝望，也感受到了来自于世俗世界的巨大压力，让涉足其中的他被迫对简保密，也让简在监控与怀疑中自杀。与二人爱情同步毁灭的则是对“原子弹”的理想认知，它在幻觉里的爆炸对应着阵营化世界对二人的摧残，原子弹带来的也正是阵营化的升级。这说明了奥本海默在听证会时点下对原子弹的真正看法，而男女关系对应的个人生活则与科学研发的“世界理想”形成对等，作为对“原子弹”理想看法的引导---男女是对后者的追逐者，关系的破裂也意味着追逐的失败。简在会面时扔掉花的细节复制了分手一幕，已经定义了这种失败：在每次约会中，奥本海默都不顾简的反对坚持送花，这是他认为正确的信念，实际上却只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从个人生活的分手到因“坚持理想”而招致的世界对立升级。
简之死与理想动摇的同步对应关系，在对泄密事件的回忆部分中也有更明确的表现。带来核反应元素的自然草原成为了奥本海默在初闻死讯时的悲伤之地，而在该消息到来之前，电影先让回忆段落成为了对理想终局的预言。研发以“杯子中投金属球”的理论化开始，经由老教授到来的短暂“科学家共会一堂”，最终却变成了老教授对他所做一切必将被曲解的提前定论：“你会成为普罗米修斯，面对自己的灭亡”，随后立即跟上了简的死讯。

随后则是双重打击的同步。奥本海默在纯粹爱人的死亡中沉默，对研发会议不再热心，其他人则是一言不合便辞职放弃，对离去者特勒的挽留也只是“一周来讨论一次”---此时特勒提出“你几乎是个政治家了“，而“一周一次”则变成了奥本海默“变回科学家”的时刻，这展现了他此时处于“科学家“到“政治家”之战后本质性妥协状态的过渡。这是非常微妙的一处，再现了曾经格里菲斯对他的妥协，此刻反而成为了他自己的让步--虽然他表示“是我不让卫兵放你走”，似乎仍拥有对基地事务的主导权，实际上却已经开始变为曾经军方的弱势，而特勒的研究者身份更是让他妥协性的挽留成为了对“实验”的让步，只能一周交流一次无疑是不完美的工作状态，与“基地失控”的含义相同。而这一切的动摇引发点，便是会议吵架时奥本海默沉默回想着的“简之死”，意识形态争斗对其个人生活的打压与“理想组合”的毁灭。
在这个部分中，过往委员会会议与现时听证会对身处两个时点的奥本海默达成了双线动摇，深化了“多重时点与多重回忆下的多重冲击”的模式，前者又显然可作为后者的记忆内容而形成又一重冲击。它随着奥本海默涉及事件的增加而增加，交叠在不同时间点上，彼此之间构成了“某一时点问答与回忆中过往”的关系，并最终一起归于现时发生的听证会，全部是此时对所有过往时点的回忆。如此一来，听证会中接受冲击的奥本海默的承受之力也就显著地愈发沉重。
可以看到，不同时点下的“质问者”是不同的，施特劳斯（委员会会议）、格里菲斯将军（奥本海默找鲁马尼次后的火车上）与马西（找鲁马尼次时）都担任过此职，而他们又都是听证会里的被质问者。只有奥本海默是所有时点中的被质问者，从而遭遇了所有人的冲击，成为“多重冲击”的一个形式。这也体现在了听证会的段落中，格里菲斯等人都在甩锅自保，只有奥本海默全程被动地接锅，所有的自辩均是对理想化的坚持，也就全然改变不了因世俗而形成的当前局面。
在多重的冲击下，奥本海默已经无法再维持信念，这构成了他在后半部电影中的主要行为：试图一步步地吻合世俗规则，将理想进行平衡妥协，却始终难以摆脱自己无法真正把握世界真相的限制。他也必然无法驾驭察言观色的世俗化言谈，像使用理论一样掌握语言，只能看着其他人的言语甩锅，自己却结结巴巴。
在诺兰的叙事架构中，委员会会议成为了影片正中间的节点，区分了前后半段，这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内心状态与所受冲击的变化。在委员会会议之前的“聚变”时期，奥本海默对计划的诉求没有本质变化，是凭借科学力量达成的“人类大和谐”，是共产主义的“消除一切隔阂”，从根本上解除世界里的阵营分化现象，他的身份与与他组成团队的都是科学家。其内部的区别更多在于“和谐的实现程度”，从最完美的和谐到自己掌控下的“结束纳粹消除二战分化“，再到最后的“相信官方的掌控，以威慑带来分化世界的相对无杀戮”。
然而，随着委员会会议对泄密三大疑点事件的回顾，奥本海默从中意识到了战后阵营化世界的不可避免，苏联作为共产主义实践者的反理想而行之真相：泄密确实发生在了自己建立的“共产主义、反战人士、多民族大熔炉”的基地中。同时，无论是在委员会还是二战后期回忆中，掌控权都在被迫地让渡给军方，而军方也始终或明或暗地流露着对苏联的敌意。因此，本质趋同的美苏官方必然掌控力量，也必然升级冲突，苏联由泄密而显露的“美国化”更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直接动摇，无论美苏都绝非可相信的理想对象。
委员会会议的结束部分，正是对前半部的总结，否定了奥本海默所为的意义，也将此前会议时点出发而形成的“多人多时点的多重冲击”进行了单一时空下的本质再现：奥本海默沉默地听着原子能委员会对美苏互相扔弹之可能性的商谈，意识到成果用于阵营争端之现实的不可避免，而带来“爆炸”影像的闪现画面则从自然中的蘑菇云变成了众人一致的脚踏，这是此前日本原子弹爆炸后的庆祝景象---爆炸与政治对立的必然相关性在二战中便到了大规模杀戮的地步，也将在随后继续延伸到美苏对立的时代。而在回忆的色彩上，带有直观“真相”的彩色回忆也首次出现：奥本海默对委员会会议结尾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对美苏争霸的他人言明，以及奥本海默对基地泄密与美苏和谐的抗辩无力。事实上，这也是他在更早时点的终战初期就从杜鲁门口中接收的信息，从而形成了其“理想化视角“下的自我动摇，与此刻委员会的“客观世界视角”给予他的外部冲击形成呼应。
这构成了他在战后世界的主要作为，也是“聚变“，却是以几乎放弃理想载体的巨大让步方式：原本以核研究为理想实现途径，却发现它只会升级阵营对立，因此只能将之抹除，来确保两极化世界下的“减少对立死伤”。这无疑是理想的巨大让步，也对应奥本海默身上的同等妥协，变成“科学“原点完全相反的“放弃研发”与“放弃科学家身份”，皆因为对立的世界是不可解的世俗真相。这事实上也推翻了他与凯蒂对于实践理想的最初设想，不再是“掌控力量来引导实现目标”，而是被迫的“放弃力量”。至于“掌控力量”的结果，委员会会议时点下的他已经非常清楚，是二战时代便不断涌现并在此刻被摆上战略地图的美苏争霸，以及由政府掌控下的“原子弹再现”，在几乎每次谈及氢弹时都会响起的“二战成功时的欢庆脚踏声”，看似成功实则毁灭。

