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手册》评论出来时，好奇去找来那集《双峰》看，对比之下，同样核爆场面，诺兰似乎只想做供科技馆巨幕影院放映的科教片，至于“在巨大的脚踏船上兜圈子”，从听证会绕回听证会并在同一纬度问题上纠缠，诺兰只为做结构上的“复调”，我们已经见过可以倒过来演奏的卡农（《记忆碎片》），他在《敦刻尔克》开始尝试的是三声部，而这部因为他的起点基于奥本海默和斯特劳斯两个视角，所以他需要最终绕回这两个人物，甚至不惜牺牲之前大量上层军政视角的铺设，又绕回这两个人物作为对手的存在，而在这期间其他人物如同穿插而入的各种声部，并让观众看到两人在各自不同形式中，不断达到其自身的临界点，心理破防，崩盘，湮灭。一个人的对手的性质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观点的表达方式。斯特劳斯视角的台词大部分是虚构的，带着当年麦卡锡意识形态下的主观假设，为其完成一套伪反派式的叙事，并正如诺兰自己提示的那样，斯特劳斯像《莫扎特传》中的萨利耶那样，在问询官员（神父）面前揭露自己的平庸，猜忌和险恶，而与此同时，奥本海默的境况同样糟糕，最终在面对自己曾在A Bomb和H Bomb问题的双标下接受道德和灵魂的拷问。斯特劳斯是和科学沾边的红顶商人，他投资实验室，支持核弹研制，奥本海默是参与政客游戏的科学家，两个都爱国的犹太裔美国人，为了证明自己在上层建筑的地位，最终因为权势斗争走向了对立面。
奥本海默视曼哈顿计划为自己的职责，并赋予某种接近于科学家天职的意义，而爱因斯坦则告诉奥，忠诚于某个上层建筑没有意义，以及因此而衍生的职责同样没有意义，事实是当奥本海默越接近上层权力中心，他越变得丧失自我，遂而成为了彻底的工具人，因为他的意志和能力不足以和强权做斗争，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神，也已经变成了当权者。当洛斯阿拉莫斯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反对将原子弹投放城市，仅支持对一座空岛进行示威袭击，并集体签下了希拉德请愿书时，正如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奥本海默一手推开了请愿书，镜头给了远处军方的车辆，也许在这一刻，奥本海默知道军方坚持投放的决心，也知道这份请愿书注定不会起任何作用，如果我们去更深一步地探索，另外一条和奥本海默相近的平行线故事是格罗夫斯曾因为憎恨希拉德，认为请愿书会削弱其他他科学家的积极性并危及机密，于是在那个夏天试图收集证据，证明希拉德存在安全隐患，让他退出曼哈顿项目，而当年奥本海默勉强支持了这一举动。他还确保请愿书永远不会送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从而导致当时总统在做最终决策时手头并无其他选择，尤其在1945年一次关键的决策会议上，奥本海默并没有反对以平民为目标的原子弹投放决策，而只是关注于炸弹的视觉效果和同时打击的可行性。当格罗夫斯获得批准将希拉德等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从该项目中清除时，他也保持了沉默。因为从奥本海默的视角认为，他试图用这些背叛换取了一个承诺，即苏联将被明确告知核弹及其计划使用情况。这些讨论意味着苏联不会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措手不及，从而刺激军备竞赛。但相反，在三位一体试验成功后不久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与斯大林的会面中，只是漫不经心地、含糊地提到了一种新武器，并没有与他的对手进行认真的讨论。这与当年玻尔提醒奥本海默原子弹一旦研制出来后要当心上层用于军扩的问题，奥本海默对其做出承诺的军控限制问题付之东流。这里影片中只是一笔带过，以至于这句残言片语留下的动机都很难确定。而战后，杜鲁门将请愿书列为 "机密"，因此希拉德也无法向媒体公布请愿书。
