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最近在烂番茄（Rotten Tomatoes）网站评选的25年最佳导演票选中胜出，奠定了他在影迷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蝙蝠侠三部曲”到《盗梦空间》（2010）再到《星际穿越》（2014），诺兰在中国也收获了一批粉丝，他的这些作品也被影迷们乐此不疲地提及。

从2017年《敦刻尔克》开始，诺兰将视角从宏大的科幻叙事转向了历史与现实，利用过往拍摄所得的精湛经验去结构现实主义影片，形成了一种现实叙事和工业视听相结合的“诺兰式”方法，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此番诺兰延续此前的现实叙事法，将目光聚焦于传记片这一类型片种，以历史现实来关照具体的人，成功地实现了好莱坞工业体系中传记片的迭代，可以说，《奥本海默》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好莱坞类型片一直都有各自的类型法则、符号与叙事惯例，传记片也不例外。如果将好莱坞传记片粗略地分类，可以分为历史叙事和纪录这两大类。前者以詹姆斯·马什（James Marsh）《万物理论》（2014）为代表，将历史人物进行还原式描写，后者以去年的金狮奖得主劳拉·珀特拉斯（Laura Poltras）《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为代表，选取历史材料、通过真实的纪录来还原特定的人物。《奥本海默》可以看作是第一类传记片的变体，诺兰导演通过他自身的辩证法以及独特的视听语言，将“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生平和主要成就呈现为一种“创造性解读”，以此来革新好莱坞传记片的写法。

一、 诺兰的辩证法：伟人的多面性

诺兰延续了“蝙蝠侠”的传统，或者说，他坚持了一个艺术家对一个特定对象的独特的理解和解读，将人物描绘得更加立体化和复杂化，并且充满人性。《蝙蝠侠》的做法是将漫画中的反派角色赋予更多维的人格，并将其视为和正面角色对等的一个“人物”去着墨。在《奥本海默》当中，主角天生的光环（相对于传统传记片来说）被消减了，他被描绘为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并且充满愧疚感的角色。

在影片中，奥本海默出于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参与了原子弹制造的项目，并且作为领头人组织了一批科学家汇集到偏远的小镇上。当试验成功时，也就是原子弹爆炸之时，整个团队都在为之喝彩。之后的叙事可以说急转直下，奥本海默对于美国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的结果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加之被人设计和暗算、被国家抛弃，他那微妙的心理变化在巨大的历史事件中变得不值一提。

但是，诺兰的做法是，以影像化的方式将这一心理变化画上了着重号。他不是想要一股脑地歌颂伟人的功绩和对科学的盲目自信，而是想要发掘一个“人物”，一个具体的人。奥本海默其人充满了“侧面”，他并不如《时代周刊》上一样，只有一种面貌，而是同时有着情感和心里愧疚的真切的人。诺兰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将其融入传记片的历史叙事当中，成功地实现了其一以贯之的辩证法。

二、 视听的巨大化：面孔、声音与奇观

如果说《奥本海默》的叙事结构（三线交叉叙事）以及黑白画面的使用都是作为一种“噱头”存在，是诺兰玩的一个花招，那么，影片中的视听语言表达却凸显了诺兰的野心，留下了他标志性的“作者印记”。

首先，诺兰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坚持实拍的导演，在《奥本海默》当中，他选取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作为拍摄地，而非摄影棚，还原并建造了1942年的洛斯阿拉莫斯小镇。真实的场景构建给了诺兰电影一种超凡的质感，如同他对胶片的痴迷一样，都是一种“迷影情结”的心理。

其次，《奥本海默》中突出了“面孔”的重要性，摄影机直抵人物的面孔，仿佛要直接进入他的内心。这种影像表达属于伯格曼式的心理探索，诺兰将面孔放大的结果是，观众能够更加进入人物的内心情境。

再次，《奥本海默》中充斥着巨大的音响和音效，在结构影片的叙事过程中，声音充当的不仅仅是辅助叙事的角色，而且拥有延展叙事的功能。巨大的声音设计让观众更能够身临其境，感受人物内心的变化。

最后，诺兰对于奇观的追求在现实主义的传记片当中变得更加切实，原子弹爆炸的场景被各类大小的镜头结构，光线充盈着银幕，给观众震撼之余也将奇观进一步地历史化和现实化，实现了对于历史人物的创造性解读。

我们可以期待《奥本海默》会在明年的奥斯卡上获得优秀的成绩，毕竟传记片一直以来都是学院派的倾心对象，况且，诺兰对于传记片的革新成为了不容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