对于战后时代，奥本海默放弃了对力量的掌握，拥有了对原子弹不可抗地被夺走后毁灭性后果的经验，也认清了美苏对立的不可避免。因此，他的计划似乎是契合实际的。但是，在委员会会议的结尾，也是奥本海默在时间线上即将“通向战后之下一阶段”的时候，依然流露出了理想化的特质：作为军人的博登找到他描述了导弹轰炸的记忆画面，他直接回应“我们会避免它”，将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而当镜头给回到博登时，对方却是一脸无语的表情。
显然，博登的本意是相反的“支持研发氢弹”，而其也正是上交奥本海默证据的举证者，是对共产主义敌意最大、对奥本海默身份的“阵营质疑”最明显的存在之一。奥本海默会错了博登的意，正是他依然有所理想化的表现，以为对方与自己一样反核战争，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一幕的设计非常有趣，这个节点是他开启政治家身份去限制研究的前导，却也让博登对他产生了必须诛之的念头，这便带来了一种信息的交叉，让他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成为了一个古怪的存在，越是努力便越会加剧打压。同样的非现实之理想化还出现在他与拉比的谈话中，他认为自己是“人们会听的先知”，才会将希望寄托在不停的演讲上，实际上到了战后的两次演讲却只面对了台下的鸦鹊无声。显然，即使奥本海默的理想在战后已经让步到放弃其载体和核研究一切努力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因不谙世事而被曲解。
在委员会结尾部分的引导下，电影后半部的核心得以凸显：对于“世俗”的更深绑定，成为政治家，呼吁限制核研究，争取在两极化对立严重的现实世界中保护人命层面的“无事”。一切距离最初的理想都无比遥远，不再是科学家，作为二战后期失去掌控权的回应，他必须接受政治舞台中的身份地位，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同时也不再追求创造理想载体，不再信任共产主义目标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阵营结束后的可实现。他只是在以一个几乎完全世俗的状态去应对现实世界，争取以放弃一切的代价换取最底线的理想目标：不再大规模杀戮。
如前所述，本片借助两个相对错位的“现时之结果时点”，以及两个主要回忆者对各自事件回忆的过往时点错位，创造了双重的表达效果：在现时的两个结果时点下，更晚的施特劳斯提供世俗视角下的“真相”，将奥本海默依然放在世俗化的语境中，从而否定了相对较早的奥本海默听证会中其人努力辩白的意义，而往往成组出现的“二战后”与“战前战时”过往内容，也同样以前者推翻后者，带来了极强的宿命意味，让奥本海默的种种让步几乎在其视角下的每一段彩色内容中都变得无意义。
这种手法也延续到了“委员会会议”与奥本海默听证会之中，前者率先出现并给出原子弹爆炸的毁灭结果与“阵营依然对立的非理想”，而随后出现的则是二战后期的奥本海默回忆，是他处于“相信官方的掌控，以威慑带来分化世界的相对无杀戮”之理想让步阶段，并最终看到失败而通往“委员会时点状态”的过程。
在这种错位表达带来的必然失败之宿命感中，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对于掌控权的失去与妥协。首先，在他与格里菲斯的交流中，经历了泄密事件与简之死的奥本海默不再保持此前俯视视角下的盛气凌人，变成了水平视角正反打下的平等对话，从“语言”和镜头上都表现出了对世俗礼仪的接受与世俗之人的容纳。而在反复实验的回忆段落中，我们看到了他与军方的话语权高下，格里菲斯强硬地给了他一个交工时间。这也吻合了计划的进展阶段，从前半部的理论研究环节与“爆炸的想象画面”，进入了后半部的应用实验环节与“爆炸的现实画面”。
这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对计划理想的让步。他又一次骑马行走在大自然中，象征“理论”之“原初形态”的杯子与小球也再次出现，意味着他对核反应理想的信念回归。随即，他以先知的姿态与演说“德国已投降，要放弃研发”的同事辩论，表示“研发成功后的威慑会让美国兵减少死亡”，赢得了众人的信奉与仰视。同时，基地似乎也又一次成为了反映第二重理想的伊甸园，人口越来越多，正像他希望原子弹做到的“挽留生命，减少死亡”。
如果获得掌控权的格里菲斯等人将原子弹只扔入海里或单纯持有，去保持威慑，自然就可以做到对草原上抗议传单“技术改变文明”的消除。此时的奥本海默寄希望于此，因此才推开了科学家伙伴的取消实验情愿书，接受了“我们制造它却不能决定怎么用”的事实。他也能像快速剪辑中的实验准备画面一样，攀登上高塔，触及拯救世人的神明之位，将原子弹赋予“三位一体”的耶稣称号。就像反复出现的实验用弹画面所强调的一样，一个被严密保护、威慑“敌方”而不做杀伤应用的实体研发成果与“在阵营对抗环境中保护人命“的研发意义，便是新的目标与对官方的期望。
然而，他的让步恰恰是又一次的不谙世事，当武器掌握到政治家与军人的手中，他不会有任何的话语权，对方也是全无底线理想信念的彻底“对立思想者”，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还是任何国家都如此。因此，在后半部中，听证会对轰炸计划准备期的追问与回溯，便成为了奥本海默对该阶段理想失败的回忆。前半部的多时空回忆形成了多重冲击，后半部则更加复杂，对奥本海默的打击来自于多方。

回溯实验阶段的过程中，美苏实际存在的原子弹对抗，带来了损伤人命的战争发生风险，继续让他加深对阵营对立真相的理解，武器必然成为双方当权者进行无底线竞争的砝码，所谓的“保住生命”也是不可行的，而他自己对力量的掌控权也在愈发流失。为了表现这一点，电影设置了多个角度上的“理想实现与推翻”之变化过程。
首先，是政治家们与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使用的交互。在众人与高官商谈投弹事宜的段落中，一切似乎尚且向好，高官说着“保护文明，不投京都，迫使投降而减少伤亡”，似乎印证了奥本海默试图避免传单所言的心思，并且在一番讨论后也达成了“在波茨坦会议上将原子弹告知苏联，展示成果也是一种胜利”，回应了奥本海默在这里的建议，也对应着“美苏互相保持基本盟友信任”与“威慑取得和平”的理想内容。
