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法国电视台采访

记者：如今，科学带来的后果，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不可估量。我们想知道学者是否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清楚科学发现的分量，这是否会给学者带来一些和其他人不同的责任？

奥：我认为是有的，但没有很多，我认为学者应该追求真理，如果他找到了真理，就应该解释和传授真理，他应该确保人们能准确理解他的发现，通常来说，为了做到这点，学者会通过出版，写作，演讲等方式，有时候，会出现法律或公理不允许发表研究结果的情况，因为这些结果很危险，但是学者需要确保他已经准确地向政府、负责人解释他的发现，在他们不了解的情况下， 他要不停地解释、说明，最终让政府意识到，公开发表是更好的，坦诚是更好的，向公众解释这些自然规律是更好的。但有时候学者无法做到，每个人都有责任在身，但学者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要寻觅真理，还要公布真理。

记者：在面对一些问题时您是怎么看待学者责任感的？您会不会对遵守他产生质疑。

奥：我有过质疑，在实践中我们都产生过，但在认知上我们都是赞同的。实践中，我们会面对包括人文和政治等多种现实选择，学者态度也会产生差异，但至少我们需要努力去探求真理，同时明确我们在哪些方面足以了解真理。我对包括原子弹等许多实践都质疑过，但这种质疑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学者。

记者：公众有时会反对，或者说我们有时会听到一些人提出观点，科学发展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是否停止科学研究更好？我们是否可以停止科学，就像停止一部电影拍摄一样。我们能够或者需要让科学止步吗？

奥：我们的回答可以肯定，也可以是否定。但我认为，不能知道我们可以知道的事，这本身是一件坏事。不能接触那些我们可以接触的知识很糟糕，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要准备好所有的依据科学理论能够实现的事物所需要的技术和工具，也不能做出科学允许下能实现的所有坏事。我不认为应该停止科学研究，如果我们这样，别人也会这样，我不认为这是道德的。因为知道自己所能了解的事，并且和这些知识共生，是人类的命运，这是一个艰难的命运，但如果我们逃避这种命运，不尝试和知识共存，我们就不能称为人类。

LR：我们不能停止科学，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活动之一，人生来就是要探索和获取真理的，就是要寻求新的自然法则和获得新的体验的，这是人类不可否认的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穷尽所有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行为，我们可以猜测，有时可以猜测一些实际应用。对于研究者来说，短时间明确和权衡后续的所有可能性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不能终止科学，尤其是这种情况下。

奥：因为研究者对所有后果一无所知，但我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求知。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利用科学制作相应的工具、机械和付诸实践就都是合理的。这是一个关于人、关于全人类后续行为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记者：您多次提到，学者的责任是向更多人传授他的知识，您认为世界上所有民众都应该对您称为“原子新闻”的东西以及原子战争知情吗？

奥：我认为是的，这已经不是科学的范畴，这是实践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政府的行为，我认为，人们对于原子战争是什么样，又一个清晰的有依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政府有责任确保民众知道可能发生的事，并向他们解释这是什么。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质疑，如果民众知道所有事，他们会失去勇气，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勇气在于面对事实仍谨慎又大胆，而不是逃避和隐藏真理。

记者：您认为保障公众知情权的责任不在学者身上而在政府身上？

奥：显然，很多事情都是秘密的，但有时可能需要违反法律，这难道不是一个好习惯吗？

记者：您支持还是反对保密？

奥：和所有学者一样，我希望秘密不复存在，保密会带来不便，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保密会有消极影响，我希望人类历史不久后会出现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一个坦诚开放合作的时代，一个普遍热爱真理的时代。

LR：保密会带来不便，科学家认为，当我们开始保密，会有很多坏处，第一，科学不能像他本该的那样发展，因为有的团体在研究时根本不知道隔壁在干什么，我们没法合力，没法一起讨论研究课题。第二，那些优秀的年轻人我们找不到他们在哪，一切都被保密标签给隐藏了。第三，政治势力对科研的介入，会严重损害友爱氛围，而这恰恰对科学发展必不可少。最后，在一些领域是不存在秘密的，比如宇宙射线，但我们保密的领域比想象的多。

