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作《奥本海默》，即将在中国内地上映。我今早便收到一篇微信推荐文章，说中国版的《奥本海默》早在24年前就被拍出来了，那就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为原型拍摄的《横空出世》。我很喜欢这部影片，既拍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保留了难得的真实与血性。李雪健饰演的冯石和李幼斌饰演的陆光达，皆是极典型的新中国式的英雄。不过，如果观众大多怀揣这样的期待去看《奥本海默》，只怕会收获比当年观看《敦刻尔克》还大的失望。

因为这是一部西方视角的传记片，电影依托的文本是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成功与悲剧》。除了普罗米修斯，另一个常被用来形容奥本海默的文学形象，是浮士德。自1960年代以来，奥本海默这个人物被众多西方作家和导演注意、发掘、一再演绎，绝不是凭藉其不朽功业或伟大人格（如我们对钱学森、邓稼先的认知），而是其身上所凝聚的古典悲剧意味，是个体与命运激烈碰撞后产生的那些纹理。诺兰这部影片，或许是这些作品中最宏大也最著名的，但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视角。

影片用两场听证会串联起奥本海默的四段人生：游学治学、领导曼哈顿计划、被美国政府调查并限制言行、最终获得平反，在此过程中，他的身份经历了从理论物理学家到核武项目负责人、再到犯有“思想背叛罪”的异见分子的起与落 。

影片中奥本海默的不幸，被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小人的嫉妒与构陷，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刘易斯·斯特劳斯，几乎完全沦为丑角。他因受到奥本海默一次公开羞辱，又因自卑对其素多无端猜忌，便鼓动同僚罗织材料进行告发，导致其遭受政府多轮安全调查，言行受制，晚景凄凉。加里·奥德曼饰演的杜鲁门总统，甚至班尼·沙夫戴饰演的爱德华·泰勒，这些曾站在奥本海默对立面的角色，在本片中的形象多可归入丑角之列。虽不免脸谱化之嫌，但确实让人更唏嘘奥本海默的境遇，叹一声：宁惹君子，不惹小人。

同时，影片试图用一种人文主义视角去拆解奥本海默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的弟弟、恋人、学生、妻子、可以“托妻献子”的邻居，几乎全部是左翼分子。他对共产主义的接触与理解，似乎就是建立在一束束鲜花、一场场宴会、一次次谈天、一件件生活琐事上的。那些麦卡锡主义者口中的叛国者，在他的视角中，首先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他关心她们的忧郁，也知道他们的热忱，他努力平衡感情与事业的关系，尽管最终失败的一败涂地。他在对手和亲人面前，都不时陷入一种颇为被动的境地。

如果说这部影片真有什么让我不满意的地方，除了那段滑稽的附会《薄伽梵歌》的床戏，恰恰便是奥本海默这种似有若无又贯穿始终的被动感。

基利安·墨菲的表演，无疑是教科书级的生动传神，但他塑造的中年奥本海默，仍不免有些被动。这种被动甚至影响到了影片中他对核武器的态度，让他过早的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影片中刘易斯·斯特劳斯骂奥本海默“根本不会为广岛或长崎人流一滴泪”（大意如此）或许是想抹黑他，而历史上的奥本海默，是真的痛骂过那些试图让他对研发原子弹表达忏悔的剧作家的，他绝不是一个“可悲的科学天才”。诺兰自然知道这些，也多次在影片中穿插奥本海默本人的台词进行呼应，但基利安过于生动的表演，让这一切变得暧昧起来——一种人文主义视角下特有的暧昧。

二

将奥本海默的悲剧，理解为科学家与他无法控制的恶魔进行交易（浮士德），或科学遭遇强权的剽窃、科学家受到政治的裹挟与惩罚（普罗米修斯），或任何人文主义视角下关于良心的自我拷问，在我看来，都是在弱化他的悲剧。