但是，负面的信息却深埋在了这一幕之中。高官不在意地表示“我和妻子在那里度假“，将关于生命的投弹地点讨论变得戏谑起来，“军工厂工人为主，减少老百姓死亡”实际上也变成了一句空话。同时，奥本海默也直接地感受到了话语权被夺的压力。当他说出“一部分科学家对投弹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格里菲斯直接打断他并表示“研究完成就要将他们分割出去“，在此前面对奥本海默陈词时的多个沉默镜头已经说明了他的忍耐积累。原子弹的决定权已经离开了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在此处首次得到了无比明确的强调，而奥本海默的地位也在构图中进一步下降：他一直处在全景镜头中的边缘，而个人也只得到了斜侧构图，与水平对称的政客单人镜头形成了强弱的对比，而被格里菲斯打断的瞬间，同一人物近景中的斜向角度再次扩大，意味着他此前已经失去掌控权的状态进一步恶化。而在对讨论发言者的频繁切镜中，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的逐渐边缘化，他慢慢地离开了讨论中心，沉默地无法再被剪辑入画面，而高速切镜展现的热烈讨论便只停留在了军人与政治家---两种最强调意识形态对立的世俗之人---的身上。
在投弹结束而日本尚未投降的时间间隙中，奥本海默彻底意识到了政治家的无底线与自身的掌控不能。格里菲斯没有如他要求的那样提前通知轰炸，他甚至没有了知情权，而电台里的杜鲁门也说着“我们会更彻底更高效地消灭日本人”，显然与“减少伤亡的威慑促使投降”的理想目标大相径庭。同时，杜鲁门也没有如同承诺的那样与苏联告知原子弹的存在，只是如格里菲斯说的一样“只说了有个新炸弹”，美苏的戒备与敌意显然远大于此前会议上的“盟友互信”。随后，在他与杜鲁门的接触中，也无法阻止对方提出的美苏核弹竞争计划，而二人在正反打中的力量对比也很明显，杜鲁门的镜头中只有奥本海默的一小部分身影，反之则有杜鲁门仿佛笼罩一半画面的轮廓。这推翻了政治家的底线，展示了对立意识的牢固，结合奥本海默对力量的掌控不再，便带来了对二战后核武器竞赛的合理担忧。
而在听证会的现时之中，他也意识到了伙伴团队的分裂：在“麦卡锡主义时代“这一意识形态对立发展到极端的社会环境下，格里菲斯、施特劳斯、特勒，后两人虽然都在一开始强调了“我可以给他作证”，但面对“是否认为他现在依然可以信任”的问题时却均被直接切掉了画面，暗示二人的不答。他们终究都在听证会上为了自保而甩锅给他。在听证会中，即使奥本海默自认已经足够现实，但他依然低估了世俗阵营斗争的程度，所有人都会处在意识形态信仰的怀疑之中，哪怕稍有问题就会有巨大危机，连他本人在内都是受害者。因此，更加世俗的旁人会甩锅给他，而始终未能完全放弃理想主义的他则只能“语言应对无力”地毁灭。在实验收尾阶段的回忆与听证会现时的双重冲击下，奥本海默得到的正是对自身如此结局的被迫承认与无奈接受。
围绕着“原子弹爆炸”，“理想的实现与推翻”同样有详细的表现。在最终讨论与准备实验的平行剪辑中，我们看到了爆炸从“理论”向“现实”的一步步转化，并由不断出现的秒表声音与愈发快速的剪辑节奏而体现了急切性。这个过程带有双重性的意义。在表面上看，它是终结二战的关键，也是杜鲁门向斯大林展示其存在而“互信”的表现，为了赶上后者的波茨坦会议，实验时间才如此紧迫，一切似乎都在走向理想，将掌控权交给官方后的底限完成。然而，它实际上是毁灭的象征，成功时间的迫切内因是“着急向日本投放”，而非真的要给斯大林展示，因为杜鲁门只是含糊其辞。由此，它的急切就成为了官方出于杀戮目标的心态，也由官方要求而带来了科学家的被动---在高速剪辑中，原子弹逐渐化为实验状态，好像是由他们在一步步地筹备实验，其急切却来自于官方要求，“制造原子弹”于内里层面是“被动性”的。
科学家之于“爆炸“的被动，结合官方对其使用的无底线，意味着它在世俗掌控下用于阵营对立的不可避免。在高速剪辑中，我们看到了原子弹放入保护外壳，此时由科学家主导，随后则在格里菲斯等官方的催促下不断完成“解除保护”的行为：格里菲斯逼迫奥本海默过早地下达试爆时间，属下则表示“还有什么比轰炸日本更危险”，点出了实验的本质，与时间决定权一样说明了奥本海默的无掌控力，随后在实验当天，即使下雨且可能因失败而污染大地，奥本海默依然要在政府的时间要求下被迫决定照常实验，让“爆炸“带来毁灭，让自己成为“世界毁灭者”。
因此，奥本海默基于和谐世界理想的“神明”身份也是脆弱的，他先是眺望高塔，而在一步步爬上高塔并抚摸弹头的时候，其人与实验弹却都笼罩在阴影之中，削弱了此时“登上天空神位与执掌神力兵器“的理想化姿态。

实验成功则是最重要的“理想实现与失败“之完整段落。它先带来了一瞬间的理想达成。在试爆之前的当天，奥本海默似乎重新展现出了对一切的掌控。即将带来大雨的乌云代表着实验之于理想的反向意义，自然本是核反应中“宇宙基本能量”的来源，也是纯粹理想的象征，此时却在阻碍实验的发生。然而，奥本海默却掌控了它，断言停雨时间并进行试爆安排，最后也如他所料，这让自然重新成为了对实验的正向存在。同时，这也让“预言雨停”后的节奏有了一些变化，仍多处于走表的背景声音中而有急迫性，却有了如“奥本海默与格里菲斯对话”这样的缓慢片段，放低了那种“几乎失控的被动前行”之感。科学家拿回了自己对试爆的掌控权，就像最后时刻格里菲斯去前线，引爆室中只有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
而在他与格里菲斯对谈“无法控制反应而世界毁灭”的时候，电影同样带来了暂时性的圆满：二人都有些担忧实验杀死一切，这种情况最终却没有发生，水平角度正反打意味着二人的对等。这似乎抹除了开篇时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担忧，让奥本海默不至于成为“世界毁灭者”，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而格里菲斯在此刻的“同状态”也带来了世俗力量与奥本海默的共通，似乎大家都会将原子弹用在“和平”目标之上。
试爆的段落中，爆炸的火焰发生在了现实世界里，却因只是实验而未伤人性命，此刻的它由实验主导者奥本海默全权负责，甚至一步抵达了最理想的状态：将核武器力量掌控在作为科学家的自己手中，而不是交由政府去“使用“或哪怕“威慑”。同时，基地也呈现出了理想乡的状态，所有意识形态信仰的人都在拥抱欢呼，军方的格里菲斯等人也加入其中，一派消除争端与猜忌的大和谐景象，甚至连同第一阶段的保密规则也被无视了：奥本海默让人给凯蒂带去暗号，似乎让自己的婚姻生活变得更好了，而凯蒂接听电话时婴儿的哭声骤止，更说明了此刻理想对“凡俗存在”的成功压制。
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完美，实验的爆炸马上会变成实战的投弹，原子弹也会马上从奥本海默掌控的实验品转到官方把握的武器。试爆成功时的大团圆也终究只是暂时的景象。格里菲斯在庆祝人群的边缘离开了太阳照射下的光晕，走入背阴地的黑暗中，拨通了政府的电话，准备开始实战投放。