记者：您认为，在一个国家，科研和科学的发展和这个国家的强大是成正比的吗？

奥：我们可以用一个国家的科研贡献来定义一个国家的实力，但如果用国家的富足程度和权力来定义差别就很大。在被罗马征服后，希腊仍处于科学前沿，如今，借助凤毛麟角的人才，有的国家在科学上的贡献可以远超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所能带来的贡献。比如丹麦有伟大的玻尔教授，但丹麦并不是一个大国。

记者：您认为国家和政府对学者的态度应该如何？

奥：我的想法可能不太务实，我认为政府需要爱学者。

记者：法国人经常引用一句爱因斯坦的话，要是能重来我宁愿当一个水管工，您呢？

奥：我很庆幸我是人类，以人类的生命来说，不存在重来的条件，所以这个问题就不用我回答了。

1965年美国记者采访奥本海默

记者：你认为美国使用原子弹是必要的吗？

奥：我相信，我当时从许多人那里，尤其是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上校，了解到的观点是，他们认为我们结束战争必须打到日本本土，这将会带来巨大的伤亡，大量美国人和日本人被残酷屠杀，这是他们真诚地、遗憾地根据当时掌握的证据得出的有力结论，相对于那种选择，我认为使用原子弹是一个巨大的解脱。世界大战开始于1939年，数千万人在战争中丧生，我们见证了野蛮和堕落，而这将不会再发生于20世纪中叶，以这种方式结束战争当然是残酷的，但不是草率的，时至今日，我仍不相信当时会有更好的办法，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更好的答案了。

记者：尽管历史，向我们证明了这个决定是合理且不可避免的，但还是有许多像你一样发明原子弹的科学家仍为此感到内疚，是这样吗？

奥：我不想替别人说话，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认为，当你在造成了超过十万人死亡和相当数量的人受伤中发挥重要作用时，很自然的你不会认为那是件轻松的事，我相信有伟大的理由这样做，但我不认为我们的良心应该会坦然。科学家走出研究自然那部分，了解自然的真相，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很久以前我就说过，物理学家知道罪恶，这是任何粗俗和幽默都无法抹去的粗鄙感觉。我指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造成的死亡，我意思是，我们知道，骄傲的罪过，我们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历史进程，这很大程度证明，我们曾经骄傲的认为我们知道什么对人类有益，我认为这在许多肩负责任的人身上留下了印记，这不是科学家的本职工作。

当原子弹成功引爆，有人大笑，有人哭泣，更多人沉默不语，我仍记得印度教经文《薄伽梵歌》里写道：

守护之神试图说服王子，承担他应尽之责。为了让王子铭记心中，他张开双臂说“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科学家大概都用不同方式思考过这个问题吧？

但是，自私的人是从来不会认为自己自私的，邪恶的人也是从不会内疚的。

对于像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而言，尽管某种程度承担了死神的角色，他们的本职工作或本意却从不是这些，但他们却背负了许多不该的责任，污蔑，审问，责骂，然后平反。

多年后他们拍拍你的肩膀，握起你的手，对你道歉，颁发给你徽章，在你耳边说，做得好。

但这一切并不是出于对你的尊重，而是出于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形象。

对于科学家而言，政治和权力本不该成为限制他们的篱笆甚至负累。

探索和追求真理是人类无可回避的命运。

发现和使用知识这样的事总要有人承担。

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需要做的，是勇敢接受并想办法应对。

回到原子弹和氢弹，

当我们进入核武器时代，我们知道，一切将大不相同。

这是个发达又脆弱的时代。

错误从来不在科学或研究者本身，而在于人心。

事实上，这个世界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秘密，存在秘密的，是人的想法和意图。而这些，并不是科学家可以把握和应该把握的。

我认为人类未来安全的唯一希望就是以信心和诚信为基础，与世界人民一道展开合作。