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曾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但透过他无比忧郁的眼睛，我们知道，他饱受折磨的灵魂永远无法获得安宁。
在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眼中，《奥本海默》并不是一部只聚焦于一位伟大科学家的传记电影，更非一部讲述原子弹诞生过程的编年史，他给出的注解似乎有些意外——这是一部恐怖电影。
鉴于这种解释，我们可以立刻想起片中颇具恐怖意味一幕：一群人正在讨论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计划，其中一个官员用毫无波澜的语气拒绝了把京都作为轰炸目标的提议，因为这座城市“对日本人来说具有文化意义”，而且，他曾在那里度过蜜月。
这段对话之所以让人惊惧，是因为它的展现方式——这些真正的死神，轻松地坐在沙发上，如闲谈一般决定着一项足以改变人类的杀戮行动。与《万湖会议》构建的那种不露声色的窒息感一样，诺兰并未特别强调这一幕的重要性，但它所引发的“链式反应”却摧毁了奥本海默的一生。
三条时空线的精密套嵌与交错延展，再次显现了诺兰的才华：在以线性铺展奥本海默成为“曼哈顿计划”项目主理人、成功研发原子弹的同时，诺兰用黑白与彩色影像的交叠，植入了1954年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和1959年参议院听证会两大事件——前者几乎是对奥本海默实施的一场人格暗杀，而后者则揭示了前者背后的肮脏秘密。必须赞叹影片高妙的剪辑手法，在导演刻意弱化所有时空标识的前提下，你可以精确无误地捕捉到一切关键信息。
从篇幅布局来看，两个小时海量对话所缝合起来的信息量，或许会对观众构成不小的挑战，但诺兰的“算计”总是如此精密：他将发生在沙漠里的“三位一体”核弹试爆场面，放在了影片的“黄金分割点”——这场仿佛要灼穿大气层的壮观爆炸，以入侵式的镜头还原了如梦魇一般的烈焰形态。奥本海默的脑海中闪过一句诗：“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奥本海默激烈的内心交战得以打响，我们和奥本海默一起，仿佛被从银幕里伸出的手勒住脖子，在狂热的声浪中做着徒劳的挣扎。
诺兰在展示核爆场面的美学选择，大胆而极具征服性：全片只此一场爆炸场面，既合乎“光先于声”的物理原理，又在此基础上，将高反差的极致静音延迟到了半分钟，当巨响瞬间穿透耳膜，你很难想象所有人面对“科学猛兽”首次降临人间的那一刻，究竟是兴奋得意，还是忧伤恐惧。
在诺兰给出的视听语境中，你一定会选择后者——因为在接下来排山倒海的“地板声浪”中，从山呼海啸中走向讲台的奥本海默，每一秒的语无伦次，都是噩梦在作怪。
对于为何没在片中正面展示广岛和长崎被轰炸后的惨烈景象，诺兰曾轻描淡写地解释道：因为片名是“奥本海默”，所以他希望更聚焦于人物。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这暴露了诺兰的“怯懦”。
事实上，但凡仔细观看影片就会发现，这种刻意隐去核爆创伤画面的做法，恰恰可能是诺兰反复斟酌，以期蕴蓄更高惊悚能级的结果——在奥本海默的幻象中，狂欢人群消失在核爆的强光里，伴随着从末日传来的骇人呼喊，他一脚将烧焦的尸体踩得粉碎。
我们曾在《终结者2》里直面过核爆的地狱场景，但本片却选择了与《利益区域》异曲同工的处理方式：奥本海默耳中的悲剧新闻，就如后者远处的焚尸浓烟一样，让人寝食难安。
正如奥本海默曾打算用一颗毒苹果害死导师，最终反悔一样，矛盾和焦虑跟随了他的一生。事实上，这也是全人类不得不面临的矛盾和焦虑。
核武器终结了二战，但也因此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场永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将会让人类走向毁灭——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成了聪明过人的奥本海默永远的困境：他先于别人找对了原子弹的研究方向，也是最先觉察到了“胜利”背后的可怕隐患，只是，在历史和政治的漩涡中，他只是杜鲁门嘴里的“爱哭鬼”，是被莫须有污名攻击的反叛者，直到去年——在奥本海默辞世55年之后，他才被撤销1954年吊销安全特许权的决定。所以，我们可以再次确信诺兰拍了一部“恐怖电影”。
《奥本海默》汇集了众多好莱坞实力派演员，他们的表演能量足以制造一颗“核弹”。但诺兰可不是为了让观众“数星星”。这部群星云集的严肃电影，让每个角色都从封存的历史中走来。曾在诺兰众多电影中担当黄金配角的基里安·墨菲，此次成功扮演了最耀眼的奥本海默——他时而冷酷无情，时而充满负罪感、时而又脆弱崩溃，夺目而细腻的表演足以让观众共情；“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用脱胎换骨的震撼演技，将施特劳斯不断膨胀的恶意充满了整个银幕；马特·达蒙饰演的格罗夫斯将军，犀利而又不失幽默；扮演奥本海默妻子的艾米利·布朗特，则是全片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她在听证会上的精彩表演值得褒奖。
长达三小时且人物众多的《奥本海默》，并不是那种沉闷到劝退观众的电影，你更无需如传说中的那样——必须提前补习原子弹的相关知识才能走进影院。相反，这是一部可以让人重新相信电影的电影，只要足够专注，精妙的对话和出色的配乐，足以把观众带入到诺兰创造的银幕世界中。你会发现，即使地平线上没有冒出蘑菇云，你也会时刻保持清醒，决定和奥本海默一起抵御来自那个世界的黑暗。
原载于《荔枝锐评》 文/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