值得注意的是，爆炸瞬间响起了奥本海默的心声，或许是当时的想法，也可能是现时听证会中回忆此处的“复盘”：“我成为了世界毁灭者”。此时伴随爆炸的完全寂静似乎是“脱离喧闹现实的世界”，实际上却更像生命凋零后的死亡现实。奥本海默制造了原子弹，没有让它在物理层面无限反应，却难以阻止它出现后带给阵营化世界的“无限反应”：为了与对方阵营对抗而投放实战，在二战后则不断进行军备竞赛，将对立与核战争的危机层层推高。有趣的一个设计是，离开引爆室前的格里菲斯让他“尽量不要毁灭世界”，这指的是二人针对试爆风险的物理层面希冀，他做到了这一点，却没能阻止阵营化世界中的“毁灭”，因为那恰恰是由格里菲斯等官方人物决定的。他有对“使用时反应状态“的大致把握，却没有对“如何使用”的掌控权。
作为落地，实验完成后的奥本海默也迅速失去了短暂达成的理想。当他注视着实弹被送走并投放日本时，诺兰带来了对等于第一阶段“火车上回忆”的小型回溯节点，他想起了自己向士兵提供用法却被告知“我们会接管一切”的经历，从这个回忆中充分意识到了此刻围绕原子弹的一切之于自己的失控，作为大和谐理想伊甸园的基地的失去更带来了进一步的破灭，从而构成了后半部中的“多重冲击”。此时的他已经有所预感，对特勒表示“一旦使用原子弹就会每一战都有原子弹，直到更大的核弹出现”。他已经完成了作为实验研发者的任务，就如同格里菲斯所说的，“捧着他直到他做出来炸弹”，现在已经是失去所有权限的时刻，只能目送弹头远去---在弹头投放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得到任何通知。
结合上述种种，力量的掌控权落到了无底线的官方手中，因此原子弹被投放就意味着“用于现实威慑而保住人命“这一妥协理想的破灭。更大的打击则来自于弹头对二战后世界的影响。他与官方的力量与权限对比愈发鲜明，在与杜鲁门谈话的时候则被明确提出了美苏核武器争霸的任务。原子弹完全不利于战后的“保护人命”，阵营对立程度反而在核武器竞赛与实战的阴影中愈发严峻。这又是比“在二战中造成死亡”更深远的危机，让理想的破灭变得绵延无尽。
随着原子弹的爆炸，奥本海默成为了一个与初心截然相反的不情愿的“神明”，这也是他第三重理想破灭冲击下的阶段性结果。他是终结战争的人，获得了众人的欢呼，走过人群的跟随镜头高度对应了第二阶段开始时步入讨论人群的一幕，发言后获得一致追捧的“福音发布者”姿态也是如出一辙。然而，彼时的他说出了第三重的理想，是真正的先知，此刻却只是勉强吻合现实环境的不情愿者，赐予了人类以用法全然扭曲的神力，带来了与自己神明之心截然相反的结果---说出“日本人肯定不高兴”的话语，实际上却与“减少伤亡”的本心并不相符。他成为了与初衷背道而驰的伪神，众人只是在听信他那些不由衷的欢乐谎言。神力的真相则是彻底进入现实状态的爆炸，在幻象中摧毁了一切，只剩下焦黑的尸体与静寂的环境---与实验爆炸完全相同，代表了生机丧尽的安静世界。而作为理想乡的基地也彻底地被破坏了，先是他看到的哭泣者，然后是杜鲁门为了美苏对抗而长期化的征用，蔑视苏联的研发和资源，让“还给印第安人”的“回归自然”（纯粹理想化）不可实现，他在该阶段开头想要对抗的那份“技术改变文明”的传单反而成为了现实。
与杜鲁门的终战会面是关键的一幕，它使得奥本海默加深了自己对原子弹失控的认知，充分了解自己之于政治家的弱势，才有了对政治家身份与抹除核研究的本质性转变。电影细致地表现了他与杜鲁门的区别，出于理想与现实背离的他认为自己沾满了鲜血，是心灵的自我鞭笞，而杜鲁门则以现实思维表示日本人只关心扔弹的人是谁，则是仇恨的来源考量，让奥本海默在极度广角的斜向特写下承受巨大压迫与信念动摇---在现实的世界中，他的意志没有任何作用，甚至连“担责”都不会被任何人重视，重要的只是阵营之间对进行杀戮的政治家的仇恨，而不针对“制造杀戮工具”的科学家，这种视角下的他甚至是与原子弹割裂的。
同时，当官员说出“继续使用基地”时，他的身边出现了巨大的地球仪，这显然是对此前一幕的呼应：实验成功的时刻，奥本海默被抬到了美国国旗右前方，此刻的他是实验的掌控者，在弹头尚未应用的一瞬间实现了理想，是真正符合本心认知的国家英雄；而到了白宫办公室，研究被确定为争霸工具，掌控者变为政治家，他们试图做地球仪对应的世界王者，奥本海默则只是杜鲁门口中“不必让他再来”的“娘娘腔”。
因此，为了维护二战后冷战世界的基本和平，离开时再次看到《时代》封面的奥本海默必须彻底进入“现实”，同时也意味着对理想形式的完全逆转：接受杜鲁门提供的职位，成为“不情愿”的世俗之神。他作为政治家与演说家频频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涉及科学则少之又少。但是，就像此前让步后依然不够力的结果一样，奥本海默终究是一个不真正世俗化的人，他自以为的让步妥协都会以理想主义为基础，并最终被“完全世俗”的现实击溃。

有趣的是，随着回忆推进到战后时代，奥本海默和施特劳斯的回忆线完成了重叠，对同样事件的回溯也就带来了回忆段落的合一，并由此带来了奥本海默努力失败的“真相”。彩色与黑白的回忆段落在这里完成了互融，它代表着二人回忆的合一，更说明了彩色一方的溃败结局：此前的“旁人彩色回忆“只是一瞬，这里却由施特劳斯多次完成这种“对理想化的入侵“。而在内容上看，彩色部分也成为了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言谈随性而让自己嫉恨升级的世俗视角，以及随后对奥本海默信念的直接冲击，在宴会上告知对方“你任命的福克斯被确定是苏联间谍”，坐实了基地理想氛围破灭的泄密事件与奥本海默出于“大和谐”信仰的错信旁人。
“彩色”完全变质，也对应了奥本海默在这些段落中的“变质”。在自己的彩色回忆中，他也记起了自己在发言时对施特劳斯的间接羞辱，以及签署文件时对方的诱骗，最后则是对方遥控下对自己的窃听。特别是第一个场景，它在电影里多次出现，直到此时才变成了奥本海默出于凡俗视角的回溯与理解，并引发了又一次冲击---自己听证会的现时中，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看着凯蒂“就是施特劳斯干的“的咆哮，意识到施特劳斯对自己的报复，不再如前一秒的“他带我去的普林斯顿”一样强调旧情，只是沉默无语，意识到了自己认知中“伙伴”的分裂。
基于上述设计，奥本海默在彻底外露的政府极端行为中受到了理想动摇的完全打击，他也转向了更加非理想的世俗一边。而在这个部分中，施特劳斯也直接定义了“奥本海默利用政治影响力试图限制研究”的身份转变，随后出现的黑白闪回则带来了对此转变的结果：他的各种曝光、演讲，全部都处在黑白色调之中，而无视鲁马尼次等人被麦卡锡主义坑害的继续活动则愈发加重了危机，被fbi密切追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特劳斯开启这段回忆的时候，电影先以闪回的形式回溯了弟弟、鲁马尼次、谢瓦利埃被政治迫害的结局，最后则闪回到了委员会会议上的奥本海默。后者的时间点与战后初期的闪回接近，是奥本海默“以政治家身份活动”的开始，委员会会议上的他因简与上述几人的泄密嫌疑而动摇，最后依然向博登表达了“不再让爆炸发生”的信念，通向了战后的状态。而施特劳斯引出的战后回忆就成为了对委员会一幕的再现：同样受到几人结局与共产主义打压的奥本海默，同样目标的“政治活动”，而结局则是下一段的第一个镜头：施特劳斯“被杜鲁门拒绝后他很伤心”的话外音，以及奥本海默扔在桌子上写着“氢弹研究开始”的新闻。
