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故事感觉很轻，有些故事则感觉很重。是轻是重，不是靠情感的冲淡或浓烈、情节的小或大、纠葛的疏或密来决定的，而是由文化母题来决定的。笼罩故事的那个文化母题，决定了故事的重量。

《奥本海默》的文化母题，是“异教”，母题投射到人物身上，自然就是一个异教徒的故事。作者用古印度典籍《薄伽梵歌》、秉持玄学与神秘主义的修道院诗人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即是其作品）、艾略特的《荒原》来搭建这个“异教”母题的。事实上，科学在基督教体系中，总是与地中海东岸、中东欧的神秘主义、怀疑主义等异教因子脱不开瓜葛，是一种隐藏在基督教中的哥特式传统，类似于儒家体系里面的“巫”与“方士”。

ps：除了这三本书，作者还用绿色的毒苹果暗示了这一点。苹果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极为多义、且能够代表怀疑与神秘的意象或者符号，在这里，依旧是文化母题构建的工程性镜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