就事实而言，奥本海默背叛了许多人，不仅仅是片中提到的那些，更多的是当年签下希拉德请愿书的那些科学工作者们，相对于奥本海默后来越来越变成御用科学家，这批科学家在恪守研发职责的同时拥有更强烈的道德底线，片中有个细节，当时被奥本海默拒签的希拉德请愿书，泰勒却愿意签，这也许是片中诺兰对于这两人区别的一个晦涩的表态，就是对于追求科研和实际应用，泰勒显然比奥本海默更清楚，其中的区别和人性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你已经是个政客了”，这句台词这也是通过泰勒点醒观众的。奥本海默驳斥氢弹研制的理由一直是氢弹即便造了也毫无用武之地，但是显然泰勒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应用。当年左右奥本海默所作所为的是即将到来的胜利和欢呼（跺脚声），我很想串联双峰说他其实脑子里有个Bob（Bomb)，直至当这个声音真实想起时，成了他后半生噩梦的开始，而当听证会上再次在他脑海中响起时，正是他彻底破防之时。诺兰似乎很努力在表达这层叙事的影像逻辑，这是一场复调中呈现不同形式变奏的动机线，诺兰很多立场其实是埋藏在这些小细节的视听元素中，有时也许必须对比历史细节才会得知作者意图，也许他只是顾及对位剪辑故意缺失了很多。根据史实截至1954年，作为政府科学家代言人的奥本海默因为政府决策导向支持氢弹，显然氢弹问题在现实中并不是那场听证会的主題，因为在听证会上，奥也支持氢弾。而那场灵魂拷问实质就是一场半虚构的重头戏，并且以其自身彩色视角呈现，即便没有检察官，他应该也被自己审问过无数次，所以纵观全片，诺兰表达的奥本海默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也许他也和斯特劳斯一样，在某些方面被自己的野心和欲望反噬了，相反彻底打败奥本海默的也不仅仅纯粹是因为斯特劳斯为报个人私仇，终究还是当时美国军政层面的强大权势导向，即便连麦卡锡主义都仅仅是借口，格罗夫斯当年用在希拉德身上的，自然斯特劳斯也可以用在奥本海默身上，而且算是个惯用伎俩，因为反对研制氢弹很显然触动了军方的利益和立场，无论奥本海默是出于对波茨坦会议的失望，还是怕自己原子弹之父的地位遭受到动摇，军方只是为了扫除路障。但是最终真正让核协约得以推广，让奥本海默得以正身的恰恰是当年那批在最前期签希拉德请愿书，反对核扩散的科学家们，他们同时坚持科学也坚守科学使用的限度和纬度，但在片中仅仅被David Hill这个角色代表了，而当年由于对奥本海默的审判曾造成了一场空前的道德危机，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493名科学家，在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另外214名科学家分别签署了抗议声明。但在影片中这些真正代表正义的科学家们对政治迫害的集体反击被抹去，只剩下David Hill在针对斯特劳斯听证会上以一种个人对个人，以牙还牙的模式完成了某种报复。
这部电影最大的悲剧也许不是某个个人的，而是当年就投放原子弹决策时，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作为最有话语权的参与者被集体“失声”，半傀儡的奥本海默沦为政府的“声音”，一半为自己一半为军方地讲述广岛叙事逻辑，而格罗夫斯从开始就知道投放目的是为了威慑苏联，而不是单纯为了停战，因为在投放前几个月苏联就已经参与作为中间人和日本谈投降条件，但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我们，依然感受到了那种“失声”，依然感受到了某种遮遮掩掩，依然还是只能听到仿佛是被迫无奈之举的广岛叙事，甚至导致日本方面认为这部电影作为美式主旋律的标签过于严重，既没有对广岛叙事加以驳斥也没有更坚定地反核。
但是幸运地是，也许正是由于电影的热映，美国很多相关的科学家和学者开始反思这些相关的问题，并给予历史一个相对客观的叙事视角和纬度，在一些问题上不应当如此模糊且测不准，即便我们同情当年当事人的处境和境遇，但某些巨大的灾难，实在不允许再出现第二次甚至引发新的核危机，因为这不单关乎科学家自身人权的维护，更关乎在全球化关系不稳定时期有可能发生的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巨大伤害。
奥本海默依旧是一个诺兰《黑暗骑士中》的双面人，但对于这样一个重量级的科学人物，诺兰还是尽量想把他塑造成光明骑士。而面对希拉德请愿书的再次失声，诺兰会不会也会像奥本海默那样逐渐成为好莱坞的御用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