同时，他的“影响力“也是不成立的。在委员会会议的最后，奥本海默表示“我说话时，他们听先知的”，似乎可以靠政治影响力而成为避免战后世界伤亡的神明，实际上在两次演讲中却只看到了官员的不满与台下的沉默。两期《时代》杂志封面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比表达，终战初期的奥本海默成为封面人物，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在施特劳斯听证会的时点下，他也登上了封面，并在随后的私谈中说明了自己运用舆论进行坑害计划的手段。两相比较之下，施特劳斯是更会运用世俗元素的人，目的也是政治向的“污名化”，而奥本海默则无法运用妥当，演讲换来听众的沉默，目的也是理想主义的“世界和平”。因此，他作为政治家的世俗化活动定会失败，就像他在动用“语言”的战后演讲与听证会答辩时并不如施特劳斯那般有效---吻合理想的演讲只在最开始的聚会上成功，在二战结束后则变成了“扭曲本愿的虚假成功”的投弹成功演讲，以及无人喝彩的两次战后演讲，“先知”称号名不副实。
作为失败的结果，就像杜鲁门说的，“这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他在战后的努力并不能扭转一切。他研发了“终结纷争”的神力，却引爆了升级纷争的危局，彩色回忆部分的“真相”彻底外显，意味着奥本海默信念的摇摇欲坠。在他自己的两段回忆中，我们也非常直观地看到了他的思想质变，这也是又一层的“回溯冲击时点”，带来了最关键与直接的“失败”认知：先是被施特劳斯告知共产主义分子被抓，意识到阵营对立的极端程度，下一次则是观看原子弹爆炸的尸体影像，意识到研发的现实结果，二者相结合便是不可扭转的“研发恶果在战后的延续”。
即使变成政治家身份，奥本海默依然不完全懂麦卡锡主义下的社会，忽略了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立程度。他依然没能彻底摆脱理想主义，更多的是摇摆与迷茫，在与特勒的交谈中面对“你到底信仰什么”的质问无法作答，既不相信自己方才演讲中的“结束核研究”可行，也没有应承对方关于“继续让我研究氢弹”的请求。作为结果，他所有的活动都会被怀疑是“服务于苏联”而曲解，并导致自己的人生毁灭与努力无果后依然持续的世界纷争。
由此，在听证会行将进入尾声时，他未曾抹除的“非世俗”本性再次暴露，且有了新的叠加，合力将他推上了被意识形态语境曲解的结果----此前多次铺垫的“与露西私情”在这里揭晓，这与“不讲礼仪的言谈”一样，是他“不守伦理”的一面，完整贯穿于三个时期，甚至在他转为政治家的战后也依然存在，并导致了劳伦斯的拒绝作证，伙伴再次分裂；而在听证会中，他也无法编造说辞，只能承认自己“为了保护谢瓦利埃等共产主义者而撒谎”，理想者的姿态显露无遗。这让他与其理想行为必然在世俗视角下被压迫与曲解，受到伪证的政治陷害与打字机特写下对自己的“有罪定性”。

在影片的最终部分，诺兰带来了第二阶段中又一种形式的“多重冲击”：出自施特劳斯的对“奥本海默听证会”之回溯。这也正是此前两个阶段中基于不同时点的“多重叠加冲击”的集合点，将“多重时间点”以叠加打包的方式给出。奥本海默坐在听证会上，回忆不同时期中自己的“不谙世事“之错误，而往昔回忆里又有回溯，从而承受了套娃一般的打击，愈发明白自己的不通世俗，哪怕妥协合作并压低理想也无济于事。而最后带来的回溯，便是作用于听证会这一“冲击凝聚点”的施特劳斯回溯：他才是筹划质询证据的人，我们在他的回溯中看到了听证会组建的过程，从提交物证到商量计策再到摆桌上人，一直通到了奥本海默面前的听证会画面，给予他多重冲击。同时，这在此刻的剧情上带来了对奥本海默的致命一击，完成施特劳斯的阴谋陷害。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多重“不仅是时间点上的，更因为施特劳斯的正式跳反而增加了“人物来源”的形式：他明确地成为了奥本海默本人之外的又一打击者，一手促成了冲击奥本海默的听证会。而施特劳斯其人也正是奥本海默自认“将自己带到委员会高位”的同伴，在剧情上足以给奥本海默的残存信念以最终一击，让他明白自己对“意识形态”与“凡俗人心“的理解浅薄。
施特劳斯说自己必须用坑害奥本海默的方式自保，因为不想在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位置后变回“平庸的鞋商”。这是他的世俗一面，同时也说明了对侮辱过他的奥本海默的嫉恨，等于是对二人初识的回溯，随后则是对对方嘲讽自己关于“同位素出口带来核危险“时自己尴尬心境的回忆---如前所述，这一幕是施特劳斯嫉恨激化的关键，多次在闪回中出现，也是他以阵营对立视角看待核研究时，与奥本海默产生的对立。在这里，施特劳斯给出了自己视角下回溯出的两个时点，既是对他自己的影响，让他明白自己与奥本海默的本质差异，心生嫉恨，又由此引出了对奥本海默的外力冲击：因嫉恨而带来了让他崩溃的奥本海默听证会。更进一步地说，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就展现的“不服从言谈与伦理等规矩”，导致了其在世俗规则统治世界中的必然毁灭，因此为了理想的所有努力都是失败且被曲解的徒劳。自身的“非世俗”与由此引发他人嫉恨的听证会，从宏观/内在与微观/外力的两个角度上构成了对奥本海默的毁灭。
在两次听证会的同步收尾部分，此前的种种叠加冲击都已经完毕，对“理想对抗世俗”的宣判结果即将到来，诺兰也带来了最后的点睛设计：施特劳斯的“世俗化坑害”与奥本海默“理想化反击”的正面对决。他让理想与世俗的对立回滚到了最初的阶段，并以建立了两场听证会在跨越时空状态下的交锋。平行剪辑之下，施特劳斯将奥本海默判定为“假装受到道德煎熬的虚伪受难者”，这是他出于自身世俗视角的名利化思路，认为奥本海默只是想以此来获得地位，因此要用意识形态敌人的定性去埋葬他，而奥本海默则努力陈述自己的煎熬，证明自己确实是受难者，所做一切无关阵营斗争，世俗与理想的表达都在各自语境下达到了最外露与最极致的形态。