奥本海默一直在主动的接触政治，影片中他不顾同事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劝阻，早早将教职员工会的议题引入UC Berkeley，正是他行事作风的写照。他对共产主义的兴趣几乎不需要过多铺垫，就是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常有的政治倾向，尽管大多浅尝辄止。同时，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产品经理之一，奥本海默无疑具备出色的政治才能，他既能协调学者与军方之间的关系，又能迎合军方的产品需求，既能敏锐理解高级研发人员的意见，又能快速组织基层人员落实各项提案。二战结束后，他出任美国原子能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又积极谋求影响美国的核武战略和核能政策。

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有政治意见也有政治才华的科学家。他对核武器的开发与限制主张，都依据着严密的计算和现实逻辑，尝试给出不同时间点下的最优解：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保守的。前者是根据和纳粹的时间竞赛、和日本的战争损耗，后者是为了和苏联的博弈均衡。

奥本海默也应该是一个自信的人，影片中他的自信大多流露于治学阶段和研发原子弹早期，我认为其持续时间要再长一些。这种自信来源于那个时代赋予顶尖科学家的机遇与使命，那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影片镜头流泻而过，我们便见到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尼尔斯·玻尔、伊西多·拉比、维尔纳·海森堡，以及爱因斯坦、劳伦斯、费米、费曼、泰勒……一系列物理学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们在1930-1950年代的交流、协作、对立、竞争，无异于一场物理学界的链式反应，仿佛即将撼动人类文明的古老秩序。他们发现的规律、揭示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科学家们再也不是闭门造车的小人物，而是各国政要和军事领袖的座上宾，他们可以学者的身份联名上书、调整政府决策、影响国家竞争，奥本海默正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言人。伟大的阿基米德被一个小小的罗马士兵毫无意义的杀死，这样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了——在这个时代，伟大的凯撒也要向学者低下他高傲的头颅。

然而我们看到，积极的、自信的、功成名就的奥本海默，依然被一个个美国政府的小人物玩弄于鼓掌之间。基于最高理性所计算出的博弈，最终被生存本能所推动的混沌所吞噬——人类的和平，没有建立在奥本海默所提倡的对和平的向往与彼此克制上，而是建立在对死亡与毁灭的恐惧与彼此威慑上。人们甚至开始恐惧有政治主张的科学家，他们要求学者是政治中立的，仿佛政客比学者更理解科技的用处，更能维护自身的安全……

从这个角度讲，奥本海默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以他为代表的积极参与政治的科学家们，进一步论证了一战、二战已经揭示的一种悲剧性：从乞求雷电带来野火，到掌控雷霆开天辟地，人类的理性照亮了这个世界的很多角落，但依然照射不进内心的黑洞。这不是道德或良心的问题，而纯粹关于本能——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跨越的本能。

三

我认为诺兰的《奥本海默》是有指向这种更深层的悲剧的，他在采访中就提到过，他承认核武器的开发对人类一场不可挽回的灾难，但在顶级科学家的视界里，一切会是另外一种答案，而我们显然无法走入他们的视界（大意如此）。

但诺兰显然无法从奥本海默本人身上找到任何对抗悲剧的答案，人文主义无法解释他的悲剧，但仍不失为一种通俗的价值倡导，所以影片最终的格调必然是暧昧的。荧幕上的奥本海默，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他本人拒绝承认的“受难者”，念着有些滥俗的“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脑海中翻滚着吞没世界的灿烂火球，等待着世人的注视和宽恕。

我最喜欢的两个片段，都发生在拉斯阿拉莫斯的午夜。第一场戏，是奥本海默和劳伦斯来到阿拉莫斯的山丘荒野上露营，黑夜漫长，山野荒芜，只有群星闪耀，他们畅想着科学与人生无限的可能性。第二场戏，是奥本海默和许多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同事，一起焦灼的等待三位一体实验试爆，夜色苍茫，人头攒动，又四下寂寥，最终，夺目的光焰占据了整个夜空，仿佛要溢出荧幕。

这实在是两幕绝美的象征与对比：曾经空寂无人的沙漠中心，如今已是美国最高规格的核武实验基地；曾经的满天星辉，如今已汇聚成一瞬日光。这是理论物理学窥望政治话语权的前夜，也是科学家引领人类前行的终夜。从此以后，科学的处女地不再属于任何科学家的私领，那颗灼心的烈日下，也不会再有兀自闪烁的星辉。

2023年8月。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书影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