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诺兰当之无愧是当今好莱坞时代最成功的商业导演之一。
他的的电影在商业片领域依旧散发着独特的迷人气息。
纵观诺兰的职业生涯,他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关于悲情英雄的,也就说,他沉迷于这种悲情英雄的叙事。
《盗梦空间》,其实是一部现代版的“奥德赛”。柯布这个盗梦者,他和古希腊英雄奥德赛一样想回家,与奥德赛经历的精神磨难不同的是,他需要克服自己的梦境,才能回家。
《星际穿越》,那个被困在“五维空间”的前NASA宇航员库珀,是一位伟大的太空英雄,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因为对女儿的爱,以幽灵的身份在未来激发了女儿拯救了人类,所以他既是一名英雄,又是英雄之父。
《蝙蝠侠:黑暗骑士》系列三部曲则是诺兰这种英雄叙事的开端和典型。
《黑暗骑士》中蝙蝠侠被塑造成一个为了拯救哥谭市自愿隐身于黑暗中的悲情英雄,因为他这种无私和慷慨,使得蝙蝠侠成为最具魅力的超级英雄。
而这部新作《奥本海默》,在电影一开始,就预设了悲情英雄的人设。
因为电影开头,把他比喻为世间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而被天神绑在岩石上惩罚。
可以说,这种叙事是非常迷人的。
从人类文明开始,我们就从未停止过对英雄的歌颂和崇拜。
你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部落的文史典籍、民间传说中均可以看到、听到。
这种对英雄的歌颂与崇拜,从深处说,是源自一种逃避和自恋。
许多人活在世上一辈子普普通通,碌碌无为,在时间的残忍直视下,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聊。
于是,我们幻想出一种人间的“神”,也就是英雄,来和时间对抗。
在英雄的高大身影下,我们得以隐身,得以忘却自己的存在,以逃避时间的直视和追问。
关键是,当我们陶醉于英雄的高大身影中时,我们自己好像也变得高大了。在这种金光闪闪的幻想中,我们的精神得到了某种满足。也就说,最终,我们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自恋。
当奥本海默对着他的初恋琼用梵语念出那句“我将变成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时,你以为诺兰要讲一个“双面英雄”的故事,结果发现,他依旧在讲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的故事。
也就说,诺兰对奥本海默是悲情英雄的感情要远远大于他是世界的毁灭者的感情。
因为,整部电影从头到尾,都没有在个人立场上对奥本海默进行批判。
而奥本海默本人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只能更加凸显这个英雄本身的悲情色彩。
体现在镜头的视觉语言上,就是整部电影分为黑白和彩色两部分。
彩色部分是奥本海默主动的人生。
也是在发明原子弹之前,他的人生是彩色的,有生机、有活力、有无限可能。
黑白部分是奥本海默被动的人生。
发明原子弹之后,他的人生被定性了,陷入了道德困境和政治迫害之中,无奈挣扎,趋向于死寂。
而这种被动的人生基本上是由他的对手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刘易斯·施特劳斯一手策划而成的,所以只要刘易斯·施特劳斯出现的有关镜头都是黑白的。
而他的阴谋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能只手遮天,而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麦卡锡主义”大肆盛行。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你的政治立场只有对与错,也就说政治生活上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
“麦卡锡主义”虽然由麦卡锡本人提出并发扬光大,但是它却是美苏冷战的产物,是当时世界两大政治阵营对抗的产物。
在这种时代背景面前,无论路易斯·施特劳斯还是麦卡锡都是棋子,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当时的时代或者两大阵营的高层政客们。
最后,他与爱因斯坦的对话,也说明了这一点。
人的成就可能超越那个时代,但人的肉身无法脱离那个时代,哪怕你是天才也不能幸免。
奥本海默也好,爱因斯坦也罢,他们终将无法自己的历史宿命和时代困局。
诺兰这种戏剧性的表现手法,凸出了刘易斯·施特劳斯的嫉妒狭隘,阴险狡诈,另一方面反而强调了奥本海默的伟大和无辜。
电影对此,有多处呈现:
奥本海默的朋友伊西多·拉比在听证会 上质问在场的所有人:“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奥本海默这样一个取得如此成就的人折磨不休?”
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也是奥本海默的同事,直接对听证会的人说“如果你们要审判奥本海默,先审判我吧”。
最后,甚至要帮助刘易斯·施特劳斯竞选的参议院助理都被奥本海默的人格魅力折服,而怒怼刘易斯·施特劳斯“人们做正确的事需要理由吗?”。
尽管,在商业上,这种悲情英雄的叙事是沉浸式的,非常迷人的,但是它始终没有超过好莱坞“英雄叙事”的范围。
因为,诺兰的这种悲情英雄的叙事,它的自我感动远远大于他的自我反思。
我的意思是,奥本海默作为一个天才的科学家,他的主动反思在哪里?
因为奥本海默在研发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表现出对原子弹横空出世的担忧。
爱因斯坦预见到了,所以,他害怕,他逃避,因此,拒绝讲他的理论付诸实践。
奥本海默的朋友伊西多·拉比也预见到了,所以他一开始拒绝加入“曼哈顿计划”,他说自己不想看到“三百年来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演变成一个可怕恶可武器”。
而奥本海默作为一名天才科学家,他不可能没有这种预见性。
电影中,他好像完全被正义附身了,仅仅为了打败德国,而一心一意研发原子弹。
原子弹研发成功后,他又立即陷入道德困境。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转变因此显得非常突兀。
影片为了突出这种英雄的悲情和伟大,并没有出现广岛、长崎二十二万受灾民众的纪实画面。
也就说,在“世界的毁灭者”面前,被毁灭的对象消失了,是不在场的,是不存在的。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与英雄相比,这些受害者微不足道。
鉴于此,也能解释为什么《奥本海默》无法在日本上映的原因。
影片,还有一个地方转变的非常突兀,就是听证会上年轻教授为奥本海默翻案。
《奥本海默》这里的戏剧表现,让我想起了弗朗西斯·科波拉的《教父2》很像。
但是弗朗西斯·科波拉是怎么处理的呢?
麦克让人从西西把那个叛徒的哥哥接到听证会现场,叛徒法兰克看到自己哥哥的那一瞬间,就开始犹豫了。
《教父2》中法兰克看看哥哥的时候,很快低下头,一方面,他羞愧,因为作为西西里人,他出卖自己的同胞。另一方面,他知道哥哥作为人质在麦克手中,为了哥哥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他不得不改口供,为麦克辩护,然后故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转。
而《奥本海默》中那个科学家希尔他为奥本海默翻供的动机不足。
他们在此之前也并无什么密切交集 ,仅有的两次会面,希尔作为西拉德的助理出现,奥本海默对他表现的非常傲慢无礼。
所以,希尔为什么要为奥本海默说话呢?
而且,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许多科学家因为信仰问题失去工作,他就不怕丢掉工作吗?他就不怕报复吗?
最后,电影结尾,电影再次抑制不住地表明了奥本海默的悲情与伟大。
当奥本海默的妻子凯蒂质问“你以为自己不反击,世界就会原谅你吗?”
其实,诺兰再次点题,回应了电影的开头,“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他意思是说,奥本海默为了人类甘愿接受苦难的折磨。
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对爱因斯坦说出“我们是世界的毁灭者”时那么平静,你甚至感受不到他的愧疚,反而像一种傲慢式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