在奥本海默这一边，他的彩色段落被证人自保的世俗行为“入侵”。特勒和格里菲斯无法完全违背本心，却也迫于压力与嫉恨，前者否认奥本海默叛国的同时也都认为“不应该给交给他委员会职务”，后者则表示“不会给他安全许可，但也不会给任何人，承认奥本海默在基地的意义”，劳伦斯则放弃作证，还有完全做伪证的博登，这都构成了“妥协性的局限胜利”。另一边，施特劳斯的黑白段落则在劳伦斯等“伙伴“抛弃奥本海默后，自己团队里的伙伴同样开始离心，并在最后两位科学家支持奥本海默并控诉施特劳斯坑害的证词中遭遇了反抗，被控诉“出于对奥本海默的私怨”。此二人不同于拉比和特勒一样涉足政治，与鼓励奥本海默“让他们下地狱”的爱因斯坦一样，是完全纯粹的科学家，他们与奥本海默形同团队的申张与反击也带来了奥本海默对最初理想状态的回滚，以研究带来世界大和谐”。
由此，二人以最初也最本质的“回滚“状态形成了跨时空的一对一。入侵奥本海默的“世俗”源头是施特劳斯私下闪回而再次强调的“凡俗嫉恨“，奥本海默听证会上的一切走向都源于他的设计。反击施特劳斯的”纯粹科学“则对应了奥本海默的最初理想化阶段。进一步地说，由于时间点的错位，施特劳斯一边被指出“罗伯是他安排的人”时，镜头切换到早几年的奥本海默一边，罗伯正在进行引导证言的逼问，这种连接方式无疑强化了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陷害---后者的整个听证会都是他在被控诉且自身表现出的嫉恨产物。
随之，奥本海默一方也摆脱了“自认受难者”的心理而激烈抗辩，由他的“实践理想的最坚实伙伴”凯蒂代行。命运共同体一般的她代替奥本海默对施特劳斯遥控的罗伯全面反攻，在对方的诱导与曲解证词中应对自如，施特劳斯也在反复强调自己对奥本海默基于差异感的嫉恨，认为他导致了自己的被排斥，是为“反击坑害”与“驱使坑害”的对决。随后，在跨越时空的平行剪辑中，对决进一步升级：施特劳斯与罗伯提出同样的质问，跨时空地借助后者之口，将奥本海默“不愿研究氢弹”的原因定性为世俗化的“要保护自己研发的原子弹的地位”，名利导向正如他本人，而奥本海默则强调自己的愧疚内因，其与理想目标背道而驰。

“回滚”对决的结果也是复杂的，是“实验核爆”的又一次再现。看上去，“现时”的理想得到了重建，信仰的底线在最后扭转了一切。但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假象，真正到来的是一种微妙的结局。
听证会的最后自辩便是有力印证。奥本海默反击罗伯的指控，最后更是直接说出了“我担心我们会使用一切拥有的武器”，完全坦白了自己出于理想破灭的根本心境。这是他的理想内容，与对方“不帮助研发就是叛国”的阵营分化语境针锋相对。在这里，毁灭性的原子弹出现，并延伸为原初理想伙伴简的象征意义死亡，先是庆祝二战胜利的跺脚，然后是杀死人类的幻觉，最后则是现实里与罗伯逼问同步的压迫来源，自身的“世俗化使用恶果”与对方的构陷完美结合。奥本海默此前一直回避明言前者带来的心境，因为那会触发毁灭的痛感，到了此时则终于一吐胸臆，将自己出于理想的本心说了出来，非理想的原子弹爆炸闪光与二战幻觉也随之消失，似乎带来了他的暂时胜利。落到与施特劳斯的跨时空角力之上，作为阴谋执行者的罗伯注视着联系凯蒂时的奥本海默，带来了施特劳斯对此刻中间性结果的感知，这带来了他在下一场听证会的续盘阴谋，也对应了彼端时空中其本尊的又一次失败。看上去，科学研究与个人生活似乎都得到了最后防线的捍卫，回到了初时的状态。
但是，就像彼时实验的后续一样，理想实现仍旧只是一瞬间。奥本海默在判决公布后让凯蒂“别收床单”，推翻了实验爆破成功时刻的暗号。而在判决的时刻，胜利的不完美更得到了表现：他免于指控，道德煎熬的状态被接受，却依然失去了安全许可，出于意识形态阵营的不信任与曲解并没有消失。这同样对应了世界的状态，核武器竞赛逐渐停止，但争霸却依然持续，真正的世界和谐不曾出现，而承载着其理想的“核研究”也被他亲自否定了。这种微妙感也落到了对施特劳斯的“胜利”上---他证明了的东西，不过是自己出于理想不成功的“受难”而已。
在这里，肯尼迪是一个有趣的细节，他投上反对票，似乎破坏了施特劳斯在听证会上的计划，让施特劳斯丢掉了晋升的机会，也宣告了---他此刻再次想起的---“同位素出口中二人意见对立”一事上的本方失败，也没有让此前“对奥本的非彻底陷害”在又一次的听证会阴谋中再次推进，没能将奥本海默打入更极端的被否定深渊。而且，肯尼迪本人也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以总统之尊实现了“理想照进世俗政治世界”，缓解了美苏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机，但他死于非命的结果又让其理想国一般的“卡米洛特时代”如此短暂，达成的不过是表面的平稳，终究要因对立的本质而灭亡，就像“实验核爆”后瞬间的表面完美，以及奥本海默得到的妥协式表面和平与虚伪的世界认可。在对立严峻的2023年，这样的表达无疑极有暗示性，它彰显了“理想世界”在每一次表面复兴中的不可持续，一直到当今时代。
更重要的表达设计则是结尾处，“过往”、“现时“、“未来“的同步与交互。电影在最关键的“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这一关键时点进行了回滚，在叙事结构上最为决定性的点睛部分完成了对此前各种回忆追溯的暂时推翻与其后重现。在此前的电影中，“过往”与“现时”进行了对奥本海默的双重冲击，在结尾则依然同步地带来了对奥本海默的理想重建，实际上却是对“原子弹爆炸”之虚幻辉煌的再现：既复述了毁灭的高潮瞬间，也以对“未来”的连接而牵起人物在“原子弹“与“氢弹”两个大时期的终局状态，将二个时期里的晦暗结果连接起来，强化了毁灭的程度，成为了影片主题的升级。
电影回到奥本海默与施特劳斯和爱因斯坦初见的时刻，二人的谈话内容得以揭晓。其与施特劳斯以为的“排斥自己”并无关系，他从此时点下感到并逐渐积累叠加的嫉恨也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看上去，这是对此前施特劳斯视角下“客观真相”的推翻，证伪了施特劳斯听证会时点下其表达的本心理解，也否定了其世俗视角对世界真相的绝对反映作用，其终究是有局限的：一次次叠加下被当作“世俗化差异者”的嫉恨，让他的视角成为另一种主观，而两个科学家的理想化空间才是最终的真相，施特劳斯则成为了远处虚化的一个斑点。一切回滚到二战胜利这一“毁灭与理想二选一“的高潮时刻，前者对应着原子弹毁灭世界的非理想，后者则实现了“以理论实践结束二战的阵营分化世界”的理想。作为落地，施特劳斯的极致世俗在此萌生，随后逐渐形成对奥本海默的显化压迫，其被推翻便意味着“非理想“的败北，因此其后引出的时代本质也会有所变化---他逐渐产生并实行压迫的动机不成立，由此刻原子弹终战所引导的对立升级世界也不成立，就像核竞赛最终会达成的一致。
但是，二人给出的却是对理想破灭的预言。爱因斯坦将奥本海默视为自己的同命运者，以经历预言了他“倍受折磨，最后被谅解，却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你”的非理想化未来。作为呼应，奥本海默的未来也确实出现了，从而带来了新的“未来”时点。在听证会结束的多年后，奥本海默来到了“为了他们自己而被谅解”的授勋仪式，接受了政府授勋和老友宽慰，但作为其共同体的凯蒂却拒绝与曾经陷害丈夫的对方握手，就像她在听证会时痛斥奥本海默“不要握他的脏手”---一切其实并未改变，奥本海默的“握手”依然只是听证会被出卖后的“自认受难者”心理，凯蒂也依然不接受对方不变的世俗之举，从听证会的背离到授勋会的试图和解，对其行为的不认可与不满私愤始终存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凯蒂在这里非常重要，直接作用于收尾阶段的表意。在听证会的最后，奥本海默想起了二人“发誓以理想之心掌握核武器主权“的最初时刻，回到了“政治理想化逐梦“的实践起点时刻，凯蒂也抵抗住了听证会的压力，没有败给世俗政治力量，并在最后与丈夫携手回家。在各时点下多次经受世俗政治环境压力之后，夫妻通过了考验，凯蒂成为了奥本海默的共同体。然而，当奥本海默接受授勋时，她却依然拒绝与背叛者握手，镜头落到她对旁人一笑的瞬间，给出了关键的表达：作为共同体的她成为了奥本海默内心中不满的具象，心有灵犀地做出此行为，唯独对这些坑害者保持敌意。奥本海默并未得到世界以非世俗语境的认可和致歉，也并未真正放下理想而接受世俗，他承受的曲解打压、理想破灭依然存在，对世俗礼仪也只是委屈求全，依然是不情愿的受难者姿态，此刻正是对一切的浓缩：它带来了不甘心的受难之痛，其非神性也正代表了奥本海默的本质，让他无法成神，只能成为强行攀登神位的盗火者。
奥本海默似乎以授勋的方式重新被国家承认，但他理想化的逐梦团队却依然是分崩离析的，而国家对他的认可也不过是虚情假意的自我开解，一切仍是凯蒂在听证会后判断的“你以为他们会原谅你吗，不”。正如他在听证会结尾的遭遇一样，虽然免于严重判罚，却承受了撤销安全许可的结果，并不被完全信任。这对应了他与凯蒂的关系，作为二重性理想伙伴的他们恢复了夫妻关系，回到了理想实践的“起点”，但其努力其实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就像二人结识初期的种种暗示一样。他们即使回到了起点，迎来的也不过是受勋仪式的“受难者”结局而已。当奥本海默离开纯粹科学者简，将理想对象投向现实世界的时候，结局就已经不可更改，而简其实也无法维持其纯粹性，奥本海默能获得的至多也只是瞬间的光辉而已，正如他在原子弹实验成功时的短暂圆满，以及经由核竞赛缓解而得到的表面和平，实际上却无法停止本质上的对立，而理想载体也已经消失。

在结尾处，借由“湖边一聚“与“最终未来“的连接，奥本海默的身上出现了奇妙的被冲击效果。首先，前者是原子弹时期的末尾，后者则可以作为氢弹时代的结束，构成了奥本海默在两个大阶段里的理想争取结果，而它们呈现的则是同样的“世界毁灭”：大和谐的世界理想未能实现，奥本海默本人则分别被世俗代表施特劳斯与更多人所曲解。
同时，由爱因斯坦进行的“人生定性”包含了奥本海默的“战后“，具有基于此时点的未来预兆性，且同时针对之于“听证会之现时“的“过往、现时、未来“的多重时点。一方面，他被爱因斯坦告知的“未来”对此时的心理形成了冲击，并与此前经历的“战前战时之过往”相结合，他已经预见到理想目标在未来的受挫，此前的遭遇会延续下去，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包括了战后的限制核运动之“过往”、听证会的辩驳之“现时”，以及最后的授勋会之“未来”。同时，这一幕也冲击了“未来”授勋会中的他，让他确切地意识到了爱因斯坦的正确，从而再次受到打击，以吻合爱因斯坦告知的“受难者”姿态接受了他人的宽慰，由虚情假意给予自己的痛苦而开解了对方。这就是爱因斯坦告知他的唯一结局，以其预言性而凸显宿命感，他则通过确认而最终接受了宿命。
事实上，预兆性的元素多次出现在电影中之中，作为对“宿命感”的强化。“纯粹理论与独立理想“的第一阶段本身便是一则预言。简对他的“世界毁灭者“预言，基地名称初次提及时的全黑画面，简给他人生遭遇所下的忠告，都来自于这个时间段。这起到了对结尾表达的铺垫作用：在他的人生中，对毁灭性结局的预兆出现在最初的时刻，一次次地强化着对其随后理想尝试的否定，构成了最终悲剧的宿命感。而在每个时代中，官方的监视、基地中对共产分子拉上的窗帘，一直到显化的打压怀疑，包括每个时代中暗示的“对露西必然被批判的私情”，都贯穿其人生始终，带来了恶性预兆的逐步落地过程。
此外，电影中多次出现了“第一人称视角下的人物渐远”镜头，它象征着作为“观者“的奥本海默各阶段理想的动摇与让步，远离的人物即是他即将抛弃的阶段性理想状态，同样形成了一种预兆性暗示。首先是对简的远离，他即将告别纯粹理想化的完美状态。第二次则是在湖边结尾对犹太科学家的远离，他即将远离二战中“政府控制的无权力科学家”，进入战后的政治家状态。类似的还有实验成功后对原子弹运车的远离，此处加入了奥本海默的背影，进行移动的是车而非镜头，强化了此刻的重要性：理想实现瞬间的载体终究还是远离了自己的掌控。
并且，在最终的湖边一聚中，奥本海默的反应便昭告了他对过往、现时、未来的认知---湖水变成了启发公式的雨滴，随后却又从“自然”变成了“身处于投弹机舱”的幻觉，最后则是无限反应后点燃大气层的爆炸。“爆炸”从美好的理想变成了争斗的世俗，而他最终也说出了“我觉得我们确实摧毁了世界”，个人的生活面临事业的破碎，世界则陷入敌对的升级。当这一幕在电影结尾出现时，无疑是奥本海默对全部人生的定性，既针对此前发生过的一切，也针对彼时尚未发生的基于听证会之“现时”与“未来”。
这种“多重时点的交叠”成为了对“多重回忆叠加指向现时”之理想冲击结构的浓缩再现，又以基于相对时点的“过往”与“未来”之混合属性而完成了进一步的冲击复杂化升级，不再是绝对的“回溯过往”与“现时受制”。这也正是对“反应叠加引发爆炸”之“核爆”的升级，带来的却是彻底的毁灭之受难者宿命：以美苏竞赛为代表的阵营对立阴云仍在，理想主义的行为也始终不被世俗真正接受，特勒、劳伦斯、格里菲斯的最终态度都是暧昧的平衡，看似认可的受勋仪式更源于国家对他不由衷的虚伪，其中包含着对异见者的怀疑与敌意。它们并未消除，一直以其存在而证明着世界的意识形态化对立，对奥本海默的理想给予失败的定性，且延续到了受勋仪式的终局未来。
这也吻合了他最后对原子弹爆炸结果的描述：“我们确实毁灭了世界”。在与简初遇的“预言性“场景中，他是被动地念出了“世界毁灭者“，到了这里则变成了主动的姿态，意味着他对此命运的经历与接受。在他思想的闪现中，首先是即将实验的原子弹，正是理想的短暂实现瞬间，就像夫妻最初设想的一样，有关武器的一切都由他掌控，随后是委员会会议后奥本海默产生的“自身处于实战爆炸机舱中操作投弹”的幻觉，最后则是无限反应带来的大气燃烧与世界毁灭--这是他们曾在物理层面上避免，却不能在现实层面同样做到的“永久毁灭”，而非二战后的“从毁灭中重建”。
这里的“世界”，既是原子弹爆炸而引发的美苏足以灭绝人类的核武器竞赛之战后世界，也是奥本海默理想中的“大和谐世界”。因为原子弹的爆炸，现实朝着理想的反向急剧恶化下去。以此时点出发，它是对过往的总结，以及随之形成的对未来预言，也是对理想实现的否定：只有“抹除理想”，才能创造极其局限的和平，而他的理想者身份也依然会与世俗的世界继续冲突下去，受到对方虚伪和解之下的永恒压迫。
在与简的“纯粹理想化”阶段，二人都认可“对一切留有余地”的观念，这正是奥本海默对世界的根本理想，也是他的一贯做法。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极化对立，而是能有余地去缓冲中和，创造一个异见者们大和谐的理想世界。而在对理想的践行中，他则同样留有余地，不一味追求理想的完美实现，而是在挫折后向现实逐步平衡，执念于阵营之间“余地“的最大化，寻找妥协而可行的理想落地之道。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没能创造“有余地”的世界，哪怕最后时刻的“余地面积”已经无比之小。这个观念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行的，因为世俗阵营的争霸世界里全无余地可言。
对湖边时点中的奥本海默来说，他尝试用原子弹终结二战导致的阵营分化，实际上却发现阵营分化并非仅限于二战而是世界日常，原子弹失去了掌控成为政府手里的分化升级。奥本海默没有让他和爱因斯坦猜测的“无限反应并毁灭世界“出现，这是物理自然层面的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世俗因素，这种成功在世俗的世界中没有意义，只会带来政治对立上的“反理想”，因其出现而激化阵营冷战与核战争威胁，毁灭世界与理想人生。这也对应了全片持续的“反应叠加”，奥本海默从自然反应的“物理”出发，进行“独立于现实之理想”的核反应实验，最终得到的却是多重回溯结构汇聚的“听证会“给予的“理想动摇力”之叠加，而后者叠加形成的“原子弹”也是其理想形态的反面---它是屡次幻觉中出现的“庆祝二战结束的足踏”与“简的死亡”，更是听证会结尾处与罗伯激烈交锋中给予自己痛苦观感的爆炸闪光，以及对自己与爱因斯坦的纯粹自然环境“湖边”形成破坏的爆炸火浪，直到最后毁灭全世界的点燃大气层之无限反应。
而从此时点下独立存在的奥本海默来说，说出这句话的他又带来了新角度上的“多重冲击”结构，指向的内容却有所不同。预言的加入、对原子弹的总结、平行出现的终局，共同形成了独立出现于“湖边时点“的“过往”、“现时”、“未来”之三重叠加，此刻的他同时接收了三个时点的冲击。这让他此后在冷战时代的继续努力成为了一种对“受难”的拥抱：明知一切也要尝试，不惜成为被世俗世界压迫曲解的受难者。
并且，最后一镜的“我们确实毁灭了世界”也成为了对其全部既有与未来人生的定性：以抹除理想的毁灭方式实现妥协于现实的理想，在毁灭世界后建造一个表面和平的短暂世界，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理想世界---局部实践的基地那样的大同形态---大相径庭。他在原子弹爆炸中毁灭的是二战世界，也是理想化战后世界的可能性，由一战后苏联开启的天下大同之社会主义理想在二战后的冷战时代被美苏彻底证伪，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斗争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其限制研究的行为完成了对理想的直接推翻，甚至因其巨大威力带来的背离而比战前时代更加尖锐，更等同于对其主观世界的人生毁灭。矛盾与离心的趋势已经开启，并不会因为核武器的限制而得到本质性的改变，这也由如今的现实世界得到了印证。
在最后一个镜头中，奥本海默闭上了眼睛，隐约间对应了相对此时之“未来”的听证会。彼时的第一个镜头正是他的“睁眼”，这让结尾时的他与之无缝衔接，成为了对随后发生的一切的预示。“睁眼前“的“看到自然元素与物理反应“只是幻觉，“睁眼后“看到的则是冰冷的听证会，这正是他在人生中每一阶段的状态曲线。由此，这个衔接也成为了在影片结构上的“人生总结”，在结尾处的时间点上成为了对二战经历的回顾与二战后一切的预知，它指向二战前的“过去”、终战的“此刻”、战后努力与听证会的“以后“，一直到受勋仪式的终极“未来结局”。
这种复杂的毁灭认知与世界不认可带来的人生扭曲相结合，让他的内心始终处在最后一幕的状态：直到最后的受勋仪式，都保持了“受难”的心境，且内心煎熬程度甚至远超完美造福世界的普罗米修斯。这种抹杀式妥协换来的局限性成功，也对应了结尾传达的虚无感，以其“开放式结局”引导观众对此的辩证思索，进而触摸到奥本海默的受难心灵。
在结尾的时候，他的受难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化，来自于世俗之外部世界的打压，更有理想置于世俗中的内心折磨，来自于对生命毁灭的愧疚，对理想动摇的受伤，更有新加入的部分，来自于对必须亲手抹除理想载体“核研究”才能实现表面和平的巨大妥协之痛。他一直在对世俗妥协，最后牺牲自我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极致的妥协式“胜利”而已。

从起初到最后，奥本海默都无法成为完美的神明，也不能在世俗中实现“造福人类”的神之理想，只能得到含糊的妥协式结果。他在多个人生阶段中都就接收到预兆，也确实有所体验，只是不同于施特劳斯等自甘堕落的凡人，依旧要去徒劳地努力。他成为了普罗米修斯，一个想要将神力赋予人类的非神，但却终究不是具备此等资格的神明本尊，因此也就只能如普罗米修斯一样地陷入无尽的痛苦，成为“受难者”。
在影片的最终升华部分来看，人性才是诺兰给出的极致，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终极世俗，以人心嫉恨而引出了以阵营斗争为质询内容的听证会。阵营的斗争形式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但人性基于世俗一面的“嫉恨““暴力”“自大”等攻击性却是永恒存在的，这也引导了阵营斗争的永存，变化的只是形式而已。
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电影，也让诺兰做到了奥本海默未曾触及的事情。当他扔掉玩乐心态，拒绝用叙事把戏让观众露出廉价的惊讶表情，而是将之化为内存塑造与主题表达的途径，引发观众的深度震撼时，他成为了电影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